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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月4日，在一趟从普罗旺斯去巴黎的车遭遇车祸，车上坐着三年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贝 · 加缪。在他随身的手提包中，人们发现了他未完成的小说手稿《第一个人》
加缪曾说，他无法想象还有比死于车祸更无价值的死亡了，这也正是他的死法。就像是上帝开的玩笑，把自己的哲学思想称为“荒诞主义”的加缪以一种荒诞的方式离开了世界。
20年前，刚刚从老家阿尔及利亚来到法国巴黎的他在日记本中写道“异国，我承认，我发现一切都很陌生，很异国”。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在他的半自传小说《青春》中也提到过那种从殖民地来到宗主国时的异乡感，曾供职IBM的库切写道“反正，他不能让IBM的女孩子知道他是个诗人。她们会在她们之间咯咯地笑他，她们会把这事传遍办公大楼”也许正是这种疏离感，让加缪创作出了《局外人》
《局外人》正是让加缪走红的作品，刚一问世，他马上就进入了法国出版界的视野。直到今天，各大图书、电子书平台的首页还经常能看到这本书，而且不仅有不同版本不同译者，连同一个译者的不同版本之间都有很大不同。
简单来说，《局外人》记述了一桩谋杀案，主人公默尔索枪杀了一个阿拉伯人，而且致命之后又开了四枪。这并没有什么新奇，有趣的是主人公默尔索。
《局外人》第一页第一章第一句话，“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楚”。这是享誉文学界的开头，短短十几个字，把默尔索疏离、无所谓的性格描写的淋漓尽致。
女友玛丽问默尔索要不要结婚，默尔索的回答是结不结婚都行，如果玛丽要，那就结。“我给她解释说这无关紧要，如果她希望结婚，我们就结…她认为结婚是件大事，我回答说不”。
默尔索的表现，就像王小波笔下被槌骟过的牛，无可无不可。
20世纪战后的欧洲，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人们心中充满幻灭，存在主义作为救世哲学应运而生。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总结到，（萨特的）存在主义有三项原则：“存在先于本质”、“世界荒诞，人生痛苦”、“自由选择”。
默尔索正是“存在先于世界”“世界荒诞，人生痛苦”的表现。
萨特作为存在主义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在他的存在主义诞生之初受到了欧洲文化界的广泛质疑。左派法共和右派教堂双双对他开炮，他因此发表了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我非常喜欢演讲中一段对“存在先于本质”的解释。他举例说我们使用的锤子，是先有的锤子这个实物，还是先有了锤子的意义呢？我们发明并制造锤子，因为我们需要把钉子订进木头里去，所以在锤子被制造之前，锤子的意义就已经有了，即它是为了把钉子订进木头而生的，这便是它的意义。
那人呢？萨特把同样的思维放在了人类身上，我们存在于世界上，是不是上帝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而把我们制造出来的呢？作为无神论者的萨特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这也就是说我们面临这被“抛”进这个世界的局面，用伍迪艾伦的话来说就是happen to be here
这便是世界无意义、荒诞的来源。也就是说，人类出现在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中心化的意义等待我们去践行。这种对意义的解构，正顺应了二战后人们破碎的心灵。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也写到，“荒诞产生于人类呼唤和世界无理性之间的对峙”“这种荒诞人觉醒的道理，就是荒诞，就是抱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人失望的世界之间的分离。”
这就是《局外人》中默尔索面对的世界，没有希望的世界，无理性不回应的世界。我想这也正是后人习惯把加缪归于存在主义作家行列的原因，虽然加缪自己从不承认自己和存在主义有关。
在萨特的一次话剧彩排上，加缪认识了萨特，二人一拍即合。当时萨特已经是圈子里有名有姓的畅销作家，加缪则只是刚来到巴黎的外地小职员。他们当时应该不会想到后来的加缪思想转变，选择了和萨特决裂，而加缪成了法国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比老大哥萨特被提名早了7年。
用十年前相印纸巾的广告词来说，萨特向左，加缪向右。在对世界的荒诞性达成一致之后，萨特走向了自由选择，加缪选择了奋起反抗。
回到《局外人》中的情节，默尔索因为杀人被判死刑，神父一直试图开导死刑犯默尔索，投入上帝的怀抱，但他一直拒见神父。后面神父不请自来，但无神论者默尔索依然“顽固不化”。
“我叫他不要为我祈祷，我抓住他长袍的领子，把握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猛地一股脑儿倾倒在他头上。”
我想，这可能是“佛系杀人犯”默尔索第一次如此激动，对默尔索来说，结不结婚无所谓，升不升职都可以，甚至在法庭上因为太热，他基本不为自己辩护，但他不能忍受有人劝他皈依上帝。
这就是加缪的反抗道路。
加缪从荒诞哲理的高度把人的态度概括为三种：一是生理上的自杀，这是一种消极逃避、俯首投降的态度；其二是哲学上的自杀，这是精神领域里的一种现象，它不是正视荒诞，而是逃遁到并不存在的上帝那里去，企望来世与彼岸，以虚妄神秘的天国作为逃避的乐园，这是自我理性的窒息与自残。加缪对这两种态度都作了明确的否定，他所主张的是坚持奋斗、努力抗争。正是第三种态度，奋斗抗争的态度，则被加缪高度浓缩在了对西西弗神话的改写之中。人在荒谬境况中的自我坚持，永不退缩气馁的勇气，尤其是在绝望条件下的乐观精神与幸福感、满足感。
皈依上帝，在默尔索看来就是精神上的自杀，是拒绝承认世界的荒诞性，把自己对世界真理的理解寄托在一个虚无缥缈的超验存在上，即使上帝带来的确定性也许能缓解他的焦虑。加缪让默尔索了选择了反抗，就像他在另一本哲学论文《反抗者》第二部分的标题——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反抗”。
《局外人》故事的尾声，默尔索似乎顿悟了，他感到了幸福。
“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
执拗的加缪拒绝承认人间的任何意义，认为西西弗式悲壮的前行才是每个普通人的处境。萨特则走向了自由选择。
所谓自由选择，是承认世界无意义之后自然而然的结果。既然世界是无意义的，那人就是意义的来源，每个鲜活的个体决定了世界的意义。正是这种“存在赋人权”的理论让萨特成为了20世纪受人敬仰的意见领袖，1980年萨特去世的时候，5万人自发地为萨特送行，俨然是国葬的级别。即使到了今天，公众号热文中倡导的“做自己”“不安分”的价值观，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萨特式存在主义的影响。
这就是加缪、萨特、《局外人》和存在主义的故事，萨特在给《局外人》写的书评中写道“《局外人》不是一本提供解释的书，因为荒诞的人不作解释，他只是描写。”我想，这正是《局外人》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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