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執著追夢人 逆襲中狀元
劉理順從1606年，明萬曆三十四年考中河南鄉試丙午科舉人，中舉之後27年間9次參加進士考，每次會試考試都是名落孫山。屢次不第，貧病交困，卻仍勵志苦學。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蒼天開眼，於崇禎七年（公元1634年）甲戌科，他第10次赴京應試，一舉奪魁，成為狀元。其實他的這次考試也並不順利，在鄉試和府試中，成績都不是很理想，鄉試為72名，府試為273名。從這兩個名次來看，都不是很靠前，中狀元的可能性很小。在廷試時，崇禎皇帝在親自複查卷子的時候，文中所論皆治國安邦之良策，皇帝對他的論斷和憂國憂民之心十分讚賞，被皇帝一眼看中，遂親批為一甲第一名，並授封翰林院修撰。崇禎還宮喜曰：“朕今日得一耆碩矣。”劉時年52歲，年齡確實不小了，前兩次考試成績並不十分優秀和出類拔萃，最後卻取得頭名狀元，可謂是一匹黑馬，終於逆襲成功。
劉理順既然在卷子中所答寫的都是治國的好計策，並且對國家的命運和前途擔憂，應該頗具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風格，但是為什麼考試名次卻那麼靠後呢？史料中記載：在會試中，主考官對劉理順的卷子中的良策和所論卻不解其意，將其列為下等。不論是主考官是真的看不懂還是假的看不懂，這兩種情況都不是什麼好事。如果是真的看不懂，這主考官的水平未免太次，既然水平太次，那麼又是怎麼當上主考官的呢？這不得不使我們打上一個問號？如果是假的，明明看得懂，並且認為是一篇好文章，可是為什麼考試結果卻如此不堪。這裡面是不是有不為人知的內幕或金錢交易？前面也講過，劉理順是一個不隨波逐流，不會阿諛奉承，有點幹板正直，在歷次的考試中肯定從來沒有采取過什麼暗箱操作的事情。他從不氣餒，堅定執著，堅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從不動搖，不管社會多麼黑暗，別人如何浮躁，他從一而終，矢志不渝，就是不隨波逐流，就是要靠自己的實力。可現實和他開了一次又一次玩笑，使得這個滿腦子都是孔孟之道的文弱儒生在已過半百之時才修成正果。這隻能說明一點：當時的官場黑暗和官員腐敗。
我們來看一下劉理順在考試這三十年中，當時的時代背景是怎麼樣的。這三十年，大明王朝主要是這幾個皇帝：萬曆皇帝、天啟皇帝和崇禎皇帝，另有一位皇帝在位時間很短。萬曆皇帝在位48年，30年不理朝政，導致朝綱混亂，朝黨矛盾紛爭；天啟皇帝在位7年，更是隻知玩樂，導致大權旁落，閹黨專權，弄得是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崇禎皇帝倒是勵志做一個好皇帝，勤儉節約，甚至衣服上都有補丁，又非常勤政務實，從不耽誤上早朝，但偏偏遇到晚明亂象，大明朝此時已經社會弊端叢生、吏治日趨腐敗、朝臣黨爭愈烈、民間禮崩樂失、朝廷內憂外患、暴民為禍甚烈、清兵虎視眈眈、國庫空虛如洗、財政積重難返、軍事腹背受敵，的確是病入膏肓之際，崇禎縱有雄才偉略也是獨木難支。劉理順參加科考這幾十年中，正趕上朝綱混亂的時代，即使滿腹經綸，飽讀詩書，但是不懂世故，仍然是名落孫山。
劉理順這一生參加的這10次會試中，有8次是在萬曆和天啟年間參加的，兩次是在崇禎帝在位期間，第二次就高中狀元。所以劉理順還算是幸運的，在崇禎七年，終於遇見了朱由檢這個伯樂。對於劉理順而言，或者說在劉理順心中，對崇禎帝是十分敬重的，三十年了，終於有一個人能夠讀懂他，看到他的憂國憂民之情，心繫蒼生黎民之心。同時，他對崇禎皇帝懷有感激之情，感謝皇帝對他的知遇之恩。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出崇禎皇帝應該還是一個很不錯的皇帝，想努力挽回大明江山的局勢，想做一個百姓稱頌的好皇帝，只是已很難力挽狂瀾。
我們可以說劉理順是一個執著堅定的追夢者，即使處在那樣一個時代，仍然心存夢想，懷抱希望，可謂難得。再看看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多麼美好，有那麼多媒體電視臺幫助追夢人圓夢，只要你足夠優秀，足夠執著，足夠堅定，就一定會走向成功。
當今社會仍然存在現代版的高考追夢人，媒體曾報道一個叫做叫梁實的成都人，被稱為“中國第一鐵腦殼”、“高考最牛釘子戶”、“中華第一考王”和“當代范進”等。實際上，每年都有幾個堂吉訶德式的“高考狂人”，在全社會緊張的參考、護考氛圍中，成為人們的飯後談資。劉理順、梁實應該都屬於“考試狂人”人了吧！其實，高考對於他而言更像一種生活方式———高考被無縫嵌入生活中，無關功名，少了年輕人擠獨木橋的那份沉重，更不同於范進。在他們的生活中，高考是一種必需品，他所表現出的是一種不斷學習、充實自己的生活態度。
不管是古代還是現實生活中，我們身邊總會有這樣一些堅定執著的人，他們身上具有的那種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很多人嘴上說要幹好一件事，要達到某個目標，實際上，順境中，隨波逐流，隨遇而安，不思進取；逆境中，自怨自艾，怨天尤人，迷茫彷徨。 為了大學夢，追夢16載的梁實，為了狀元夢，歷經30載的劉理順，向執著的追夢人致敬！
勤奮供職 秉筆直書
劉理順1634年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劉中狀元之時，恰逢朝中黨派之爭愈演愈烈，他從不依附權貴，始終保持中立，一生諄謹誠篤，非正人君子不與交，勤奮供職，來報答崇禎帝的知遇之恩。1635年2月任經筵展書；1636年6月記注起居編纂章奏；1637年10月東宮講書，1638年經筵講宮，為皇帝講述儒家安民治國之道，所言多被採納；1639年入福建主考；1640年纂修武經七書；1641年附補經筵東宮講官，書誥敕撰文，直至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
劉理順兼任東宮講官時，皇帝又加封他侍讀、侍講之職，對他十分器重。崇禎十二年，李自成擊敗明總兵楊世恩率領的部隊。戰事非常緊張，李自成的軍隊很快就會攻入中原地區。劉理順上朝時歷陳：鼓士氣，矜窮民（就是把老百姓武裝起來），簡良吏，定師期，信賞罰，招協從六事，但未被採納。崇禎十四年，李自成軍已經攻佔中原，洛陽城破，開封告急，當時大明朝的一些大將權貴們已經無心於國事，各路將領紛紛賄賂當朝權貴，以隱蔽圍剿不力之罪，想方設法怎麼來保全自己。劉理順十分氣憤，義形於色，又對大明江山感到憂慮。皇帝召群臣商議對策，劉公上奏，提出開封已不保，應該抓緊時間加強河北的兵力，招募敢死隊，就像唐朝的時候，一名叫做李抱真的大將，他安撫軍士，抗擊叛軍，平定了“澤潞之叛”，對唐朝的安定，作出了貢獻。但是，他的建議沒有被軍機重臣所重視，更沒有被採納。當時兵部尚書楊嗣昌的父親因病去世，按當時禮俗，楊應停職守喪，稱為“丁憂”（丁憂源於漢代，丁”是遭逢、遇到的意思,“憂，居喪也。”“丁憂”，就是遭逢居喪的意思。父母死後，子女按禮須持喪三年，其間不得行婚嫁之事，不預吉慶之典，任官者並須離職。丁憂三年期間要吃、住、睡在父母墳前，不喝酒、不洗澡、不剃頭、不更衣，並停止一切娛樂活動。如無特殊原因，國家也不可以強招丁憂的人為官，因特殊原因國家強招丁憂的人為官，叫做“奪情”），但楊眷戀名利，出任督師征剿李自成起義軍。劉彈劾他“奪情非禮”，又說他“如戰不勝，則進退失據”。楊因此懷恨在心，唆使劉之上司將劉罷去經筵講官一職。這是《杞縣誌》上所記載，主要是來記述劉理順的事蹟，所以事件記載不是太詳細。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崇禎七年，楊嗣昌任宣大總督，由於自詡知兵，他向崇禎帝上奏不少條陳，有一些確實管用。由於其父楊鶴病死，楊嗣昌丁憂在家，丁父憂剛要滿期，其母又死。這時，崇禎帝見兵部尚書一職空缺（張鳳翼畏罪自殺），就詔起楊嗣昌“奪情”視事。這裡，崇禎皇帝在楊嗣昌守喪期間，將其召回起用，就屬於奪情，也就是奪去了別人孝親之情。這位楊爺進士出身，會寫文章，口才又好，在崇禎帝面前朗朗開言，天文地理、五行兵書無所不通，確實唬住了皇帝。每次入對，君臣二人都會密談良久，崇禎皇帝常常慨嘆：“恨用卿晚！”
我們看劉理順對待楊嗣昌這件事情上，能夠看出來劉理順在政治上不是十分的成熟，也從不揣度皇帝的心思。他從來沒有把自己的名利放在心上，一心為大明朝廷，所以才敢得罪權臣，不顧皇帝的意思直言不諱。作為一個臣子，劉理順稱得上是忠臣、賢臣，但他卻說不上是能臣。在當時戰事吃緊的一個特殊時期，皇帝又親詔，雖然楊戰敗，那也是各種原因。但在那個特殊時期，皇帝身邊又無人可用，只有奪情起復楊嗣昌，因為皇帝認為楊嗣昌是個人物，可以幫助他挽救大明江山，而劉在此時彈劾，一心只有守喪禮制，完全遵從傳統禮法，沒有完全考慮到當時國家的現實情況，就有點死板之嫌了，這也正體現了一個儒生做官的特點。這個時候，國家為重，那些儒家的教條思想就應該往後站站了，特殊情況特殊對待嘛！劉理順的這種做法正側面反應了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儒官。古時候的知識分子多受儒家影響，有著自然而然的清高和傲慢，進入官場，很難做到“唯唯諾諾”。這樣的儒官在百姓心中是好官，是清官，因其清高而有個性，有固有的氣節，所以很難受腐蝕。但儒官在官場，就是很難成熟的官，往往被人認為是太直、太鋒芒畢露，劉理順在與楊嗣昌之間的事情便是如此。
雖然，因楊嗣昌之事，劉被貶職，但是後來皇帝思念劉之忠勤，再次起用他主講經筵，兼制誥之。劉秉筆直書，實事求是，具有相當高的職業操守，在其撰著中，對忠良之臣大加頌揚，滿朝文武都以能得到他的讚譽為榮，以“此鼎元劉公之筆”相互誇耀。按明制，任修撰9年即應提升職務，而劉因不肯賄賂權貴，延至10年才升任左春坊左中允，這一點又反映出儒官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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