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溪园区（图/视觉中国）
如果说“达摩院”的使命是在基础科学和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的话，“罗汉堂”的使命就是确保它们能够真正造福于人类。如果说“达摩院”里切磋的是武功，“罗汉堂”里弘扬的便是佛法。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尤就士
去年10月，阿里巴巴集团宣布成立的名称特别的“达摩院”时，马云说了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达摩院’活得应该比阿里巴巴更久。”
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技术乐天派”，马云对于自己一手创建的阿里经济体能否在这个星球上存在一个世纪似乎并无必胜的信念；但对于“达摩院”的未来，他展示了毫无保留的渴望和信心。
这使我立刻想到了迈克尔·布隆伯格、比尔·盖茨，在他们的身后，还有一大队年轻的追随者。确实，当人们获得成功以后，他们总是渴望超越成功本身，对身边的社会作出一些改变，乃至在历史上留下一些印记。
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对“达摩院”获得一个大致的认知。按照阿里巴巴和马云的规划，它不是一个公司，甚至都谈不上是一个机构。它更像是一个“项目”，宗旨是与全国和全球的大学、科研机构及科学家展开合作，从事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方面的研发。据说，阿里集团未来3年里将对这个项目投入1000亿元资助，但其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并不只是简单地服务于公司的业务发展，而是服务世界。
半年后，阿里巴巴又倡议成立了一个名称同样特别的项目——“罗汉堂”。与“以科技创新世界”的“达摩院”不同的是，“罗汉堂”试图聚焦的是人文社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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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一批全球顶尖的人文社科学者齐聚杭州，展开了两天的座谈。他们中不仅有钱颖一、许成钢这样大名鼎鼎的中国知名学者，还包括了本特·霍姆斯特罗姆、阿尔文·罗思、托马斯·萨金特、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迈克尔·斯宾塞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经济学家钱颖一（图/东方IC）
“罗汉堂”还向全世界的社会学家发出了邀约，共同探索科技快速发展中伴生的其他社会学层面的问题的解决。按照马云的说法，科技的力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人类也更加依赖科技。但如果科技在勇猛精进向前发展的同时，不能理解和适应人类的道德观，很容易对人类造成伤害。
因此，人类当下和未来面对的难题，很可能不是技术发展得不够快，而是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如何确保它依然能忠诚地服务于人类的福祉。这就需要人文社科的跨学科研究。
首批“罗汉堂”学者以经济学家为主，未来还会有包括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等多种社会科学学者的加入。
用“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教授的话来说，“这是蚂蚁金服融资后干的第一件大事。”与“达摩院”一样，“罗汉堂”学者的研究成果也不是服务于公司，而是关注整个新经济发展会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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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0年，科技让人类学会探索外部世界，我们相信未来200年，人类将探索内心世界。”在过去的十年间，马云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阿里巴巴缺的不是工程师，缺的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在这个技术带来希望和不确定性的时代，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希望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更实现技术普惠，为世界创造更多平等机会，帮助解决人类面临的挑战。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图/东方IC）
但对于一家企业（哪怕它再大）来说，如此宏大的抱负是它应该做的“正经事”吗？
事实上，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做得到还是做不到，而在于：在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里，对于那些事关所有人利益的具有重大“正外部性”的公共事务，除了政府以外，个人、企业、机构和社会本身应该如何参与？
在长期奉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西方国家，这个问题并不是问题。
我们看到，几百年来，一代又一代负有社会责任感的群体及大公司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于资助与他们的经济经营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事务。其中最直接的当然是各类慈善捐助，但也包括更高层次的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
在美国，传统上公认最好的大学可以说都不是国家出资主办的，主要都是来自精英、企业和基金会的资助。如今，Google、Facebook、Twitter、亚马逊等硅谷大公司也都无不热心参与各种社会公共事务。
归根结底，只有社会变得更好，个人和企业才会更有前途。而那些从社会中获得了巨大成功、掌握了比平常人更多资源的机构和群体，当然在这方面也比普通人负有更大的责任。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特·霍姆斯特罗姆（图/视觉中国）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一切社会事务都由政府包揽。但这种体制和运转显然已经不再能够适应当今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我们需要重建和提升我们的社会参与。我想，这就是“达摩院”和“罗汉堂”的示范意义之一。
未来，更多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企业家也会参与进来。这样的工作，开头很重要，但由谁来领头其实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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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样一个阴谋论弥漫的时代，心怀抱负的马云们也许还会遭遇到各种恶意揣度的烦恼。然而即便在美国，有钱人热心参与社会事务，也经常是非常敏感的事情。人们会怀疑他们试图用金钱来影响社会，从而达到自身的什么目的。
这是十分正常的，对于真正富有使命感的传统精英来说，几乎都谈不上是什么委屈的事。事实上，民众的普遍不满、怀疑和敌意不正是“罗汉堂”应该研究和解答的重大课题吗？
当人们获得了成功，他们总想做更多不再仅仅是赢取成功的事情。而他们选择做什么——究竟是简单的慈善捐赠，还是更“高级”的学术资助？究竟是捐助给艾滋病患者，还是支持古典音乐？……这些既与他们个人的兴趣和际遇有关，也经常充满偶然性。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因为它直接来自于人性：他们都渴望以此实现某种意义上的“不朽”。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夜景（图/图虫创意）
一位饱受争议的西方大金融家在总结自己一生所做过的社会工作时曾说过下面这段话：
事实是我们终将一死，而我们却想长生不老。可以让你最接近长生不老的是创造一些你死后仍可存在的东西。财富可以是其中之一，但证据显示财富不能延续好几代。
然而，如果你能拥有可以经受时间考验的艺术作品或者哲学著作或者科学成就，那么你就无限接近永生了。
我们每天忙忙碌碌地做的事情，除了让我们自己过得更好，还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生存其间的社会变得更好一些？在当下这个时代，这个问题应该是对许多人的严峻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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