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藥神》上映一天，讚美之詞已經鋪天蓋地。可能是前期吹得太狠了，小飯看的時候沒覺得有那麼好，平心而論，9分虛高了，8.5分以下比較恰當。有一說一，不吐不快，今天小飯就冒著被口水噴死的危險，分析一下《我不是藥神》裡的諸多敗筆。
（以下含大量劇透，慎入）
一、人物設定未必“現實主義”
從網上的評論來看，影片中最催淚的一段，是一批購買印度藥的患者被抓進派出所後，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奶奶站出來，抓住警察雙手乞求：
“我求求你別再追查印度藥了行嗎？我病了三年，4萬塊錢一瓶的藥，我吃了三年，房子吃沒了，家人被我吃垮了，現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藥，你們非說它是假藥。那藥假不假我們能不知道嗎？那藥才500塊錢一瓶，藥販子根本不掙錢。誰家能不遇上個病人，你就能保證你這一輩子不生病嗎？你把他抓走了，我們都得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著。行嗎？”
影片安排一位白髮老人來說出這段患者心聲，如願收穫了許多淚水。
但比起這位老人的遭遇，現實更為淒涼。
在中國，大多數老人生病最怕的就是拖累兒女，因病離家出走、跳河、臥軌、上吊的新聞屢見報端。
也有砸鍋賣鐵堅持活下去的，但久病床前無孝子，難免與兒女發生齟齬。
像片中這位白髮老奶奶，患癌三年，吃掉房子，吃垮家人，仍然活著，可見這是一個小康之家，家人也沒有嫌棄她。
對於一部高舉現實主義大旗的影片來說，這個人物形象遠遠不夠“現實”。
再說一個重要人物，瑞士諾華公司中國區代表。影片為了塑造對立衝突，將這位西裝革履的代表塑造成一心逐利、毫無同情心的商人。慢粒白血病患者來到公司門前舉牌抗議正版藥太貴，他盛氣凌人地表示，我司藥價合理合法。
眾所周知，醫藥企業研發抗癌藥成本極高，一款藥的成功，背後投入動輒數十上百億美金，而且專利保護期一般只有7-10年，為了收回成本、盈利和投入新的研製，不得不定高價。
這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楚的事，但這位代表面對客戶，絲毫沒有解釋、溝通的慾望，明明有理，說出一種傲慢的無理感，智商情商和公關能力堪憂。
在現實中，上市伊始，諾華就和中華慈善總會開展了患者援助項目。中華慈善總會接受採訪時稱，格列衛項目起初只對城鄉低保戶病患全額免費提供援助藥品。但面對每年30餘萬元的費用，很多非低保患者無力承受，只能終止治療。
此後，中華慈善總會與諾華製藥多次協商，嘗試對非低保患者施行3+9的“共助計劃”——患者自費承擔前3個月藥費，後9個月免費領取藥品。
“格列衛在全球的出廠價都差不多，但是全世界只有中國有慈善贈藥的舉措。作為企業，諾華已經做到極致了。”一位諾華前高管告訴記者。至於在中國藥價為什麼仍然如此高昂，就屬於敏感領域了。
與諾華公司的慈善舉措以及上述高管的言論相比，片中這位高級經理人的表現，是很不“現實主義”的。
最後說說牧師。國產影片近年來很喜歡加點基督教元素，如《金陵十三釵》《非誠勿擾》，據說《動物世界》裡主角鄭開司也化用了新約聖經裡的句子。本片中的牧師，是以患者與英語達人的雙重身份，加入程勇售藥陣營，主要負責與印度藥廠電話溝通，但作用僅限於此。
《我不是藥神》談的是生死大事，這是基督教的重要主題，但影片並沒有談論死亡與救贖，這位牧師在面對教堂大批病友時做的不是佈道，而是發藥。甚至他在指責賣假藥的張長林時，一句話暴露出他根本對基督教一無所知——他說“你賣假藥害人，你會下地獄”。稍微對基督教有些瞭解的人都知道，按照基督教的“原罪”教義，世人生來有罪，都要下地獄。所謂“做壞事下地獄”純屬門外漢的言論。
牧師這個設定，也很不“現實”。
二、情節生硬
首先，最窮的黃毛是怎麼活下來的？4萬元一盒的藥，他肯定從來沒有買過。影片中的患者害怕有菌環境，總是戴口罩。可黃毛身體倍兒棒，在屠宰場上班，也不戴口罩。在程勇轉行開服裝廠的一年期間，張長林控制了印度仿製藥的代理權，從5000元/盒漲到2萬元/盒，“眼鏡”呂受益吃不起，很快病情就惡化了。但是黃毛仍然活蹦亂跳，這如何解釋？
從影片開頭到結尾，你幾乎看不出黃毛是個癌症病人。
其次，思慧的戲十分生硬。為了患癌的女兒，她不得不去夜場跳鋼管舞。作為病友群主，她成為了程勇售藥鏈條上的重要中間人。影片為了表現市井小人物的生存處境，給思慧安排了兩場戲，一是賣藥賺到錢後，程勇帶著幾名骨幹去思慧工作的夜場喝酒，當服務生叫思慧去跳舞時，憤怒的程勇砸出一沓又一沓鈔票，換來服務生自己上臺。服務生賣力演出之際，鏡頭給了臺下起鬨的思慧一個特寫：她流淚了。
這場戲用心昭然，但在藝術上缺少感染力。為什麼？因為沒有鋪墊。影片並未對思慧的工作處境和屈辱史給出哪怕一個鏡頭。服務生來叫思慧上臺時，也沒有半句羞辱言辭，因此，要對程勇的憤怒和思慧的眼淚生出同理心，需要觀眾自行腦補大段劇情，而這工作本該由編劇和演員來完成。
懸疑推理劇可以留白，但反映底層困境的現實主義影片，必須充分呈現細節。這場戲無疑是蒼白的。
接下來的一場戲，散場後程勇以送思慧為名跟她回家，在思慧的蝸居，程勇先是興奮地脫光光等待思慧出浴，但看到思慧小女兒天真的眼神後，他慾火全無，拒絕了投懷送抱的思慧，叮囑“別吵著孩子”，頭也不回地離開。鏡頭給到思慧，她露出了一個微笑。
這場戲的用意，主要是呈現程勇不僅僅是個唯利是圖的小商人，在他心底還有一些人性之光。但是，思慧的投懷送抱讓人費解。是出於報恩心理，還是帶男人回家是一種日常交易？從她例行公事般的言行以及最後的微笑來看，似乎更多是後者。但理解這點同樣需要觀眾腦補。要知道，鋼管舞女和妓女並不是一回事。
再就是警察表現水平很不穩定。在遍地是攝像頭的上海，半年抓不到一個張長林，偏偏他還不跑路，就要待在上海。在夜間程勇散貨時，警察卻神兵天降，將他們包了餃子。
此外，程勇第一次售藥時，在張長林的惡意舉報下，警察搜查過程勇的店，沒有發現仿製藥，但對許多錦旗感到疑惑。這次舉報和出警記錄，是必然會納入假藥案卷宗的。一年後，張長林在逃，而假藥再次出現，此時警察竟然完全沒有想到程勇，最後是曹斌根據更早之前的打架記錄懷疑上了程勇，這不合理。
顯然，編劇在警察辦案這部分完全是天馬行空。
最後是“眼鏡”之死十分突兀。“眼鏡”病情惡化，妻子要求醫生硬上骨髓移植。按理，骨髓移植手術後，需在醫院無菌艙裡待20-30天，再轉到普通病房，密切觀察恢復情況和排異反應。但片中，“眼鏡”給人感覺是手術後當天就回家，半夜醒來不舒服，他也沒喊醒妻子，默默地死在家中。
這讓人懷疑導演唯一的目的就是把“眼鏡”趕緊搞死，好推動劇情——程勇的“覺醒”。
三、主角爆發時缺少說服力
影片最後，程勇發生重大轉變，從一個蠅營狗苟、一心賺錢、家暴、離婚的印度神油店小老闆，變成一個鐵肩擔道義、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拯救者”，放棄一切，甘冒坐牢風險去販藥，只為廣大病患“續一秒”。
這是韓國電影的常見套路，一個經典之作是《辯護人》。但相比之下，《我不是藥神》中主角的覺醒與爆發，明顯缺乏說服力。
程勇並不是一個道德高標人士，他很窮，日子很不順，除了賺錢和打老婆，他少許的善意全給了兒子。第一次售藥，是出於經濟需要，他把進價500元的藥賣出5000元，隨後面對張長林的恐嚇和警察的搜查，他沒有任何抵抗就選擇了放棄代理權，畢竟坐8-15年牢甚至無期徒刑，是難以想象的風險。
這和《辯護人》中的稅務律師宋佑碩（宋康昊飾）有些相似。但在層層渲染個體命運、為爆發做鋪墊時，《我不是藥神》顯得乏力。
程勇的轉變，唯一的驅動力，是“眼鏡”之死對他的衝擊。其他幾位朋友，黃毛、思慧、牧師都還活著；而廣大的不知名患者的命運，不可能讓他有過多的愧疚感或者責任感。
那麼“眼鏡”之死，是否足以令程勇變身天使呢？從影片前期的鋪墊來看，答案是否定的。
在電影中，一個市井小人物的身上要產生巨大的同情和責任感，並且令人信服，一個必不可少的工作，是建立主角與具體受害者命運的深度交集。
程勇和“眼鏡”的私人生活，只發生過一次交集。“眼鏡”請程勇到家中吃飯，程勇看到了搖籃中的小孩，“眼鏡”的妻子把葷菜推到程勇跟前，鄭重地敬了他一杯酒，自己一口乾了。兩個男人談論了幾句兒子愛爸爸還是愛媽媽的親子話題。
坦白說，這次吃飯不足以讓程勇與“眼鏡”一家就此結成命運共同體。
在《辯護人》中，影片反覆渲染宋佑碩與飯店的命運交叉。還是個窮學生時，他就欠下飯店老闆娘的人情，也親眼目睹她和獨生兒子的平安生活，多年後他成為稅務律師，飯店老闆娘的兒子由於參加“左翼”運動被當局抓走，他被迫捲入他們生活的悲慘轉折。恩人的冤屈與痛苦，如大錘一般反覆擊打著他的心，最終迫使他像至尊寶一樣戴上金箍，義無反顧。
被當局抓走的不只一人，而是一群學生。但影片只選取了一個學生，讓宋佑碩的命運與其家庭深度相交。由此而來的爆發，是可信的。
而《我不是藥神》主角面對的同樣是一個群體，但“眼鏡”、思慧、黃毛、牧師四個人的存在，導致沒有一個人有充足的戲份與程勇建立關係，說嚴重點，都是泛泛之交。
因此，“眼鏡”的死，讓程勇產生的愧疚感和道義衝動，是否足以令他放棄掉自己的孩子（放棄撫養權，送去美國給了前妻）和事業（月賺幾十萬的服裝廠，比神油店強多了），並冒著最少8年、最高無期的牢獄風險，去為廣大不知名的面目模糊的絕症患者，買回一批續命藥？
答案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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