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亞洲大陸東部的中國，
有一個跪俑似的省級行政區域陝西。
在跪俑的丹田處，
有一個讓你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西安
站在西安城南的秦嶺之巔，
穿越歷史的煙塵，我們驚訝地看到：
中國商業和商業文明歷史地選擇了西安。
依依灞柳記著，六七千年前的半坡人就懂得物品交換，播下了東方商業的第一枚火種；
蕩蕩豐鎬記著，周代創立國家商業管理的“工商食官”制度，獨立自由的私人商人登上歷史舞臺；
滔滔渭水記著，秦漢時期絲綢之路貫通東西，長安商人名噪一時，中國第一部商傳《史記·貨殖列傳》應運而生；
巍巍雁塔記著，隋唐時期海陸開放，帝國商人名震四海，天下商旅潮水般湧向長安城，“東西”一詞走向全國；
鏜鏜鐘鼓記著，明清時期西商強勁崛起，上揚州下四川走邊疆，西商商幫領航中國500年......
站在西安城南的秦嶺之巔，
撥開時間的黃沙，我們自豪地斷定：
西安是中國商業的根！
西安不但是西商的根，
還正在講好新西商的故事，
而講故事的一個重要地方，叫做曲江。
一
西安，是八百里秦川孕育出的一顆明珠。
六七千年前，生活在今西安東部滻河岸邊的先民，創造了燦爛的史前文化——半坡文化。
某天，先祖們把河裡的石材、山上的骨材稍加打磨。在和其他部族的相互接觸中，他們開始拿著有限的剩餘產品相互交換。
他們交換的痕跡，被忠實地保留下了。
半坡出土的石器，是由不同種類岩石製造的。踏遍西安周邊，地質學家僅僅發現了片麻岩、石英岩等7種岩石，其他如玄武岩、輝綠岩、花崗岩等16種岩石，則全部分佈在關中大平原以西遙遠的地區。
這16個“外來戶”，顯然是以物易物換來的。
半坡人用於交換的物資，就是商品的雛形。
半坡人以物易物的交換，就是商品流通的肇始。
公元前2000年，地中海的腓尼基人從海螺殼中，發現了兩塊鮮紅的顏色。於是，他們把許多海螺砸碎，放在水裡煮，熬出了一種紫紅色的染料，再用染料換取穀物、玉米、酒類、地毯、寶石、黃金等等。
相比半坡人，這是兩千多年後的事了。
二
殷商末年，周人不斷沿渭河而下。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是當時商業狀況的寫照。
周實行“采邑分封，以蕃屏周”制，把子孫分封到各地采邑做封君。據考證，在陝、晉、豫及冀等地，曾有過585個周的城邑。以周都“灃邑”為主軸，四通八達的道路系統，連接了數量巨大的都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這個“周道”，就是為發展貿易修繕的商道，“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侯館有積”。
城市越建越多，商人越聚越多，市場秩序越來越亂，怎麼辦？
攝政的管理者旦，用“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的管理制度，創造性地化解了諸多難題。
“工商食官”制度，規定商人以家庭為單位集結在村社，為天子、諸侯、領主、貴族等國家權力執掌者服務，商人們對自己的產品或商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支配權。在這個商業管理譜系中，事商的家族能獲得國家證照，可以父傳子、子傳孫地世襲商業。
“工商食官”制度，開創了國家對工商管理的先河，加劇了商業從手工業和畜牧業中的分離，推動了人類第三次社會大分工。
三
秦時明月漢時關，已隨浪漫的吟詠遠去。
掌控關中後，漢高祖劉邦定都長安。漢長安城，城內面積約36平方公里，是同時代羅馬城的四倍。城西北角，是有名的“長安九市”，即：東市、西市、南市、北市、柳市、直市、孝裡市、交門市、交道亭市。這裡，商賈雲集，物資通暢。
在中國最早的商傳《史記·貨殖列傳》裡，一個名叫倮的商人，把中原的絲綢織品運往西域，從戎王得到十倍利潤，又把西域的牛馬牲畜運回中原，結果他的牛馬多得用山谷來計算。倮，是正史記載的第一個和西域貿易的商人。
77年後，城固人張騫受漢武帝指派，出長安城一路向西。13年後，張騫回到長安，向漢武帝面呈了西域考察報告。公元前119年，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這次，漢帝國的足跡到達了西亞和中東地區，最遠到達了地中海沿岸的羅馬帝國。
張騫出使西域壁畫
公元前115年，烏孫王派人護送張騫回長安，隨行有數十名烏孫國人，這是西域商人的身影第一次出現在長安城。
此後，漢使們以“博望侯”的名義，頻繁往來於西域各國。長安城裡那些柔軟的絲綢和堅硬的瓷器，以及紙張、絲綢、鋼鐵、冶鑄、水利技術、作物栽培等先進技術，隨著西出陽關商賈馬隊的駝鈴聲，沿著絲路向西，去過中亞，到過君士坦丁堡，輾轉於瑞典，最後進入到羅馬貴族的櫥窗裡。
交流是雙向的，影響是相互的。
西域的芝麻、胡麻、無花果、安石榴、綠豆、黃瓜、大蔥、胡蘿蔔、大蒜、番紅花、胡荽、酒林藤、玻璃等物產，以及音樂、舞蹈、雜技等藝術甚至宗教等異域文化、文明，也沿著這條路大規模地傳入長安。
1877年，德國柏林大學校長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教授，在他的專著《中國》中，將這條起源於秦漢止於15世紀前，從長安輾轉到羅馬的東西方主要貿易通道，稱為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將東西兩座古城聯繫在了一起，也將我們與世界聯繫在了一起。
四
618年唐朝建都長安。
東市和西市，是唐長安城最繁華的商業街區。城東南的東市，因靠近太極宮、大明宮、興慶宮，因而奢侈品大多匯聚於此，是皇室貴族和達官顯貴流連光顧之所。城西南的西市，店鋪鋪面寬4至10米，每個市場有220行，近千家商賈的邸店、旅舍、旗亭、酒肆及飲食攤點密集於斯。
今天，我們把購物叫“買東西”，為什麼不用“南北”呢? 漢時，人們把去東市購物稱為“買東市”，把去西市購物稱為“買西市”。唐時，簡化成“買東”、“買西”。無論去東市還是西市，都將有購物行為發生。久而久之，“東西”就成了商品貨物的代名詞。
盛唐長安，八面來風。除從長安一路向西，過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越蔥嶺，直達中亞的陸地絲綢之路外；一條從廣州出海，越馬來半島、蘇門答剌等地至錫蘭，再向西入波斯灣抵達中亞的海上絲綢之路可開通。沿兩條絲綢之路的世界商人，把珠寶玉石等奢侈品帶長安賣，購買絲綢、瓷器等特產運回轉賣，長安成為各國商人、使者、留學生、僧侶、傳教士、旅遊者的聚集地。有些作罷生意的外國商人，乾脆在長安定居下來，“殖資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
長安街頭的行人中，不少是希臘人、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羅馬人，除帶來羅馬金銀盤、海獸葡糖紋鏡子、坐佛像、團花紋箱、象形舍利塔、牙雕騎象菩薩造像、捲髮陶俑、掐絲團花杯、瑪瑙金盃、牛頭角杯、金玉寶細帶等異域風情商品外，還帶來了各自民族的樂器和舞蹈，波斯的琵琶聲和印度的笛聲在長安城的上空交混著，走鋼刀、倒立、吞刀、吐火等外來雜耍，吸引得長安城百姓駐足觀看並紛紛拍手稱好。
五
盛唐遠去，乘時光之駒消逝於歷史的甬道。
在行行復行行的更替中，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繼位了。
這時，一個叫馬可·波羅的西方旅行者來到了中國。
馬可·波羅畫像
在那本著名的《馬可·波羅遊記》中，記錄了元時京兆府的商業盛況。在馬可·波羅眼裡，市場上銷售的商品既有金、錦、絲、絹等絲綢之路起點城市特有的物產，還有當地人自造的武裝裝備等等。可以說，凡是人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品，城中都有，而且價錢非常便宜，還有不少供行路商旅住宿的大旅館，當地很多居民以從事捕獵或經商為生。
這座與雅典、羅馬、開羅齊名的世界四大古都，從公元前1134年西周建都算起，世人先後叫它“豐京”、“鎬京”、“豐鎬”、“咸陽”、“長安”、“鳳城”、“斗城”、“常安”、“京兆”、“大興”、“永興”、“奉元”、“西京”，等等。這些紛繁的名字，像某種哲學或宗教的體驗，早已融入到這座城市的生命之中。
明洪武二年(1369)，明廷下詔將“奉元路”改為“西安府”，要藉此名來“安定西北”。
西安之名，由此傳開，再未更改。
六
明清五百年，西商、徽商、粵商、閩商、贛商、蘇商、魯商、潮商和龍游商人等十大商幫崛起。 其中，西商勢力最大，是中國商業的扛鼎者。
朱元璋建明後，蒙古殘部在漠北仍惦記著中原。於是，明廷沿長城設九個邊關，派二十萬大軍駐紮，其中固原、寧夏、延綏、甘肅四個邊關在陝西境內。
數量巨大的邊關士兵和馬匹，需要龐大的軍費開支來維繫。明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實施“食鹽開中”新政，允許商人向邊關送糧換鹽引。佔據地理優勢的西商，抓住國家實行“食鹽開中”“茶馬交易”“隨軍貿易”的政策機遇，把棉布、糧食等物資，運到邊關換取鹽引，再憑鹽引到江淮地區的鹽場換取食鹽，到行鹽區銷售，賺取其中政策紅利帶來的巨大差價。在揚州的十里鹽場，在天府之國四川，投資開設井鹽的，十有七八是西商。到雍正年間，霸氣的西商集資五萬兩銀子，在自貢建了座船形的西秦會館，寓意要“將四川的銀子運完”。
大關中的西邊是羌族，北邊是戎族，這些少數民族地區自古是重要的皮毛商品的原料產地，人們把那些從事皮毛商品的商人稱為“毛毛客”。明代中葉，陝西按察使項忠奔赴榆林，決定開放陝北邊牆，準允陝西延綏鎮沿長城各地軍民出長城關口，開墾長城外的禁墾土地，這是“走西口”的開始。人們從府谷東北部出發，一路向北越長城、進準格爾、到達拉特，過包頭、經五原、抵臨河等地區做起了皮革生意。到清廷平定葛爾丹叛亂後，關內經商打工的人不僅大規模地遷徙到關外，有的甚至是全家搬遷、整村搬遷，還有的和蒙古姑娘成親。這種為滿足生存而引發的人口流動，竟然持續了近300年，世人稱之為“走西口”。
為助推本地商貿事業的發展，各大商幫紛紛在各地建造會館，甚至一時呈現出“省有館、縣有館”的景象。一句“天下會館數陝西”，道出了西商是當時實力最大的商幫。商人們在西安，建了很多會館：按地域來分，有索羅巷的山西會館，梁家牌樓的三晉會館，五味什字的澄城會館，印花布園的華州會館，戶縣會館，大荔會館，禮泉會館，渭南會館，興平會館等；按行業來分，有東關金龍廟的布幫會館，鞋幫會館，東木頭市的裁縫會館，南大街油店巷的銀匠會館，北柳巷口的鞋匠會館，索羅巷的藥材會館，長樂坊的藥材會館等。
七
晚清至民國初年時期，商人已成為當時社會一股重要力量。遺憾的是，在清末的經濟變革中，許多來不及適應經濟發展的保守企業家，都在這時錯過了向近代企業家轉型的機會，西商在經歷了發展的低潮期。
1949年5月20日，西安和平解放；1949年5月23日，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
解放後翻身當家做主的人們，將擺脫剝削和壓迫的幸福感，化做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動力。改革開放後，依靠隴海鐵路這根大動脈，意氣風發的西商們，將西安製造的“山丹丹洗衣粉”、“西安電池”、“西安牙膏”、“中華肥皂”、“駱駝牌搪瓷”等商品，潮水般源源不斷地運送到祖國各地，為西商曆史書寫了新的篇章。
2013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向世界發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10月，再次提出了建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
“一帶一路”，讓不靠海不沿邊的西安不再邊緣。作為絲綢之路的起點和連接亞歐的區位優勢，有良好區位優勢和深厚歷史文化積澱的西安，歷史地站在了內陸向西開放的新高地。
2018年6月29日至7月1日，第二屆世界西商大會在西安舉辦。兩屆世界西商大會的接連舉辦，讓“西安速度”、“西安效率”、“西安奇蹟”，再次成為世界的關注。
2018年6月25日上午，曲江新區召開營商環境提升工作大會，明確各部門要以"三化"（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五最"（審批最少、流程最短、成本最低、誠信最佳、服務最好）為目標，進一步開創曲江新區營商環境新局面。
越來越多的人在曲江新區感受到一股綠色、清潔、宜居的新氣象；越來越多的企業在曲江新區體會到親商、安商、富商的新氛圍。“選擇西安·進駐曲江”將成為企業的共識。新時代的曲江新區，正努力踐行著這種西商精神，正在用時代的強音，助力大西安譜寫追趕超越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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