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精神最基本的特質無非是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理性、質疑。在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教授劉兵看來，官本位，無論從哪個層面來講，都是與科學精神背道而馳的。
劉兵表示，科學的進步和創新需要懷疑精神，而在官本位思想主導下，往往是下級服從上級，似乎人的職務越高，說話的真理性就越強，這與科學精神本質是矛盾的。
“學而優則仕”現象突出
科技日報：您如何看待中國科技界的官本位現象？
劉兵：官本位，通俗來講，是一種以官位高低作為評判人的價值尺度或以追求官位作為人生最高目標的心理意識。
在我國科研界，官本位現象確實存在，而且近些年有加重的趨勢。究其原因，“學而優則仕”在中國影響很大，在研究所和大學，青年研究人員都想當所長、校長，在創造力最旺盛的時候，卻去做了行政工作，這是一種人才浪費。當前，官本位、行政化超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它比科研經費不足、創新力不足等問題的殺傷力還大。
科技日報：對官位的追求和盲從，會對科研工作產生哪些具體影響？
劉兵：科學的本質是追求真理和實事求是，是什麼就是什麼，而不是別人怎麼說就跟著怎麼說，官本位則強調對官位的追求和職位的盲從，這本身就是對科學精神的扭曲。
具體來講，當前的科學研究，如果沒有項目、資金的資助是很難順利進行的，官本位的介入，會導致資源分配的不公，讓沒有處在領導位置的科學工作者處於不利的地位，不能真正獨立地領導科學研究，甚至申請不到相應的項目，得不到資助。某種程度上講，這不利於科研成果的產出。
此外，偉大的思想無不來源於自由的探索，官本位意味著管理者有更多幹涉、管理的權力，這無疑會影響人們的自由探索。
嚴重影響科研評價
科技日報：科研評價中官本位問題是否同樣突出？
劉兵：1941年，竺可楨曾發表文章，將科學精神概括為“不盲從、不附和，依理智為歸。”1942年，美國科學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將科學精神具體化為四種規範，即普遍性、公有性、無私利性和有條理的懷疑性。
傳統來講，很多人把科學精神與早期科學社會學派中的精神氣質聯繫在一起，如普遍主義。以科研評價為例，普遍主義認為操作時只看科學成果本身，與研究者本身的社會屬性，如宗教、地位等無關，現實中，官本位主導下的評價體制顯然不是這樣。
傳統科學規範中，科學研究強調無私利性，而官本位給研究者帶來了很多其他利益，這與科學精神中對科研的追求也是矛盾的。人們從事科研，以發現科學真理，探究未知為最基本目標，而官本位思想下，因為科研做得好，可以升官，升官又帶來很多額外的好處，這樣人們做科學的動機就變得很不純粹，成為私利化的追求。
另外，科學本身是有獎勵機制的，科學家做出一定的成就，科技界會以各種形式如獎勵、職位晉升、資源分配等進行回報，而在官本位情況下，這種獎勵往往摻雜了學術界純粹學術規範之外的因素。如一個項目牽頭人和獲獎者往往是領導，而不是真正幹活的，這在狹義上與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也是衝突的。
賦權，更需要有約束
科技日報： 官本位問題該如何破解呢？
劉兵：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簡單說，就是哪兒錯了就改哪兒。試問老一輩科學家填過幾張單子、寫過幾個彙報，為什麼現在科研人員見了財務人員要低三下四，這本身就是本末倒置。
管理是必要的，但對管理的權力要有所限制，對獲益的追求有一定的約束，管理是為了更好地遵循科研規律，為科學研究服務，而不是從事管理的人就高人一等。在國外，很多知名高校的領導和管理者，更多的是付出和服務，並不像我國這樣有那麼大權力。
破除官本位，關鍵在於改革評價體系。現在很多考核標準都是非常量化的，如SCI發表了多少論文，某種程度上講，這也是官本位思想在作祟，從管理角度講，這似乎是公平的、易操作的、可以避免很多爭議和麻煩。而事實上，學術評價應更注重成果本身的含金量，這不可定量且存在著模糊性，但卻更重要。
學術的東西一定要學者自己評價，即同行評議。從行政管理角度講，最重要的是儘量做到程序公正，以此保證最終評價的公正，但不要提出具體的要求，如規定發表幾篇文章就夠評教授等等，同時，為了防止內部人操縱，還應適當引入外部評價等。
科學精神論場
祛除學界官本位沉痾
需“內服外敷”
本報評論員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句勵志名言，其實並不意味著古往今來的讀書人對求知本身有多麼渴望，而是在強調“高”。“學而優則仕”“修得文武藝，賣與帝王家”，用本領武裝自己不過是敲門磚，“當官”才是終極目標，位極人臣為最“高”。
在我國，官本位文化源遠流長，科研領域不是真空地帶，本就無法獨善其身。更何況，文化既有淵源，也需要厚植的土壤——科研人員一旦走上管理崗位、擔任某些官職，手裡就掌握了大量資源。不僅自己的科研經費、設施、助手不愁，而且因為有了與別人資源互換的可能，發論文、拿項目、評獎也都會容易得多，進而“良性循環”。如此又出成果又升官的青雲梯，爭相往上爬也是人之常情。
一面是個人對環境的依附，另一面則是環境對個人的倚重。選擇年輕有為、有潛質的科研人員擔任領導崗位，實際上也是學界心照不宣的潛規則。這種委以重任，基本不會建立在“科研能力越強管理水平越高”的可笑邏輯之上，而是期待他們能夠藉助更多資源，取得更多科研成果。科研管理推崇官本位，科研評價崇拜官本位，在這種語境下，科研人員確實難有獨立的人格，也無法談搞科研的“初心”，遑論科學精神。
沒有人不承認，官本位背離科學精神，是阻礙科學發展的枷鎖，亟待破除。學界期待科研環境的改變，這固然包括一系列科研管理、評價上的興利除弊、破舊立新，需要長時間的磨合、調整和完善。而且，外部努力，內部也得配合，與看得見摸得著的改革比起來，卸掉科研人員心中的官本位包袱其實更重要，也更難。
實際上，“大環境如此”並不是個體隨波逐流、走捷徑的藉口。我們應該看到，即便被官本位籠罩，學界依然存在相當數量的科研人員，堅守自我，不迎合、不附庸。畢竟，做科研有著天然的優勢，特別是自然科學，講求理性、客觀，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因而人才不至埋沒。科學共同體應有這種集體自覺：堅守初心、甘坐冷板凳、勇於探索未知，在科學精神的感召下堅決對官本位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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