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音寧新路

口音寧新路

口音

寧新路

我喜歡自己的口音,喜歡我這來自西北涼州鄉村的口音。我一直固執地認為,我涼州的口音,是最好聽的口音,我家鄉口音的話,是我最能表達自如的話。我曾得意地認為,我的說話和口音,與播音員沒兩樣。我也曾傲慢地認為,村以外的口音,都是外地口音。外地口音,最難聽。村裡來了外地人就嫌他說話難聽,出村聽哪裡人的口音都覺難聽。我埋怨別人的話難聽,可別人說我的口音很難聽,還說我的話聽不懂。我說,我的話和口音與播音員沒啥兩樣,反倒是你的話聽不懂和口音很難聽。別人就大笑,我覺得受到了莫大嘲諷,更厭外村和外地人的異聲怪腔。

我為什麼不服別人對我的嘲諷,那時我早已有傲氣,早已把自己看成超凡脫俗之人。我的文章偶爾見報,我的鋼筆字十里八鄉美秀,我是家鄉的“秀才”,我自感比誰都有文化,我不懷疑我的口音土。還有,我自豪我村是出土世上無雙的馬踏飛燕的老家,我的故鄉涼州是“葡萄美酒夜光杯”名詩《涼州詞》的名城,我的家鄉是古絲綢之路的重鎮,還有天下少有的文物和傳說,還有全村人堅信的“涼州話是最好聽的話”的自信,我便夜郎自大般堅信我的涼州話是最好聽的話,外地人的口音是最難聽的口音。

帶著這偏執到軍營,面對南腔北調的口音,沒有哪個口音聽來讓我順耳,連北京口音我也煩。我說別人,你的話我聽不懂,你的話很難聽。別人說我,我的話他聽不懂,我的話很難聽。我仍倔強地說別人“你的話難聽又聽不懂”,我便被人即刻“碰”得喘不出氣來。

連裡挑文化教員,我因有一手好文和好字,被推薦上臺試講,結果泡湯了,是因大多人說我口音重而聽不懂。我不服,指導員又給次機會,大多人仍說我口音重而聽不懂。這使我與文化教員之職擦肩而過。

文化教員是連裡文化代表,做了文化教員在全連自然成了最有文化的人,這樣的地位不僅受尊重且前途光明。失去這機會,就失去今後上面選拔骨幹的諸多機會。我被“口音太重”的理由淘汰,我懊惱。指導員勸我學普通話,我說我講的就是普通話。指導員教我說普通話,我學得難為情。學普通話得舌頭拐彎,我聽京腔的舌頭上拐就很厭。還有天津話、河北腔感覺舌頭有意在作秀。但指導員說北京話是標準普通話,得跟著人家學。我打心眼裡不想舌頭拐彎。試學普通話得舌頭拐彎,我的舌頭很難打彎,也很彆扭,我就不願學。不願學,口音就很頑固,張口便是老家村裡人的“味道”。指導員無奈地說,我的口音不僅沒改,反倒重了,你是沒救了。往後連裡又選文化教員,營裡選書記員、團裡選演講員,指導員照例推薦我,但還是因我說話口音太重,沒當成連裡文化教員,也被選調骨幹測試淘汰了。這幾次被淘汰,我最初並沒把它當回事,我也沒把選上的人當回事。

可淘汰與選擇的現實,不久就有了讓我揪心的結果。這幾次無論是選上當連隊文化教員的,還是選上做了營部書記員的,或是選上當了演講員的,不是以半考試半推薦上了軍校,就是轉了志願兵。連裡集合列隊敲鑼打鼓歡送他們上軍校,歡送他們調到營團當志願兵的新崗位,他們的臉上綻成得意的一朵花,可我在給他敲鑼時眉頭和嘴巴卻皺鼓成了難看的包子,我羨慕他們卻忌妒他們。上軍校和留部隊,從此跳出了“農門”;上軍校回來便是軍官,轉成志願兵便不再回農村,他們從此出人頭地、不回老家種田了。我雖穿上軍裝離開了農門,我若提不了幹部和轉不了志願兵,那也是暫時離開農門,終究會去種田。我想不通,就因我有“口音”,這推薦上軍校和轉志願兵的人就變成了別人;我的失去和別人的得到,居然是因為口音的關係,我無法接受這個失落,也無法接受別人的好事。

我落選,失去了徹底遠離農門的機會,今後也不會有這樣的機會,因為我的“口音”問題成了營團皆知的事情。這樣的好機會對我不再有,我只能回鄉務農。果然後面的選人,沒人再提我。要面臨回鄉種田,我心如刀絞。我壓根兒也不想回鄉當農民,想到當農民我就痛苦。

這個痛苦是我父母等祖輩的現實困境“告訴”我的,當農民窮苦。在那個吃不飽飯的時代,是真窮苦。窮苦也倒罷了,連娶老婆也很困難。鄉里光棍漢娶不上老婆的愁苦,讓我有了愁悶。我擔心家貧娶不起老婆成為光棍,我家確實沒有為任何一個兒子娶媳婦的錢。那些當光棍的人,別人看他沒意思,自己活著也覺得沒意思。光棍是村裡最貧窮的人,貧窮得連自己也養活不住,哪個姑娘會嫁給他。光棍跳不出“農門”。當光棍是我的最怕,我若成光棍就不願活在世上。

我的祖輩人正因沒跳出農田和村莊,他們土裡刨食,代代貧窮。我是多麼憎恨貧窮,憎恨娶不起老婆的光棍的貧賤,憎恨拿女兒賣錢的父母,憎恨沒錢看病等死的殘酷無情,憎恨村裡父子為幾塊錢反目成仇的醜惡,憎恨上學沒有學費且時常餓肚子的困境,它讓人活得如牛馬般辛苦且沒有人的尊嚴。貧窮讓我討厭農村,討厭田地,討厭做農民,討厭我貧窮的家,也討厭我父母。

我做夢也想當城裡人,城裡人不種田且吃得好又輕鬆,不愁娶不到老婆,不愁沒有錢花,也不愁沒有房住。我每當看到村裡有人被招工進城就羨慕忌妒恨,我每當進城回來就苦惱,每當面對城裡的同學就自卑。我在妒恨、苦惱和自卑中,產生了強烈的離家想法,我絕不在村裡活著,我絕不種田,我絕不當農民。我要當城裡人,我要拿工資,我要娶城裡的媳婦,也要讓我的孩子成城裡人,成為拿工資又吃商品糧的人。我清楚,我要跳出“農門”,考學無望,招工無門,只有當兵,所以我費盡周折當兵離開了村。離村的目的,當然是從此不再回村。可誰能想到因口音失去了機會,壓根兒沒想到因口音而失去了前途。我後悔自己沒把指導員的話當回事,我痛恨自己這有脾氣的舌頭,失去了多好的機會。復員臨近,我只有回“農門”了。

難道改掉口音就能改變面臨的命運嗎?我原來不相信口音會改變命運,因我一個親戚離家幾年全“洗”掉了老家口音,卻還是回家種田了。可連隊的幾個說普通話的人,卻以會說普通話當了教員而改變了命運。現實告訴我,說一口好聽的話,是有前途的。

既然說普通話能改變命運,我得下功夫學。當我學得被人認為“不錯了”的時候,復員名單上有了我的名字。我要復員回鄉了,我不再學普通話了,學了回家用不上,開口又回到了老家口音上,且隨著心情的低落,連村裡的土話也冒出來了。我討厭起普通話來,太難學了;討厭人說我“有口音”,我反感“口音”這兩個字。從此說話不再往普通話上拐,與所有人,我用很重的老家口音說話。

復員名單上忽然沒了我的名字,是團政治處副主任王彥夫,把我的名字從復員人員中去掉了。他給連長說,他的文章寫得好,得把這個人才留下來。我被調到了團政治處做了新聞報道員。當了報道員,就是全團士兵中的第一“筆桿子”,接著我就有了立功受獎的好事,我感覺離徹底跳出“農門”不遠了。

多少年為普通話而吃虧,學了多年普通話竟然沒有學會。我為何學不會普通話?普通話太難學。說普通話得“變”舌頭,舌頭受累,學出的“洋”腔常讓自己臉紅;老家話輕鬆,舌頭不累。變舌頭說話不習慣,且那變了的腔調常讓自己有種肉麻感。後來前途走順了,能寫一手好文章,還有啥必要讓舌頭受那個累呢,不學了。

我以老家的口音說話,我在報上刊登漂亮的文章,並沒有影響我的發展,我又去了師裡,又被王彥夫和師政治部組織科長劉軍,推薦給了愛才的武警總隊政委樊興明,在機關當了幹部。當了幹部,我就無心改“口音”了,我那很重的口音更深了,儘管後來我發現自己的口音的確很土,但不想改了。我怕上臺講話,可當了幹部少不了上臺講話。講短話,不緊張,我能說幾句生硬的普通話;講多了,一緊張,又變成了老家話。便有人說我,你的口音很難聽。有上司勸我改口音,說改了對己對人都好,不然會影響提拔使用。這話分量很重,我信,機關裡那些能說會道的人,常被提拔;當大領導得到處講話,滿口老家腔調的人,很少有當大領導的。要想當大領導,得說大眾話。再就是我漸漸大了的女兒,用我的一腔老家話諷我,學得很地道,甚至嫌我涼州話太土,要把戶口上的籍貫改了,讓我很難堪。讓我時常難堪的是有時問路,或打電話,或與陌生人說話,或與美女對話,或在談戀愛初期的開口。談戀愛有“口音”常難堪,對方會忽然冒出“你說什麼”“聽不懂”的怪怨來,讓我頓生煩惱,也頓現尷尬,頓生自卑。我想起連隊操一口老家話帶來的嚴重後果,我對自己這難聽的口音後怕。有“口音”談戀愛讓自己立馬“掉價”,我得說一口普通話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我不得不堅信,口音會影響命運,至少會影響自我形象。

既然口音要影響前途命運,我感到了有口音的恥辱,我逼迫自己終於學會了說普通話。我終於練得說話讓別人聽得懂了,可別人仍說,我的口音太重。我很反感別人說我有“口音”,我為此跟別人惱過。可我聽我的錄音,別人說得一點也沒錯,我的話是說得讓人聽懂了,但還是拖著那老家的口音,被別人聽來很土的口音。我就力圖改掉口音,我知道了改變口音的技巧,只要改變舌頭和口腔肌肉方式,掌控巧妙舌頭和口腔肌肉的收縮,就可以改變發音。我的這些巧技,讓我可以說出一口基本普通的話,可別人還是說,我仍有口音。

我尋找到仍有的口音,好像不是來自口腔,而是來自鼻腔,也就是鼻音很重。鼻音怎麼變?醫生說改變鼻音,得改變鼻息肉。不做鼻息肉手術,鼻音改變不了。鼻息肉是天生的,是如何生出來的?原來是說老家話少用鼻孔發音而長出的鼻息肉。鼻息肉是天生長成的,鼻音便是天生的,總不能為改變鼻音,做手術吧。改不掉鼻音,我的老家口音,就無法改變。我只能接受令我厭惡的這鼻音,也只好與這頑固的老家口音妥協。

儘管有人常說我有口音,我卻不在乎,我拿大多偉人都有口音搪塞。我以毛主席說一口韶山話為由,我以母親操著這口音並沒有影響她成為優秀母親為由,也以口音是母親的口音“母音”為由,為我很土的口音辯護,撈回了不少面子,也讓人無言以對。後來別人就不說我有口音了,都深知我的口音改不掉,便習慣了我的口音,也有人喜歡上了我的口音。

我為口音找到充足的理由而竊喜,且不再為有人說我有“口音”而煩惱。我為口音的存在又找到了很大的理由。城鄉的鳥兒都各有各的口音,這是它母親傳給它的,是母親的“影子”,人怎能把母親的影子扔掉呢?口音是母親的聲音,我著實為“母音”的解釋而自慰。

口音實在是母親給的聲音,我的口音與母親的口音幾乎沒啥兩樣。想到母親那暖心的口音,我一點也不覺得這口音土,反而覺得這口音很神聖,反而感到母音是最偉大的聲音,一個人怎能把母親給的聲音洗掉呢?去掉了母音,就挖掉了母音的根。一個沒了母音的口音,好似氣球飄在空中,落不到地上,是讓人最不踏實的。這對母音的偏愛,當然是我對母親和故鄉的偏愛,當然也有來自文字給我的自信。我在以見諸報刊流暢的文字,與社會交流,沒人說我有“口音”,沒人說我的文字土,這便使我找到了不想學普通話的理由,成了不想改掉老家口音的理由。幾十年過去了,我從山溝調到城市,從省城調到京城,一路一腔老家口音,連京腔津味的生活圈也沒改掉我的口音,看來我的口音是改不掉了。雖然我徹底愛上了老家口音,捨不得改變透著母親腔調的口音,但我還在努力改,改得讓人聽著易懂和舒服。

不管我如今為難改的口音怎麼狡辯,我從不否認,口音影響好運,甚至影響命運。

(寧新路,散文家、小說家。著有長篇小說《財政局長》和多篇中短篇小說。曾出版長篇散文和散文作品集11部。長篇散文獲第26屆中國新聞獎一等獎。作品獲冰心散文獎等數十項獎。曾為武警部隊總醫院政治部宣傳文化處處長,2001年轉業到財政部,供職於中國財經報社。中國散文學會副秘書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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