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國內外各個大學排名機構發佈的大學排名，人們往往議論紛紛、褒貶不一。然而，無論對其持什麼態度，大學排名已越來越成為人們認識高校的重要工具之一。對此，我們所能做的不是盲目追捧，而是科學地認識與合理地使用各種大學排名。
一流大學並非“排名排出來的”
近年來，我國多所高校在多個世界大學排名中的名次迅速提升。2017年9月，《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THE）提前發佈的2018年全球大學排名顯示，除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雙雙進入前30名外，還有多所我國高校的排名都有較快提升。同年9月，國內有關媒體在梳理了QS世界大學排名、THE世界大學排名、US News世界大學排名、軟科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等四大世界大學排名後發現，我國同時進入四大排名前500強的高校已達到12所。我國高校在這些排名中名次的迅速提升，體現了我國高等教育的穩步發展，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世界一流大學是“排名排出來的”。
從評價理論上講，世界一流大學在不同排名中均應是一流的，反之則並不成立。因為任何排名都是評價的結果，評價是建立在指標體系上的價值判斷活動。指標體系中的指標、標準和權重，不僅與評價目的和目標直接相關，而且各種指標也僅是根據評價目標而設置的，其是否被認定為主要因素還由評價目的決定。
事實上，國際上對世界一流大學並沒有統一認識和明確界定，英文通常用的“World Class University”（世界級大學）也是一個模糊概念，取決於人的主觀認識和排名指標的設定，更多地體現為舉世公認的水平、地位和卓越成就。一所大學被認為世界一流大學還是比較的結果，只是在一定範圍內相對其他同類高校的比較而言，在排名指標上相對名列前茅而已。就是說，僅是名次進入“世界一流”的高校，我們還很難認定它是世界一流大學。比如，一些高校盲目按照某些知名的世界大學排名的指標體系展開對標建設，而這些排名都如THE世界大學排名一樣是重科研、輕教學的。如果高校將這些以科研為核心的指標體系引入教育全程，那麼其根本的立德樹人功能和責任必然會被弱化。
劍橋大學前校長艾莉森·理查德曾說，“大學排名不科學，世界上偉大的高校都是不可以排名的。不同的高校之間區別很大，是無可比性的”。上海紐約大學副校長傑弗裡·雷曼也說，“不同國家、地區的學校很難去比較，學生、家長在選擇之前應該問自己希望得到什麼樣的教育”。用評價理論來解讀這兩位校長的話就不難看出，大學排名是一種需要通過相互比較而獲得結論的相對評價，不能不考慮評價對象的可比性。而不同層次、類型的高校之間如何進行比較，一直是困擾排名者的難題。排名究竟應該採用評價對象哪些共有的主要因素作為評價指標，在方法上是難以解決的問題。
傑弗裡·雷曼還曾說，沒有完美無缺的大學排名，因為諸多排名都有自己的調查方式，在設計指標時也各有側重，比如，有的側重科研獲獎，有的側重同行評價，有的側重論文發表，等等。這就是說，大學排名的公信力雖有高低之別，但永遠不會出現一份“萬能排名”。
全面看待大學排名的作用
儘管大學排名難以做到客觀全面地反映辦學水平，但它確實已經成為人們認識大學的重要工具之一。就拿出現世界首個大學排名的美國來說，每個州公立以及私立的高校數量眾多，“萬紫千紅”的高校孰優孰劣，令政府、企業、社會、學生及家長感到迷茫。正是在此背景下，一些媒體推出了各類大學排名。發佈大學排名的機構主觀訴求顯示，排名主要是為學生選擇學校與專業服務。比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在《美國高等學校排行榜》的說明中表示，該排名是為學生與家長優選希望就讀的學校提供全面而豐富的信息。雖然社會對大學排名的批評之聲此起彼伏，但是大學排名的確是社會認識高校的必要參考資料之一。提供信息服務的大學排名機構，則以自己的方式影響著社會。對於高等教育的投資者、提供者、管理者，尤其是數以萬計“購買和消費”高等教育服務的消費者來說，大學排名有很大影響。隨著大學與社會關係進一步密切，社會各界會愈來愈關注大學排名。因為排名為社會各界提供了觀察高校動態發展情況的窗口，也能促進高校不斷努力提升自身的辦學實力。大學排名還是高校不可或缺的外部質量監控工具之一。由民間機構或政府組織對高校辦學過程和結果實施的外部質量監控，以大學排名為主要形式，注重高校的社會滿意度。
正因如此，一些高校在制定規劃等時，均傾向於將資源分配給對提升排名名次有幫助的學科和研究領域。大學排名也成為一些國家政府決定是否認可外國高校學歷的依據。從這些方面來看，大學排名是一種競爭機制、一種社會影響。排名確實有助於引導政府和社會將高等教育資金投向排名名次靠前的高校。因此，如果政府有科學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合理使用排名激勵高校達成良性的競爭生態。
由於大學排名因有用而受追捧，排名結果使用給高校發展帶來了高利害性。政府渴望摸清、提升高等教育實力，高校渴望在各種競爭中佔據優勢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排名結果使用上的高利害性造成的負面影響是不容忽視的。排名結果不僅可以影響高校招生質量的高低、影響政府撥款的多少，還能影響高校的社會美譽度。因此，高校對提升名次的需求很強烈，排名機構就可能有漁利空間，如果不對雙方的行為進行監管，就可能出現排名亂象。
研究結果顯示，提升排名已經成為一些高校管理者追求的目標，有些院校還建立了專門的機構，對本校的排名變化進行跟蹤和研究。然而，高校單純對名次的追求，一定會使高校遠離教育正軌而異化。許多學者也認為，大學排名不可全信，如果過於看重大學排名甚至以此作為“指揮棒”，一定會導致高校辦學的功利化與同質化。
隨著排名影響力的不斷增大，還可能引發高校之間的聲譽競爭。一些急功近利的高校管理者甚至會採用不正當的手段，竭盡全力謀求名次的提升。2013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全美大學排名顯示，有5所高校因為偽造數據而受到警告或除名。
在筆者看來，除了堅決遏止大學排名中的不正之風之外，對大學排名要給予足夠的包容，讓其在發展中不斷改進和完善。筆者相信，隨著大學排名機構對指標體系和方法的逐步改進完善，社會對大學排名結果的合理使用和排名公信力的確立，排名對於高校辦學的監督和動態反饋、生源和資金流向的引導、高校之間良性競爭的促進，還是有較大積極作用的。
“雙一流”建設不忘根本使命
目前，《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等發佈的大學排名，倚重的SCI論文的發文量及引用率，無法全面展示一所高校的人才培養質量和科研質量。雖然基本科學指標數據庫（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簡稱ESI）能很好地衡量某一學科，尤其是基礎性學科的國際影響力，但卻忽視了應用開發研究及其在行業中的社會影響力。片面地追求ESI的引用數量排名提升以及進入ESI前1%的學科領域數量，實際上只是追求一流的某種表象，而不是追求一流的真正內涵。這也是我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以下簡稱“雙一流”建設）沒有直接使用這些排名的原因。
從我國的“雙一流”建設來看，在關注ESI前1%的學科領域數據等指標的同時，更加關注中國特色的目標與追求。我國把“中國特色、世界一流”擺到了“雙一流”建設的核心位置，即要求高校在服務國家發展戰略的過程中，追求學術上的卓越、形成自己的特色，為社會發展培養一流的人才、作出一流的貢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7月10日第1489期 作者：劉堯
（作者系浙江師範大學教育評論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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