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其實從來不是」局外人「

晉安帝元興二年(公元403年),陶淵明與檀道濟兩人恰巧都在京口,服務於劉裕的幕府,可以算做“同事”。

京口在今天的鎮江,距離都城建康的路程只有一百多里,若是起早貪黑地趕路,只要一天時間,若是走長江水路,更加輕快。鎮軍將軍劉裕把幕府設在京口,派出部隊參加對此前佔據建康並篡位的桓玄一黨的討伐。

京口是劉裕此後賴以開展北伐、篡位的北府兵的老巢,也是辛棄疾寫《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的所在,並留下了家喻戶曉的千古名句,“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劉裕展開的數次北伐,是魏晉南北朝四百年間南方進行的諸多軍事行動所達到的最高峰。劉裕的小名叫做寄奴,“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不僅具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意味,也貼合他生於田家,還曾因為交不起社錢被拘捕的貧寒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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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裕

高門寒士天壤迥途,一般平民難以扭轉人生方向的年代,很可能正是劉裕身為貧寒子弟卻改變命運執掌北府兵的經歷,吸引了當時還算年輕的檀道濟,矢志用一輩子追隨他。不過在這一年,劉裕還只是鎮軍將軍,遠遠沒有走上人生巔峰,檀道濟也只是將軍署中一名普通的參軍。參軍算得上是可大可小、可有可無的職務,就如今天社會團體中的幹事一樣,或許因為機緣能夠參與決策,或許一直只處理各種雜務。雖然這樣,流民出身的檀道濟對這份工作仍然充滿熱忱,不敢懈怠,他知道這是改變自己命運的唯一機會,但是他的同事陶淵明並不這樣認為。

這一年,陶淵明大約四十歲出頭。他的祖上是在東晉初年為朝廷穩定局勢,並被封為長沙郡公的陶侃。陶淵明大約懷著再現祖輩榮耀的心情,想要投身到中興朝廷的事業中去,但是現實並不如理想那麼豐滿,對他而言,劉裕跟其討伐的桓玄一樣是個軍閥,而像小吏一樣營營役役的參軍工作也讓他倍感厭煩,他在詩中提到,“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作為自幼接受士族文化教育的沒落士族,才剛剛踏上行程,他就對本次出仕三心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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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

元興二年,陶淵明與檀道濟兩個人當了不到一年的同事,從此分道揚鑣。陶淵明此後在仕途上又輾轉一年,再一次回到田園,終生不再出仕。檀道濟追隨劉裕,參與撲滅反對勢力、攻滅南燕等眾多戰役,並在義熙十二年東晉北伐後秦的戰爭中,成為西路北伐軍的兩名領軍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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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道濟

數十萬步兵分兵四路,從中國東南出發,經歷一年的行軍與作戰,面對後秦、北魏兩大蠻族政權,最終會師中國西北的長安。先後收復洛陽、長安這兩座淪落胡塵已久的古都,這讓偏安江南的東晉朝廷在自身滅亡之前走上了政治版圖的最高峰。

關於這一場轟轟烈烈的戰爭,新近出版的《南北戰爭三百年:中國4—6世紀的軍事與政權》給出了迄今為止最為詳盡、透徹的戰例分析,而且從騎射到突騎的演變歷程入手,剖析了戰爭手段與政權建設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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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戰爭三百年》

出版社: 世紀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世紀文景

副標題: 中國4—6世紀的軍事與政權

出版年: 2018-2

關於騎兵如何影響到中國政治、社會與歷史,書中提到,騎兵從騎射到突騎,源自楚漢戰爭之際。此後漢人的騎兵衝擊戰術取得對匈奴騎射的優勢,而騎兵衝擊對騎乘穩定性的需求加大,導致鞍橋增高,用來上馬的單面鐙因此形成,最終馬鐙出現。

馬鐙保障下的騎兵衝擊戰術,讓騎兵取得對步兵的優勢的同時,也推動了遊牧社會集權化的進程,這也是五胡十六國以及北朝的胡人得以入主北方農耕社會的原因,在戰爭目標從劫掠到征服的轉變過程中,他們也被迫進一步漢化才能穩固自身在漢地的政權。

與此同時,缺少馬匹與騎兵的南方,只能依靠艦隊與步兵奮起抵抗蠻族的入侵。跟自幼就生長在馬背上,只要有利可圖就呼嘯南下的蠻族不一樣,動員艦隊與步兵需要巨大的財政支持。儘管《南北戰爭三百年》單獨用了一章來探討南朝的財政,這個話題仍然有進一步研究分析的空間。

通過分析戰術、戰役與戰爭對政治產生的影響,作者最終指出:“在商品經濟發展、社會走向複雜化的過程中,可能必然經歷軍事動員能力下降、社會對戰爭承受能力降低的階段,如果社會能夠挺過這個階段,實現初步工業化,就能獲得軍事優勢。但是如果這個階段被北方簡單社會攻滅,則永遠沒有工業化的可能。從南朝到明清,中國歷史可能一直在這個大循環中徘徊。”

簡而言之,社會經濟發展程度高的南方被佔據軍事優勢的北方拖累,導致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發展一再被打斷,始終未能走入近代化。

如果說戰爭技術是中國大歷史呈現治亂循環的根源之一,那麼對於當時的南朝,面對北方軍事壓力下的南朝軍人共同體往往因為廢立皇帝而引發內戰。不同於其他王朝那樣由權臣擁戴幼主、方便自己弄權,軍人團體受到生存意識的驅使,為了追求更有效率的戰爭模式往往改立皇帝,擁戴皇室中年長並有能力的雄主,取代年少的皇帝。

當劉裕去世,劉宋王朝的少帝劉義符繼位,第二年即景平二年,受劉裕遺命輔政的徐羨之、傅亮、謝晦與檀道濟決定更換皇帝,他們廢黜並處死少帝,迎立劉裕的第三子,這就是在南朝諸皇帝中展現雄才大略,而被辛棄疾描寫為“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的宋文帝劉義隆。

此時的檀道濟已經從先主劉裕帳下的晉朝步兵低級軍官,成長為劉宋的鎮北將軍,在今後的人生歷程中更獲得徵南大將軍、司空等崇高頭銜;而陶淵明仍然在故鄉耕種吟詠,日復一日為一餐一飲而發愁。時任職江州刺史的檀道濟帶上酒食饋贈和入仕邀請去探望年輕時代的同僚,卻被陶淵明拒之門外。這一刻,陶淵明的心情或許很複雜,畢竟過去的同僚飛黃騰達,而自己卻淪落鄉里,也可能因為早年的經歷,他苦於出仕,就像莊子說的那樣,寧可曳尾於泥塗之中。

最大的可能是,陶淵明眼中的檀道濟只是一名武夫,以寒士居高位已然不符合渡江以來的政治傳統,而缺乏貴族式從政訓練的武夫更容易驕躁而不知進退。陶淵明對此心懷警惕,擔心檀道濟會招致大禍甚至牽連自己的家族,因而刻意與前同事保持距離。

元嘉四年,陶淵明去世。

十年後的元嘉十三年(436年),彭城王劉義康擔心檀道濟謀反,趁皇帝病重矯詔殺死檀道濟。“南朝軍事將領與皇權的關係一直處在動態之中”,不僅是軍人共同體主動選擇對進行軍事行動有利的皇帝,也包括“皇帝(往往是繼任的皇帝)能夠穩定執掌政權時,又會對勢力強大、過於跋扈的軍事將領進行誅殺,以維持皇權的獨尊”。當天,檀道濟、他的十多個兒子以及親信統統被殺害。檀道濟在被抓捕之時憤然說道,“乃復壞汝萬里之長城。”

四十三年後,源自北府軍事集團的劉宋軍事政權瓦解,以蕭道成為首的新的軍事集團建齊,宋亡。

文| 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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