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聯想2016年底在5G標準方案的投票問題被翻了出來，又掀起輿論熱烈討論。據說，在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計劃）舉辦的有關5G標準的表決會議上，聯想集團針對5G標準的Polar短碼方案(由包括華為在內的中國企業主導)做出了棄權的投票，即聯想帶著收購的摩托羅拉一起站隊了高通，而沒有支持中國企業華為，最終導致華為以微弱劣勢輸了。
這事發生在一年多以前，為何當時沒有引起反響，卻在現在引起輿論上的軒然大波呢？
事情其實起因於中興。中興事件後，網上一片同仇敵愾之聲，為中興的遭遇鳴不平。然後網上突然盛傳，當年在爭奪5G編碼標準的時候，中興背後捅了華為一刀，把票投給了高通。有人就此借題發揮，中興是買辦企業，落到今天的下場罪有應得。
但很快網友就發現，這完全就是子虛烏有的謠言。中興一直鼎力支持華為主導的Polar方案。
事情的真相到底怎樣呢？有網友順著線索，很快查到3GPP舉辦的一次有關5G標準的會議記錄，卻發現中興支持華為，支持高通的中國企業另有其人。
那就是常被戲稱為“美帝良心”的聯想。
網上流傳的一張圖
這個外號，來自於聯想長期以來的差別化定價策略。
一般的跨國定價差異，通常是因為出於對本國產業競爭的考慮，對進口商品徵收關稅，使得進口商品比其在原產國售價更高，降低其競爭力。然而聯想並沒有什麼核心技術，因此美國也不用擔心它的競爭力，沒有必要對其徵收保護性關稅。
聯想作為外來品牌，在美國的競爭力不大，所以要靠低價高配的策略來提高市場佔有率；而在中國，對於大多數不關注計算機配置的人，聯想作為一個他們心目中的民族企業，品質是有保證的，所以不擔心銷量，為了利潤的最大化，所以價格配置可能就不能如國外那麼吸引人了。
所以就出現了一家中國企業，產品在中國賣得更貴的奇葩現象。
當然，聯想一直自我標榜為一家“國際化企業”。
說它是美帝良心可能有點過於苛刻，但肯定不是中國良心就對了……
因此，聯想背後捅刀的說法，與人們長期以來對聯想形成的負面看法頗為符合，於是在中美貿易戰引發民族主義感情爆棚的當下，引起了口誅筆伐。
然而，聯想集團昨日（11日）發佈聲明宣稱：“在3GPP舉辦的有關5G標準的表決會議上，聯想針對5G標準的Polar方案投票（該方案由中國移動、華為等中國企業主導），包括聯想旗下的摩托羅拉移動，所投的都是贊成票。”
華為的官方微博也發表聲明，2016年11月3GPP會議上，華為及其他55家公司（包括聯想和摩托羅拉移動）基於廣泛的性能評估和分析比較，聯合提出Polar碼作為控制信道的編碼機制並獲得通過，聯想及其旗下摩托羅拉移動針對該方案的投票都是贊成票。至此，5G信道編碼技術方案完全確定，其中Polar碼作為控制信道的編碼方案，LDPC碼作為數據信道的編碼方案。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實際上3GPP一共進行了三輪投票。1、長碼投票，聯想兩票給高通。結果高通勝，這兩票不影響最終結果。2、短碼投票，聯想兩票棄權，導致華為一票之差輸給高通。3、控制碼投票，聯想兩票投華為，最終華為取勝，但是聯想的票不影響結果。
因此，網上揭露的內容和聯想聲明的內容都沒問題，但是各自的側重點不同。
聯想所謂的投華為，其實是控制碼，但是大局已定，不需要聯想錦上添花了。網友揭露的是短碼方案，聯想投了棄權票，導致華為一票之差輸給高通。華為則可能出於顧全大局的考慮團結聯想，因為通信標準的爭奪是一個長期的博弈，研發做得好只是一方面，通過合縱連橫建立統一戰線更加重要。
可能有人不理解，為什麼通信標準的投票這麼重要，難道不是哪個技術好就用哪個嗎？
北山曾經幹了十餘年通信及互聯網行業的專利工作，華為、聯想以及其他一些通信企業都曾經是服務過的客戶，對通信行業也算是比較瞭解，談談我的看法。
首先要理解什麼叫通信。最廣義的解釋，對象A和對象B通過某種介質實現信息的傳遞，都可以稱為通信。
在通信過程中，發送方需要將信息用特定的編碼方式進行編碼，碼流在介質中傳輸後，接收方用相應的解碼方式將碼流翻譯成可以理解的信息。
很顯然，雙方必須對編解碼方式達成一致的共識，才可以實現有效的通信，這個共識就是通信標準，否則就是雞同鴨講，對牛彈琴。
兩個人交談就是很典型的通信過程。說話的人必須把想法編碼成一串語音，通過發射器（嘴巴）發送出去，經過介質（空氣）傳遞到聽話者的接收器（耳朵），聽話者在頭腦裡進行解碼，將其翻譯成一種語言。很顯然，在這種通信方式下，語言就是通信標準。如果語音是通過電話傳輸的，那麼還要疊加電話所使用的通信標準，那可以理解為電話機之間溝通的“語言”。
語言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說。理論上說，最好所有人都使用同一種語言，這樣大家都可以無礙交流。
《聖經·創世紀》中說，大洪水之後，上帝以彩虹與地上的人們定下約定，不再用大洪水毀滅大地。但是有人懷疑，萬一上帝啥時候發怒了，再來一次大洪水咋辦？我們不能把子孫後代寄託在彩虹上啊？於是他們決定造一座通天塔。上帝看到人們這樣齊心協力，統一強大，心想：如果人類真的修成宏偉的通天塔，那以後還有什麼事幹不成呢？一定得想辦法阻止他們。於是他悄悄地離開天國來到人間，改變並區別開了人類的語言，使他們因為語言不通而分散在各處，那座塔於是半途而廢。
巴別塔
與天主教長期作對的共濟會，則在其《共濟會憲章》中有另一種解釋：
世界上第一個吸血鬼該隱的後代嘗試窺探神之領域（自然科學），上帝震怒，降下洪水毀滅人類（按照這邏輯，理科生統統都要遭雷劈）。大洪水退去後人類迎來複興時代，但大多數人類十分愚昧，只有石工（Mason）仍舊掌握著自然科學和幾何學的秘密。
根據這些知識，他們知曉了人只不過是神的“不完善的複製品”。石工們發現如果通過自身努力，就可以克服人類自身的精神和肉體上的缺陷，從而回歸神的領域。石工們從四面八方聚集到巴比倫，開始建造一座名為巴別塔（Turris Babel）的通天塔。上帝看到人類如此團結，擔心他們會變得無所不能，於是攪亂了他們的語言，石工們變得語言不通而無法合作，荒廢了造塔的工程，並散佈到世界各地。
共濟會憲章
無論是哪種說法，都強調了人類語言相通的重要性。通信標準也是一樣，理論上說，最好大家都用同一種通信標準，這樣所有的通信網絡就可以互聯互通，多好！
但是（凡事就怕這個但是），理論是一回事，現實是另一回事。
就像語言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難以統一一樣，通信標準就是信息時代通信設備之間通行的“語言”，涉及到巨大的政治經濟利益。
中國境內之所以溝通無礙，還要歸功於兩千年前的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強力推行“書同文”；新中國建立後，政府大力提倡普通話。
在世界沒有天下大同之前，統一通信標準難上加難。
我們現在所說的通信，通常是指無線通信技術。通信網絡是信息時代最重要的基礎設施，通信標準除了涉及數以萬億的經濟利益，其主導權可以看做是通信領域的主權，凡是有追求的大國都對此誓死捍衛，不容有失。
早在2g時代，就有GSM（全球移動通信系統，採用時分多址技術）和CDMA（碼分多址）兩套標準，分別被歐洲和美國主導。另外日本還有一個PDC標準，僅在日本使用，中國當時僅是旁觀者。
到了3g時代，日本被踢出局，中國加入進來，呈現CDMA2000，WCDMA和TD-SCDMA三足鼎立之勢。
在提出TD-SCDMA標準時，中國的決策層內部爭論得非常厲害，90%都持懷疑態度。懷疑者通常的觀點是，國際標準從來都是外國人的天下，搞移動通信標準，成本非常高，難度非常大，我們國家沒有這個先例，能否玩得起這個遊戲？
在當時，這種質疑的聲音非常強大，也非常有道理，似乎難以反駁。
時任郵電部科技委主任宋直元頂住巨大壓力，最終拍板：“中國發展移動通信事業不能永遠靠國外的技術，總得有個第一次。第一次可能不會成功，但會留下寶貴的經驗。我支持他們把TD-SCDMA提到國際上去。如果真失敗了，我們也看作是一次勝利，一次中國人敢於創新的嘗試，也為國家作出了貢獻。”
宋直元
就這樣，中國開始了制定自主通信標準勇敢的嘗試。
這三種標準中，歐洲主導的WCDMA佔據優勢。美國不甘心劣勢，又弄了一個WiMax標準出來。WCDMA最成熟，而WiMax技術效果更好，但遭到了歐洲廠商的一致抵制，沒有推廣開。
WCDMA優勢太大，劣勢的美國聯吳抗魏，拉攏中國一起對抗歐洲。中國說我也有自己的標準，美國想，總比中國倒向歐洲強啊，就支持中國提出了TD-SCDMA，成為3g三大標準之一。
美歐都覬覦中國的市場，以當時中國的情況，根本沒有底氣拒絕，於是強行讓底子最好的中國移動上馬中國標準，WCDMA和CDMA2000分別分配給聯通和電信。於是我們看到，中國成為三種通信標準纏鬥的戰場。
聯合國籌備過程中，原本只有美蘇英三個常任理事國，這是雅爾塔會議的格局。美國堅持把中國加入作為常任理事國。因為當時的中國還是蔣介石說了算，那麼中國這一票永遠都會支持美國。蘇聯為了對抗美國的優勢，提議把法國也加入進來。英國對此表示抗議，但是無效。
中國參與3g標準與中國入常一樣，本質上都是大國博弈的棋子。相同的是，中國不滿足永遠作為棋子，而是謀求棋手的地位。
誠然，在技術上，TD-SCDMA不如WCDMA和CDMA2000成熟，在產業化方面也不算特別成功，在用戶體驗方面更是差強人意，但畢竟沒有本質差距。中移動等一批通信企業以失去部分用戶和移動3G用戶上網體驗差一些為代價，壯大了我國通信產業，為中國參與國際通信標準制定跨出了萬里長征第一步。
歐洲從2g的GSM轉移到3g的WCDMA，實際上是技術難題暫時難以攻克，放棄了原先的時分多址，轉移到碼分多址路線。
由於歐洲通信技術積累十分深厚，WCDMA在3g時代仍然佔據主流，但是卻無法繞開美國高通公司在CDMA技術上積累的大量專利（回憶一下，2g時代美國堅持CDMA，從而確立了技術優勢），因此無論是WCDMA還是CDMA2000，通信設備都必須繳納數額不菲專利授權費用（俗稱“高通稅”）。而中國的TD-SCDMA卻無需繳納高通稅，因此當時移動的手機相對來說都便宜一些。
高通的霸王行為引起了中歐通信廠商的眾怒，導致在4g通信標準制定中，中歐廠商的指導思想就是去高通化，時分技術又成為主流，使高通在4g時代跌下神壇，中歐通信廠商聯手上位。
發改委之所以“敢於”對高通提起反壟斷，底牌之一也是中國通信產業已經從3g時代的參與者，成為4g時代的規則制定者，而高通在4g時代卻早已不復在3g時代的輝煌。
在產業實力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之時，在技術實力上此消彼長的情況下，舊時代的不平等協議理所當然地應當被拋棄，行政力量的“干預”僅僅是加速這一過程，併為通信終端廠商與高通達成更加公平合理的新協議保駕護航。
這與國家綜合實力發生變化，必然發生霸權交替一樣，通信領域與國際政治一樣，一切以實力說話。
在從3g到4g演進的過程中，華為、華三（原來是華為和3com合資，如今是惠普旗下的公司）、中興、大唐（原郵電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TD-SCDMA的提出者）、鼎橋（華為與西門子合資）、普天（前身為中國郵電工業總公司，和大唐一樣是央企）以及北郵都投入了大量研發工作，當然投入精力最多，做得最好的是華為。
除了華為比較有決心有追求，也確實是因為華為很早就捲入與跨國公司的專利訴訟，認識到掌握核心技術的重要性。本人曾處理過大量華為的通信專利，從早期稍微優化一下信令流程，改個碼字，到後來不斷湧現基礎標準專利，華為的進步有目共睹。
因此到了4g時代，中國廠商從不起眼的跟班，一躍變成了制定標準的主要參與者，雖然仍然是實力較弱的一方。
至於聯想，在倪光南院士任聯想總工程師時，聯想也是技術流。不過，隨著倪光南和柳傳志技工貿、貿工技之爭，在倪光南的出走後聯想走上了貿工技之路。此後，聯想的專利主要就是電源優化、主板設計，機箱外形什麼的。
倪光南
以上提到的公司，除了中興我沒有直接接觸之外，其他的公司（包括聯想）都打過交道，可以說親歷了我國通信行業從弱到強的過程。
有人說，選擇哪一個通信標準，完全是廠商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作出的選擇，無需牽扯愛國的問題。
誠然，公司的基本追求是盈利，商場如戰場，同一個國家的廠家也經常打得你死我活，比如華為和中興之間互掐得就挺狠。
但是，企業同樣是講政治的，特別是通信行業這種關係到國家根本命脈的行業，政治性尤其鮮明。如果沒有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統一規劃，3g標準哪來中國的一杯羹？如果沒有前瞻性的產業佈局，靠單一企業單打獨鬥，取得今天的成績無疑是痴人說夢。
我國將5g列入《中國製造2025》和“十三五”規劃，並專門成立IMT2020（5g）推進組；三大運營商5G試點佈局全球領先，華為、中興等通信主設備商5g端到端解決方案具有很高的成熟度；5g射頻前端塑料天線振子、線路板（PCB）、高頻覆銅板（CCL）、陶瓷介質濾波器、5g終端芯片、5g高速光模塊等已掌握核心技術，產業鏈上下游配套準備度高。
到了5g時代，歐洲基本也就是旁觀者了，就剩下中美博弈。
恐怕也正是因為中國在5g技術上具有較大優勢，使得美國產生了恐懼，悍然發動貿易戰，對中國製造2025進行全方位打壓。
通信領域的博弈過程，與世界貿易組織（WTO）談判演進過程也是類似的。最初是G7主導，其實就是美歐再加一個日本。後來中國加入進來拉了幾個金磚國家，成為G20。再後來就是中美歐三家博弈，其他國家邊上等著出結果。到現在，基本就是中美兩家談。談好了，其他國家只有接受這一個選項。
歐美口頭上自由市場掛在嘴邊，但實際上一直有《瓦格納協定》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前述通信標準的博弈過程，與中美歐之間的外交博弈也差不了多少了，甚至可以說兩者幾乎是同步的。
華為想進入美國市場，嘗試多年都不行，這不是技術問題，也不是市場問題，而是政治問題。美國總統一聲令下，美國各公司整齊劃一地對中興進行封鎖，這時候就不說政府幹預市場了？
所以說，中國有些人不是被忽悠傻了就別有用心，這世界上哪有純粹的自由市場？美國處心積慮地防著中國崛起，打壓中國的技術進步，中國的廠商就應該團結一心，結成統一戰線，國家利益應當高於企業利益。
當年打得你死我活的國共在日寇面前，還知道國共合作，一致對外呢！如今連這點覺悟都沒有？
國際政治中美之間的國家博弈，通信行業就是最前沿的戰場。
說完通信標準，我們再說說聯想。聯想創立的很早，曾經是中國民族高科技企業的象徵。然而創立得早，是優勢也是劣勢。
在談到大航海時代國家崛起的規律時，北山曾說過，葡萄牙西班牙是第一批，靠挖礦崛起，相當於煤老闆，荷蘭是第二批，靠倒賣商品崛起，相當於國際倒爺；英國是第三批，容易賺的快錢都被別人賺完了，只好下苦功發展自己的核心技術，造別人都沒有的新產品，相當於華為這樣的製造業公司。
聯想由於起步得早，基本就是走向了荷蘭式的倒爺路線。
在九十年代，中國基本沒有什麼高科技企業，聯想把國外生產的各種計算機零部件組裝起來賣到國內，就可以發大財，還何必廢那麼大力氣自主研發呢？於是聯想趕走了倪光南，靠擴大規模倒賣，躺著掙錢。
這完全是被眼前的短期利益矇蔽，愚蠢地倒退！
早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積貧積弱的清政府最後一次發奮圖強，實行清末新政，在北京前門興建了“京師勸工陳列所”，作為官辦的工藝局產品展銷場，承擔民族工商業的展示功能，其含義“勸人勉力、振興實業、提倡國貨。”
前門勸業場
在內憂外患的歲月裡，“勸業”二字寄託了一個時代實業圖強的希望。它第一次給老百姓樹立了“國貨”的概念，從北京勸業場當年的盛景中，可以看出當年人們對於中國製造的殷切希望。此後，天津、成都、武漢相繼興建了名為勸業場的商場，都是以鼓勵國貨為意。
天津勸業場
1933年，北平國貨陳列館宣傳《中國國貨暫定標準》，曾將國貨分為七等，第一等是 “國人資本、國人經營、完全本國原料、國人工作”，而其中第六等為：“國人股本、借用外款、國人經營、大部分外國原料、外國技師”。從中可以看出政府鼓勵民族資本發展，鼓勵工業生產，但並不排斥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
當時，“國貨”的概念已包括“鼓勵發明、提倡專利技術”內涵，並具有“中外合資”理念。不少民族產業紛紛打出了“自信中國造”的旗幟，很多人更是直接放言：“買的不是國貨，而是對於中國製造的信心。”
百年之前的中國民族企業家，都知道中國弱就弱在技不如人。無數人抱著“實業救國”的夢想，前赴後繼引進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在此基礎上消化創新，打造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比如說，我國近代的化學家侯德榜先生與範旭東先生，帶領永利公司，在制鹼技術和市場被外國公司嚴密壟斷下，進行一系列艱苦的技術攻關，終於在1926年生產出質量更好的國產純鹼。在此基礎上，侯德榜又經過長時間艱苦研發，在抗日戰爭時期（1943年）開發出可以同時生產純鹼和氯化銨的聯合制鹼法，開創了世界制鹼工業的新紀元。新中國成立後，侯德榜又研發出適用於中國國情的化肥生產技術，為中國解決糧食問題做出了巨大貢獻。
範旭東和侯德榜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師，中華民族不屈的脊樑！
至於當時流行的在國外鍍金，搬運國外政經法哲概念回國賣弄，名為“大師”實為“文化買辦”的一批沽名釣譽者，就只能是呵呵了。
聯想作為改革開放後第一批成長起來的大企業，利用先發優勢賺得盆滿缽滿，本來擁有巨大的優勢和便利條件，能夠成長為中國ICT行業的領軍者，標準制定者，卻被唾手可得的利潤迷住了雙眼，滿足於做一個倒爺。
說白了，聯想就是利用國內和國外的技術差距，躺著賺錢。
中國人前赴後繼，無數人拋頭顱灑熱血，奮鬥一百餘年，不就是為了民族復興，國家崛起嗎？連頑固的慈禧太后最後都知道，國家振興離不開自主研發。在如今中國崛起到緊要關頭，聯想卻在關鍵時刻不向著自己人，胳膊肘往外拐，這是一種什麼性質的行為？
說得不好聽一點，這與一百年那些在中國賣洋貨的買辦們，成為列強欺壓中國的幫兇的那批人，有什麼本質區別？
近代買辦群體
好在列強還是那些列強，中國卻已經不是中國了！
隨著中國一批堅持自主研發的企業紛紛崛起，國內國外的技術差距迅速縮小，買辦的日子也不好過了。不思進取的聯想節節敗退，市值不斷縮水，甚至剛剛被香港恆生指數中移除。
倪柳二人的路線之爭，實際上已經決定了聯想今天的命運。
聯想的決策者們，應該去前門的勸業場門前，站在那裡好好反思，為什麼會變成今天這個局面。說不定還可以搶救一下。
否則，那句廣告詞中“人類失去聯想，世界將會怎樣”，就成了一句大笑話。
我看失去了以後，中國將會變得更好。
閱讀更多 察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