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丁美洲，很少有事情不和足球扯上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足球往事》
拉丁美洲的足球熱
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小組賽戰罷，十六強中有五支隊伍都來自拉丁美洲：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烏拉圭、哥倫比亞。加上已被淘汰的秘魯、哥斯達黎加和巴拿馬，本次世界盃共有八支拉美球隊參與角逐。
歷史上，拉美球隊多次殺進世界盃決賽圈，一共獲得過9次冠軍。其中巴西5度奪魁，因此有“五星巴西”之稱，阿根廷和烏拉圭各有兩次折桂經歷。作為全世界最受歡迎的體育項目，足球已然成了拉丁美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不管男女老幼貧富，拉丁美洲人對足球普遍懷有宗教般的狂熱和激情。拉丁美洲足球何以如此興盛？
足球在世界受歡迎程度
眾所周知，現代足球的形制規則起源於英國。拉丁美洲的足球文化也來自歐洲。但在現代足球誕生之前，拉丁美洲古代的瑪雅人也有一種類似足球的運動，叫Ōllamaliztli（納瓦特語）。很多瑪雅遺址中都發現了類似球場的場地，最大的一個在墨西哥的奇琴伊察，尺寸約為 166m*70m。考古學家推測當時他們用的是實心橡膠球，質量要遠重於現代足球。當時的球賽也並不僅是競技性質的，還包含祭祀意味。筆者在墨西哥訪學時曾在一些文獻、博物館和遺址中看到這種比賽（儀式）的圖像和壁畫。一些景點內也會有現代人化妝後模仿再現當年的比賽場景。
古代瑪雅人踢球場景再現
奇琴伊察瑪雅遺址牆壁上的“球門”
19世紀下半葉，歐洲移民大量湧入拉丁美洲，特別是阿根廷、烏拉圭和巴西等國，移民數量最多。這些移民中就有不少英國人，他們給當地帶來了足球。隨著移民數量的增加和移民社區的擴張，他們組織起了足球俱樂部和非正式的聯賽，以滿足娛樂之需。
這項運動迅速引起了拉丁美洲其他民族和社會階層的興趣，他們也組織起了自己的俱樂部。因為足球實在是一種門檻相對較低的運動，無需昂貴的器具和苛刻的場地。甚至都不需要一個真正的球，只需要一個可以踢來踢去的東西。比一個紙團、一個空塑料瓶。很多拉丁美洲孩童習慣把手頭的任何東西都變成足球，把街頭巷尾變成球場。
街頭踢球的拉美少年
在拉丁美洲這樣一個社會經濟和財富地位分化嚴重的地區，足球場成了彰顯平等主義的舞臺，尊重不是來自你的社會地位，而是來自你的技術和球品。而貧民的孩子們往往比被嬌慣的富家子弟踢得好。後來隨著這項賽事的商業化，這些貧民的孩子和他們的家庭也將足球視為擺脫貧困改變命運的途徑。許多拉丁美洲球星即是出自貧民窟。比如兩大球王貝利和馬拉多納，“外星人”羅納爾多，梅西、內馬爾亦在此列。他們的故事激勵著無數貧民窟子弟去追逐自己的足球夢想。但商業化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拉美著名作家烏拉圭人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在《足球往事》中如此寫道：當這項運動變成一個產業，綻放在玩耍樂趣之上的足球美麗之花便被連根拔起。
1930年，第一屆國際足聯世界盃在烏拉圭舉行。決賽中烏拉圭以4比2的分數戰勝阿根廷，首捧世界盃。之後拉丁美洲國家在歷屆世界盃上多有不俗表現，除了前述的巴西、阿根廷、烏拉圭9奪桂冠之外，還有其他多支球隊多次入圍世界盃決賽圈，並最終殺入八強、四強。
憑藉厚重的足球文化和足球土壤，拉丁美洲國家誕生了大批優秀的職業球員，為歐洲五大聯賽等貢獻了大量人才。世界十大球員輸出國中拉丁美洲國家佔了四席（巴西、阿根廷、哥倫比亞、烏拉圭）。
世界十大球員輸出國
日前，在莫斯科舉行的第68屆國際足聯大會上，國際足聯宣佈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國獲得2026年世界盃聯合主辦權。世界盃將在時隔一屆之後重回拉丁美洲。世界球迷將得以再睹阿茲特克體育場的雄偉風姿。為球迷津津樂道的馬拉多納“上帝之手”即發生在這座球場，那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盃阿根廷和英格蘭之間的一場四分之一決賽。那屆世界盃決賽也是在這個球場舉行，最終阿根廷3比2戰勝西德隊，獲得冠軍。
撬動政壇的拉美足球
誠然，足球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的快樂。但由於其商業性以及被強加的政治性，所以也會帶來許多陰暗的東西。各種競爭主辦地時的賄選、操縱比賽等事件自不待言，有時它還會成為暴力衝突甚至戰爭的導火索。就拉丁美洲而言，1969年薩爾瓦多與洪都拉斯之間的 “足球戰爭”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雙方在世界盃預選賽中爭奪最後一張入場券時矛盾升級。該場戰爭使雙方傷亡逾三千人。雖然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是土地資源問題，但足球則充當了導火索的角色，直接促成了戰爭的爆發。
更多時候，足球的政治性是以比較溫和的形式展現的。通常，當國家領導人贊助足球事業時，他們都會認可足球在國家社會中的文化重要性。當他們向獲勝隊伍頒發獎盃時，也是在展示自己的權威。他們往往將自己與一項流行運動聯繫在一起，藉此顯示自己也在分享著人民的激情。但在拉丁美洲，政治家和足球之間的關係往往比這要緊密得多。特別是軍政府為了控制人民，採用了類似“胡蘿蔔加大棒”的混合方式，足球在提供“胡蘿蔔”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烏拉圭小說家馬里奧·貝內代蒂曾指出“足球是政治催眠劑”。在此類軍政府獨裁政權中，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足球世界的主要成員變成了那些政要，而非足球圈本身人士。
隨著足球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它開始在全國性慶典中發揮作用。例如，1910年和1916年，足球比賽是阿根廷獨立百年慶典的一部分。1922年南美錦標賽在巴西也發揮了類似的作用，1930年烏拉圭舉辦的第一屆世界盃是為了紀念該國脫離西班牙獨立暨憲法頒行100週年。烏拉圭總統出席了烏拉圭在第一屆世界盃所有場次的比賽。1938年的河床隊和1940年的博卡青年隊都在5月25日的阿根廷獨立日開放新體育場，這顯然不是巧合。
政壇領袖都希望與正在迅速成為一種主流文化現象的事物聯繫在一起，而在拉丁美洲，足球正是這樣一種文化現象。1919年，巴西面臨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時任總統佩索阿千方百計地在各種場合祝賀巴西隊首次奪得南美冠軍。“我代表國家向巴西年輕運動員的勝利致敬。”1927年，巴西總統華盛頓·路易斯觀看了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羅之間的宿敵之戰。賽前，總統和他的部長們受到了五萬多人的熱烈鼓掌，掌聲持續了三分鐘。總統後來說，他一生中從未受到這麼多人的歡呼與讚賞。政治家紛紛努力將自己與這一大眾文化中日益強大的表現形式聯繫起來。
拉丁美洲政界對足球施以援手的例子很多。20世紀40年代末，巴西總統杜特拉（1946-1951在任）向弗拉門戈贈送了靠近里約市中心的一處地產。巴爾加斯本人在擔任總統的最後一段時間裡，也向弗拉門戈提供了低息政府貸款，以助其俱樂部建造一座24層的辦公大樓。1969年至1975年間，巴西修建了13座大型體育場。到1978年，世界十大體育場中有七座在巴西。1964年軍事政變後，足球是新的獨裁政權與民眾利益相聯繫的方式之一。美第奇總統( 1969-1974在任 )聲稱自己是弗拉門戈的球迷，經常出現在他們的比賽中。他可能是一個真正的愛好者。蓋澤爾總統雖然不是球迷，但他的宣傳團隊把他貼上了球迷的標籤。
批評人士稱，巴西足球的發展受到政治因素的扭曲。隨著在選舉中贏得勝利變得越來越困難，政黨普遍通過操縱足球影響球迷，進而達到影響選民的目的。巴西足球界的人都知道，如果你想在巴西從政，做一名足球運動員是有幫助的，如果你是一名政治家，對足球感興趣是一個真正的優勢。
再說拉美雙雄中的另一位，阿根廷。
1924年7月6日，博卡青年隊開賽時，國家領導人也在場，隨行的還有他的戰爭部長、俱樂部的鐵桿球迷奧古斯丁·胡斯托。胡斯托將軍本人將在1932年至1938年間擔任共和國總統。博卡俱樂部主席愛德華·桑切斯·特雷羅娶了胡斯托的女兒。博卡在國家資助下興建體育場館也就不足為奇了。在庇隆總統的領導下，足球和政治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系統化。
庇隆是1943年政變中的重要人物。他之後既擔任戰爭部長，同時又是勞工和社會福利部部長。他非但沒有向勞工宣戰，反而走平民路線，推動阿根廷工會擴大，在兩年內，工會在就業人口中所佔比例從10 %上升到66 %。1945年，他與女演員瑪麗亞·伊娃·杜阿爾特（即著名的庇隆夫人）結婚，1946年競選總統並獲勝。在工會和城市中產階級的支持下，庇隆創建了一個強大的政治體系。他提出了重新分配收入的措施，有利於工人，並把鐵路等國有化，推動國家主導的工業化，以減少阿根廷對進口及原材料出口的依賴。體育運動特別是足球運動在當時已經較為普及，利用國家資源進一步鼓勵體育運動是符合統治邏輯的。像所有政府一樣，他認為這樣的政策可能會幫助他贏得選票，並把一些人的注意力從他的政權不太令人滿意的方面移開。
正在觀看比賽的胡安·多明戈·庇隆
1947年，政府將阿根廷奧委會和阿根廷體育聯合會融合在一起，成立了新的體育監督委員會。“庇隆大力支持國家體育事業”和“庇隆——國家頭號運動員”等口號隨處可見。庇隆夫人還通過她領導的社會援助基金會促進體育運動。第一屆艾薇塔錦標賽於1950年舉行。這是一場13歲至15歲兒童參加的足球賽。共有15萬名少年參加了第一屆比賽，第二屆則有20萬名少年參加。許多阿根廷的小足球愛好者正是在此時穿上了他們的第一雙戰靴和球襪。
考慮到阿根廷庇隆政府對足球的關注，令人驚訝的是，阿根廷沒有派隊參加1949年在巴西舉行的南美錦標賽，也沒有派隊參加1950年的巴西世界盃和1954年的瑞士世界盃。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對失敗的擔憂導致政府決定不參與。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在1948-1949年的罷工中，許多阿根廷主力球員已經離開了這個國家。
1966年，國際足聯暫定阿根廷為1978年世界盃舉辦地。對阿根廷而言，這一時機再好不過了，為他們提供了完美的復仇機會。1966年，第八屆世界盃在英國舉行，這是讓拉美各隊出離憤怒的一屆比賽。阿根廷隊在四分之一決賽中迎戰東道主。兩名阿根廷球員隨後因攻擊裁判費雷羅和向國際足聯官員吐口水而被停賽。赫斯特在第六十六分鐘的進球幫助英格蘭取得了勝利。阿根廷中場安東尼奧·拉丁因強烈抗議被勒令離開溫布利球場，拒絕離開後他被幾個警察帶離。南美抗議者聲稱，東道主英國在西德裁判的幫助下操縱了整個賽事。巴西大部分比賽由英國裁判執掌。英格蘭與阿根廷的比賽由德國人擔任裁判；那是一場場面十分火爆的比賽，英格蘭隊主教練阿爾夫·拉姆齊後來形容阿根廷人是“野獸”。與此同時，西德對烏拉圭的比賽上英國裁判罰下了兩名烏拉圭人。
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亞將軍在阿根廷隊返回布宜諾斯艾利斯時向他們致意。《國民報》刊出標題:“英國人先是偷走了馬爾維納斯群島，現在又偷走了世界盃。”
1976年3月，政府被軍方推翻。一些新政府官員表示，國家負擔不起舉辦世界盃，但軍政府不同意。阿根廷拿出了國家預算的10%左右，約7億美元，新建了一系列體育場。還建立了一個可以容納兩萬五千名記者的新聞中心、新的電視演播室，引進了彩色電視。26個機場以及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基礎設施也得到改善。政府稱，其中一部分費用將通過5萬名入境遊客的消費收回，但令阿根廷政府大失所望的是，最終抵達阿根廷的遊客不超過1萬人。
很明顯，阿根廷的軍事獨裁政權希望利用1978年世界盃的舉辦來提高這個政權在國內外的合法性。但阿根廷對1978年世界盃的熱情並不僅僅是獨裁政權的宣傳活動所產生的。正如塞爾吉奧·雷納的一部故事片的標題所說，這是“全民的盛宴”。本屆世界盃東道主阿根廷經過一路廝殺，與上屆世界盃亞軍荷蘭隊會師決賽。肯佩斯領銜的阿根廷最終以3：1的比分戰勝荷蘭，阿根廷在本土首捧世界盃。
魏地拉將軍祝賀阿根廷隊獲勝
事後來看，對魏地拉將軍而言，1978年世界盃在多個方面都是極其成功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塑造了阿根廷的強國形象，讓民眾注意力暫時從糟糕的經濟形勢和恐怖的軍事統治上挪開。
1982年7月2日，西班牙世界盃，兩支來自南美的強隊衛冕冠軍阿根廷與“三星”巴西在世界盃的賽場上狹路相逢。結果，面對擁有中場“四大天王”（濟科、法爾考、蘇格拉底、塞雷佐）的巴西隊，擁有馬拉多納的阿根廷以1:3告負。時年22歲，尚屬青蔥的馬拉多納在比賽中因為踢人被紅牌罰下。淚灑賽場的馬拉多納，讓整個阿根廷也為之哭泣。當然，這種悲傷不僅僅因為阿根廷隊衛冕之路宣告結束，更因為在10多天之前，阿根廷軍隊在馬島戰爭中遭遇慘敗，於1982年6月14日向英軍投降。阿根廷民眾一方面認為本國軍政府是鎮壓人民的劊子手，但另一方面，又覺得英國是邪惡的帝國主義者，此時需要同仇敵愾，一致對外。足球又成了軍政府的“救星”。
看來，在足球文化盛行的拉丁美洲，將其作為轉移民眾注意力的工具是拉美政客的拿手好戲，操作起來可謂輕車熟路。足球這個“軟球”足以撬動政治的“硬球”。
- 來源： 澎湃新聞
- •作者：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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