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比特币已经跌到6000美元了，是否还会一路下跌，这个完全取决于参与者的心态，或者说，取决于是那些大户的态度。他们觉得差不多了，那就真的差不多了，所以无从预测。当有朋友问我是否该抄底了，我只能说：没有足够的资金，就别想着择时了。
本文是笔者去年年中的时候给《华夏时报》写的一篇文章（与邵宇老师合著），从理论层面指出了比特币悖论所在。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楼的顶层走廊两边，一边是成员国的标志，另一边是各国家的法定货币，这种法定货币是由主权国家之信用作背书。货币先于国家而存在，但自国家垄断了铸币权以后，货币就成了国家制度的一部分了。但欧元成了一种跨国界的“主权货币”的特例。
1961年，被称为“欧元之父”的罗伯特·蒙代尔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概念，论证了多个国家，或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组成货币联盟的可行性。正是在该理论的影响下，欧洲货币联盟于1999年启动，截止2015年共拥有19个成员国。其实早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白芝浩就预言：“不久以后，整个欧洲，除了英国，都将使用同一种货币”。但是，欧债危机以来，欧元区的实践似乎也论说明了理论的不足。笔者认为，欧债危机是货币与主权分离、经济与政治分离的结果，而非导致欧元危机的原因。
货币演化至今，已然成了国家权力的表征。欧元能否生存，取决于欧元区国家对改革信念与坚持，欧元区最大的问题在于缺少足够的政治互信与政策弹性。在统一的利率水平下，对于预期通胀水平较高的国家，实际利率较低，国内需求扩张将会导致工资和物价上升，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统一货币相当于固定汇率，使得贸易逆差国的失衡难以自发调整。长此以往，必然是债务不断积累，如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持续的贸易逆差积累了大量的债务，从而也成了欧债危机的薄弱环节，而德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萧伯纳的密友，英国女演员帕特里克·坎贝尔夫人给“密友”下了个定义：在天鹅绒沙发上骚动，在双人床上沉静恬睡。很显然，危机的降临，让欧元国家多了些骚动，再难以沉静恬睡了。
前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在其新作《金融炼金术的终结》中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成功的货币联盟，其前置条件必然是成员国之间具备高度的政治互信”，德国当时加入欧元区的看法也是：货币联盟必须在政治联盟形成之后的一段时间才能推出，而且可能是很长时间。而当时南欧的观点却恰恰相反：以货币联盟倒逼政治一体化。实践告诉我们，欧元似乎将被证明是早产儿，欧债危机是欧元危机的表现，政治联姻，从而加强财政协调，将是彻底解决欧元危机的必选之路。当然，政治联姻的方式有很多种，但主权权力向货币联盟的妥协是维护欧元的前提。那么，欧元的经验对比特币又有何启示？
自2009年诞生以来，比特币获得了广泛认可，不同的国家对其包容性也呈现显著的差异。从笔者的角度来说，比特币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最多只能获得暂时性和局部的成功。现阶段，比特币甚至还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货币，它更像是一种投机品，其市场价格从期初的不到1美元，至今已经超过2000美元，期间也因为技术危机、治理危机和理念冲突等原因大涨大落，且交易成本还相对较高。比特币的“价值”源自何处？是人们的理想主义，对自由观念的崇尚，还是人们对比特币的乐观预期？但这恰恰是比特币悖论之所在。如果人们因为比特币的“货币属性”而投资比特币，但是当比特币真的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货币，其投资价值也会立刻消失。就像我们现在还有谁把纸币作为一种投资产品吗？另外，比特币悖论还体现在2100万数量上限与通缩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使其货币单位可以细分，但是在数量固定的前提下，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大，每一单位货币的价值仍然是递增的，也就是物价下降。所以，笔者认为，只要主权国家不认可货币只是一层“面纱”，只要央行货币政策仍然是逆周期管理的必要工具，那么去中心化货币就很难成为主流。
数字货币是货币制度演进的方向，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它还不会是比特币。中国人民银行在推动数字货币方面表现出了相当的积极性，特此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数字货币，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对货币的“数字化管理”就有相应表述：“一个稳定的和成熟的商业社会需要具有计算和记录整个社会资源的能力，任何资产的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导致的数量增减和去向都可以及时更新在案。唯有如此，这样社会的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加以处理”。他在书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某种意义上，数字化管理的观念形成了中西“大分流”。
故事可以追溯到1494年，时值明孝宗年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西奥利发表《算数、几何、比与比例知识》一书，提出了会计学原理，并将其发展成了“复式记账法”，为商业资本主义发展建立了系统的账户体系。至万历十五年（1587年），复式记账法已在西欧广泛应用，而明朝政经衰弱，至1644年覆亡。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化，历史或再一次处于“大分流”的节点。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社会民众和政府从来没有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或者说政府从来也没有根据从历史中总结得出的经验去决策”。记住黑格尔的话是有益的。
货币，无论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国家权力的边界，就是主权货币的边界，欧元困局给我们的启示是，货币全球化之前得有个去主权边界的过程。货币的非国家化，在国家概念模糊之前，只能局限于理论上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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