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陳譚秋在1936年出版的《共產國際》上發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回憶》，作為當事人對於一大，是最權威，最全面，最系統的回憶。
一九二一年六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辦莆柏路的女子學校，突然來到了九個客人。他們都下榻於這學校的樓上。在學校的樓下，除掉廚子和校役以外誰也沒有，因為學生和教員都放了署假。一個認識的校役則被請為大家每日作飯，另外他的任務是注意不放一個生人進來。假使不是認識的人向廚子解釋，那他會根本不知他們是誰，因為他不懂他們的土話，他們講的都不是上海話，有的講湖南話，有的講湖北話，而有些則講北京話。
這到來的許多人，是中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各地的代表。他們到上海來的目的，是為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在這九人裡面有湖南長沙的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為我和董必武、山東濟南的代表王盡美和鄧恩銘，那時王、鄧兩人是非常活躍的青年，王后來死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侵食了他，鄧則被捕後死在獄中。北京的代表是劉仁靜，後來為託洛次基派，被黨開除了黨藉，現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內工作，執行與共產黨鬥爭的專門任務，廣東的代表為包惠僧，後變為叛徒，向國民黨投降了。代表日本的中國學生及僑民的為周佛海，現在國民黨的著名領袖之一，而周佛海在廣東時期，因其進行反黨活動，即被黨開除，在第一次大會上參加的一共有十一人，除了上面所指出的九人以外，還有代表北平的張國濤，代表上海的李漢俊、李達。李漢俊在四次黨的大會上被開除黨藉，因他擁護右派機會主義的觀點，並且與北洋軍閥有聯繫往來。在武漢政府叛變後被安徽軍閥槍斃（按李漢俊是被李宗仁的軍閥槍斃的），而李達則在五卅為革命浪潮高漲所驚駭，而退出黨了。廣東第二個代表為陳公博，他在陳炯明暴動反對孫中山時，他幫助了他反對孫中山，陳公博受了黨的屢次警告，結果仍開除了黨藉，後來很快即成為有名的國民黨活動家。取消派領袖陳獨秀在第一次大會上未出席。那時他在陳炯明下做廣東的教育部長。在第一次大會後，陳獨秀參加中共領導很久。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形勢嚴重時期，他自己的投降政策出賣了革命事業。
中共第一次大會是在七月初開的，大會的組織是非常簡單的。張國濤被選為主席，秘書為毛澤東和周佛海。
大會開幕就在上面所說的校內舉行的，而大會本身的工作則在李漢俊的家裡進行。大會共開了四天。
討論以下的問題：1.目前政治狀況，2.黨的基本任務；3.黨章和組織問題。
在討論這些問題時，發生了有力的爭論，部份的對黨的基本任務和組織原則問題。
一方面以李漢俊為首表示公開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無產階級尚很幼稚，不瞭解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需要長期的宣傳教育工作。在這一基礎上李漢俊認為無需要建立真正無產階級政黨，反對專政，擁護資產階級民主。他指出就是在資產階級民主範圍內，亦可以公開的組織和教育無產階級的，用不著組織戰工會，最好還是用一切力量去發展學生運動和文化教育工作。李漢俊申明書首先應真正的組織知識分子，把馬克思理論給他武裝起來，然後，當知識份子已掌握了馬克思主義時，再才能有力組織和教育工人，因此他認為無產階級的黨，用不到有紀律的戰鬥的黨，把聯合知識分子使黨成為公開的組織和和平的政黨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組織來與他對立。由此他得出結論，凡承認和宣傳馬克思原則的都可為黨員。參加黨某一組織和在裡面進行實際工作，他認為是不必要的。李漢俊的觀點擁護的還有李達和陳公博。另外是一種極左的觀點。以劉仁靜為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鬥爭的直接目標，反對任何用公開的形式的工作，一切知識分子都為資產階級思想的代表者，他認為照例應拒絕知識分子入黨。同情他的觀點的有包惠僧。大會大部分代表都反對了這兩個都不正確的觀點。終於通過了一個共同方針，即黨的基本任務為爭取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在想定目前時期鬥爭的策略時，指出黨不僅不拒絕，而相反必須積極號召無產階級參加和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通過了方針，要求黨成為有戰鬥能力及有紀律的無產階級政黨，發展職工運動為共產黨工作的中心任務。關於工作公開形式的問題，則指出如有利於無產階級的，則黨應當利用他。至於黨的組織原則和接收入黨的條件，則採取俄國布爾什維克的經驗。通過這些方針成為建立中國布爾什維克黨的開端。
最後的批准黨章改至大會的第四日議事日程上。但這天吃過晚飯後，大會的參加者晚八點集合於李漢俊的家中，主席宣佈大會繼續工作時，在隔壁房間內發現了一穿長卦的可疑人物，過問這不知名的人，問他是誰，他回答說找社聯組織的主席姓王的一個人，後又說找錯了，即很快出去了。對的，離李漢俊房子，經過三幢房子的地方有一個社聯組織。但大家知道這一組織並沒有主席，更沒有姓王的人在。因此這人對我們非常可疑，我們即很快收集了文件藏起來了。只剩下李漢俊和陳公博。真正沒有經過十分鐘，李漢俊的家中即出現幾個偵探和警察搜查房子。除了公開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外，他們什麼沒有找到，因此沒有人被捕。
每人因此不得不找尋住處，回到女子學校我們又不能，因為我們想，偵探是從女子學校的蹤跡探知我們的。在開始時計算七天結束大會的工作的，但是因此不得不縮短到五天。同時在上海找不到大會工作繼續的適當地點。決定了到杭州西湖去。但是在出發前，又得出了結論，西湖不是適當地點，因為那裡遊人太多。因此即在離上海三里北外的南湖舉行。這裡雖有遊人，但較少。到那裡後，我們即租了一隻大船。買了食物、酒，好像遊人一樣在湖上的船中進行大會的工作。
這是大會的最後一天。李漢俊和陳公博沒有出席，因為在搜查後，在他們後面有人釘梢。那天早上是陰天，但在八點鐘後，那有許多遊人，當然因此使我們的工作困難，但在十點半鐘時，下起小雨來了，遊人都散了，因此保證能安心工作，直到晚上十一點的一整天，我們都討論了在我們面前的問題。
除了最後批准黨章外，我們還討論了對孫中山先生的態度問題，決定設立中央臨時中央局的問題，然後舉行了中央局的人選。關於對孫中山的態度問題引起了不大的爭論。包惠僧認為共產黨與孫中山是代表兩個不同的階級，在中間不應有任何的妥協。因此對孫中山應對北洋軍閥一樣看待，甚至要更壞一些，因為他們自己的武斷宣傳，使群眾彷徨。這一種思想受到了大會代表的打擊，對這問題通過了以下的方針，一般的對孫文學說應帶有批判性的來對待，但個別的實際上進步的行動應擁護，採取黨外形式的合作。通過了這一原則，可以說與今後共產黨與國民黨中間的合作打下了基石，同時也為發展反軍閥和反帝運動的基礎。在第一次大會前，除掉在日本、法國的留學生僑民的共產主義小組外，只有在上海、廣東、長沙、武漢和濟南有共產主義小組，在南京、成都和杭州只有個別的共產主義者，那時共產黨員一共不過幾十人。因此決定不組織正式的中央，為能與存在的個別支部發生聯繫，建立黨的中央局。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
在臨時中央局裡選張國濤、陳獨秀、李達為委員，侯補者為周佛海、李漢俊、劉仁靜。這樣即完結了中共的第一次大會，產生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引道中國人民的爭取民族和社會解放的鬥爭。雖然中國共產黨的年齡並不大（一共只十五年），而他經過了在鬥爭的許多鍛鍊和受了大的犧牲。黨在成立後，已經領導了全世界聞名的廣東、香港海員職工，京漢鐵路工人的職工，開灤煤礦工人的總罷工。在這些戰鬥中，黨已生長和鞏固到這樣了，已能組織五卅運動，爭取偉大中國革命的領導權，組織延長到十六個月的香港罷工，進行了上海六次暴動和舉行了歷史上的廣東暴動，掀開了中國蘇維埃革命的開端。
在國民黨叛變革命後，成千成萬的共產黨員和共產黨領導的工作人員，無數的工農在國民黨制度下受了犧牲。在這些光榮革命犧牲者的血上生長起來了幾十萬的英勇中國紅軍，建立了廣大的蘇維埃區域。中國共產黨在現在空前的民族危機條件下，正為聯合全體反封建反帝的力量，來使中國人民得到民族解放及社會解放的最後勝利。在十五週年時，中共的新政策——全民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受到中國人民廣大群眾的熱烈響應。正在發展著的反日鬥爭，不可避免的將更加擴大和變為大的歷史上的戰鬥。共產黨內部思想上的鬥爭助長了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還在第一次大會上即進行了黨內正確的鬥爭，反對了孟什維克及超左的傾向。八七會議反對了陳獨秀的機會主義。六次大會反對了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四中全會與立三路線及羅章龍左派作了鬥爭。這種鬥爭推進了黨走向布爾什維克化路上去。在這十五年的中國革命澎湃發展的英勇鬥爭中，為革命事業而犧牲許多老的共產黨員，另一些則叛變了革命，走進了反革命營壘。在第一次大會時期加入的黨員，現在剩下的簡直很少了。但在一次大會後，生長起來了新的力量。
我們黨最好的領袖，蘇維埃和紅軍最好的領袖，在黨內黨外鬥爭中鍛煉出來的毛澤東、朱德和其他人。現在領導著中國人民的偉大的歷史的鬥爭。
在第一次大會時，共產黨尚未與共產國際建立聯繫，但他的總路線，同樣他的組織原則，都按照列寧——斯大林的布爾什維克建立的。在第二次大會上，中共決定加入共產國際。直到現在，中共的一切生活，一切鬥爭，一切政策，中國紅軍和蘇維挨的發展和鞏固，都受到了共產國際的幫助和領導。正因為如此，中共對共產國際的尊敬，信仰和忠實隨著本身黨的生長在加強著，生長著，鞏固著。
董必武在中國革命博物館讓其審示的“一大時期共產主義小組分佈圖”時，董老認為：
“日本東京、法國巴黎的小組均以標出（指：一大時期共產主義小組分佈圖）為好。”董老說：“日本東京、法國巴黎，那時確有共產主義小組。且一大開會日本東京小組派有代表參加。“
周佛海回憶:
接到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間要開代表大會了。湊巧是暑假中，我便回到上海。黨務發展得真快，不單是我們去年計劃的上海、漢口、長沙、北京、廣州，都成立了組織，就是濟南也有了支部。當時陳炯明在粵主政，還沒有叛變，約仲甫去粵，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所以代表大會，他不能親來主持。廣東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張國燾、劉仁靜，長沙是毛澤東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漢口是陳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達、李漢俊，濟南是誰記不清了。丁默村雖然不是代表，卻是C.Y.(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活動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學生的代表。其實鹿兒島方面，沒有一個人參加，東京只有一個施存統。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兩人。第三國際，加派了馬林來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澤東等三、四人，住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學生樓上。當時學生放了暑假，所以我們租住。沒有床，我們都在樓板上打地鋪。伙食，當然是吃包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每晚開會。馬林和吳庭斯基也出席。(周佛海回憶摘自《扶桑笈影溯當年》)
[王金昌]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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