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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體報道稱，上海小學二年級第二學期（試用本）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語文教材第24課《打碗碗花》（李天芳著）將原文中的“外婆”全部替換成了“姥姥”。新聞熱度上升後，有網友補充說，同一本教材第6課《馬鳴加的新書包》也全部使用了“姥姥”這一表述。
上海市教委給出的改動理由是：“姥姥”是普通話詞彙語，“外婆”“外公”屬於方言。
|上海教委在去年對市民投訴做出的回應
教委這樣直接對方言和普通話的界限做出判定，並修改作者原文的強勢態度讓網友們炸開了鍋，討論主要聚焦於以下幾個方面：
1.“姥姥”和“外婆”到底誰才是方言
2.未經作者許可改動已有文章中的用詞是侵犯作品的知識產權
3.官方任意修改課文實際上是一種抹殺多元的文化霸權
讓人遺憾的是，網友將主要的討論精力放在兩種稱呼正統性和南北方言差異的爭執上，將這件政治寓意頗強的事件演變成了如同站隊粽子甜鹹黨般的陣營表態，把權力對語言文化的粗魯干涉和侵蝕放在一旁，覺得不需要把此類小事政治化、嚴肅化。
作為人類社會交流的媒介和思維的基礎，語言一直被視為一種單純的工具，通過刻畫和表徵的方式在世界和人類之間起中介的作用。但20 世紀以來，哲學家、社會學家和語言學家等越來越不滿足於只把語言視為人們認識世界、進行思維和交際的一種客觀透明的手段，而是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語言、權力和意識形態的共生關係以及語言對社會過程和個人生活的介入作用。
|微博博主@梁惠王認為外婆的“外”表明了通用語身份
法國哲學家福柯認為，所有事物都可以歸入兩類範疇：權力和話語。如果離開了某種話語的生產、積累、流通和應用，社會就既不能建立、鞏固，也不能改進。批評語言學家費爾克勞堅信，意識形態總是參與維持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並往往通過語言獲得表述，所以我們必須在語言中尋找權力得以維護的途徑。
|網友對此事的討論漸漸變成了單純的地域性站隊
我們節選分析了兩篇將語言和權力間的共生關係闡述得非常精妙的文學作品，以凸顯語言本身從古至今都無法剝離的政治性，即使是一丁點關鍵處的改動也能對大眾的思維造成強大的影響。
出版於1945年的小說《動物農場》是喬治·奧威爾最優秀的作品之一，故事以曲折跌宕的故事情節和特色鮮明的動物形象為表，真實結構是圍繞政治權力的爭奪與交替，是一則預見性極強的反烏托邦寓言。
最初，農場絕對統治者瓊斯先生因為虐待動物而引起動物們的不滿，德高望重的公豬老少校在去世前把農場的全體動物召集在一起，他把人類比作寄生蟲，並教動物們唱一首革命歌曲“英格蘭的生靈”，號召動物們進行反抗。在老少校的話語和歌曲的感召下，眾動物趕走了瓊斯先生。農場的新領導者是兩頭豬，雪球和拿破崙。二者為了爭奪權力互相排擠，拿破崙利用武力趕走雪球后，利用一步步殘酷狡黠的手段維持鞏固了自己統治階級的地位。
法國哲學家布迪厄認為，語言體現權力時，即成為一種語言暴力。在現實社會中，它會以法律、命令等形式顯示出來，用一種權威的語言強制公眾服從某種意志，因而得以維護對社會的控制權力。《動物農場》中瓊斯被趕走後七誡的建立和篡改就充分地體現了這一點。
豬頭頭們解釋道，通過過去三個月的學習，他們已成功地把動物主義的原理精簡為《七誡》。這七條戒律現在就要題在牆上；它們將構成一部不可變更的法典，動物農場全體動物往後的生活必須永遠以這部法典為準繩。雪球頗費了些周折才爬上去（因為一口豬要在一架梯子上保持平衡可不是件容易事兒），接著開始工作，由吱嘎提著油漆桶扒在稍低幾磴處。戒律用白漆大字母寫在塗過柏油的牆上，從三十碼以外也看得清楚。上面寫的是：
七 誡
1.凡用兩條腿行走的都是敵人。
2.凡用四條腿行走或長翅膀的，都是朋友。
3.凡動物都不可穿衣服。
4.凡動物都不可睡床鋪。
5.凡動物都不可飲酒。
6.凡動物都不可殺任何別的動物。
7.凡動物一律平等。
但由於動物們無法把《七誡》全記住（意指法律在普通民眾中的普及率其實很低），雪球對其做了精簡（法律變成了口號化的政治標語）：
農場裡的其他動物，都沒能走得比A更遠。另外還發現，像羊、雞、鴨這些比較笨的動物，沒法兒把《七誡》全記住。經過深思熟慮，雪球宣佈《七誡》其實可以壓縮為一句格言：“四條腿好，兩條腿壞。”他說，這句格言包括了動物主義的精髓實質。無論誰徹底掌握了它，便能保證不受人類的影響。禽類首先提出反對，因為他們好像也是兩條腿，但雪球向他們證明並非如此。
“同志們，”他說，“禽類的翅膀是主要起推進作用的器官，而不是主要起操控作用的器官，所以應當被看作是腿。人的區別性標誌是手，人正是用它來幹一切壞事的。”
|喬治·奧威爾
法律幫助動物從被人統治的狀態進入到了為自己爭取權益的生存狀態，但它是依附於以豬為代表的統治階級的，因此當雪球被趕走，拿破崙為了不受七誡的制約用隱秘的方式對其進行了修改。
當拿破崙和豬們住進了原農場主瓊斯的房子後，第四條“凡動物都不可睡床鋪”被改成了“任何動物都不許在鋪被單的床上睡覺”。拿破崙清洗曾跟隨雪球的異黨後，悄悄把第六條“凡動物都不可殺任何別的動物”改成了“凡動物都不可無緣無故殺害其他動物”。拿破崙愛上喝酒之後，第五條就變成了“凡動物都不可過量喝酒”。最後，豬們開始用後腿直立行走，穿衣服，打牌，一切都和曾經的統治者人類無異了，七誡的最後一條變成了“凡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福柯認為，話語即權力。話語絕對不是一個透明的中性要素，它不僅是施展權力的工具，也是掌握權力的關鍵。強勢群體比弱勢群體更有能力改變語言規則和語篇秩序，擁有權力者通過塑造語言來享有和獨霸權力。反過來，又以權力來加強該語言在運用中的強勢地位。
|《動物農場》英文版封面
掌握了絕對強勢地位的拿破崙把動物主義的象徵，老少校留下來的革命歌曲“英格蘭的生靈”禁止掉，同時也抹去了動物們曾經共同建立社會的回憶和對理想社會的預期與想象。
最後，紫苜蓿覺得，既然她找不到表達心中想法的言語，何不用唱歌作為替代，於是就開始唱《英格蘭的生靈》。坐在她周圍的其他動物也跟著應和，他們一共唱了三遍，唱得非常動聽，但是很慢，很憂傷，他們以前從未這樣唱過。
他們剛唱完第三遍，吱嘎便在兩條狗陪同下來到他們近旁，他的神情似乎有什麼重大的事要說。他正式宣佈，遵照拿破崙同志的一項特別法令，《英格蘭的生靈》已被取締。從今以後，這首歌不準再唱。
動物們感到如雷轟頂。
“為什麼？”慕莉爾叫了起來。
“它不再需要，同志，”吱嘎說，口氣和表情都是硬邦邦的。“《英格蘭的生靈》是造反之歌。但造反現已完成。今天下午處決一批叛徒是最後一幕。外部和內部的敵對分子都已被打敗。過去我們通過《英格蘭的生靈》表達的是對於未來一個更美好社會的渴望。但這個社會現在已經建成。很明顯，這首歌不再有任何用途。”
動物們雖被嚇得夠嗆，但其中有幾隻原本還是會提出抗議，不料偏偏在這個當口兒綿羊們照例咩咩地喊起了“四條腿好，兩條腿壞”的口號，達數分鐘之久，爭論只得不了了之。
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在二十歲時寫出了這樣一則十分精煉簡短的寓言。
在這個故事中，作者沒有明說語言的作用，但我們可以毫不困難地發現，“禁令”以語言為媒介“每次頒發一條”逐漸傳播，潛移默化影響了群眾，而村民們完全忘記了其他娛樂活動的存在，就是因為話語和文字的缺失。官方不僅禁止了除打木片外的娛樂活動，暗地裡一定為了達到根除效果而禁止了人們記載，談論其他娛樂活動。因為它們在語言中消失了，他們在現實中也消失了，語言不再僅是表達事實的工具，它在權力的加持下已經具有了建構事實的力量。
|卡爾維諾
“姥姥”與“外婆”之爭，於文化層面上體現了建立在北方文化基礎上的中央官媒對南方文化的侵蝕，南方觀眾在聽到春晚主持人“大年三十一定要吃餃子”這樣把東北文化和北京文化作為默認背景的表述時感到的不解和被冒犯無形中一次次地深化了地域文化間的隔閡和撕裂，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域差異極大的國家，官方處理大眾文化相關問題時當尤為謹慎，正像1958年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報告中指出的那樣：
“我們推廣普通話，是為的消除方言之間的隔閡，而不是禁止和消滅方言。推廣普通話是不是要禁止或者消滅方言？自然不是的。方言是會長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來禁止，也不能用人為的辦法來消滅。”
|北京語言大學研究所給出的外祖母方言稱呼地域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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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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