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學的起源
孔子是否是儒學的開創者，恐怕連他自己也不如此認為。他曾說自己是儒學的陳述者而非首創。儒學的起源於何時，這就是研究儒學的第一個問題。李澤厚先生認為儒學是在原始氏族社會時期萌芽的，根據是禮制的建立。禮字的繁體字寫法是禮，小篆的寫法也與之相近。衣左，曲上，豆下，如祭祀意。原始氏族部落以禮作為規範和制度，如《禮記*禮器》中所言，“鄉飲酒之禮，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孔子也說“達尊者三，爵一，齒一，德一”。因此，從氏族部落社會到周初很長一段時間禮的作用有二：其一，以禮祭祀；其二，以禮定製。故“儒”現之初，儒者的主要作用是主持祭祀和部落內部會議，而且往往是老者為之。
二、西周之儒
周取代商為突發事件。以商當時之強大，作為西部羌戎之地弱小的周部落是很難戰而勝之的。但歷史卻讓周部落一月之內攻佔了商的都城，這實在令人費解。原因在此不做分析，但落後的周想讓天下人肯定建立的周政權，需要一個合理的說法。於是周公對周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國家及社會結構進行了各方面的包裝。如政治上強調“天命靡常”，否定商不人道的制度（如人殉）；經濟上強調井田制，化地為公私兩田；文化上確定嚴密的禮樂制度；國家及社會結構上採用封建制和宗法制度，定義貴族階層的架構和嫡長子繼承。利用這一系列禮制的制定來說明周統治的合法合理性。於是，從周公始，儒正式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體思想。但儒的禮制過於強調血緣，正如出“五服”不是親。當西周傳若干代以後，依靠血緣維護禮制的做法便很難繼續下去。春秋初期鄭莊公射向周天子的那支箭便是證明。接著就是五霸的出現。雖然諸侯和天子仍然含情脈脈，但此時天子已經威風掃地。自春秋末期始，儒的地位出現鬆動，一種新的思潮開始萌發。
三、東周之儒
在新的思潮萌發前，孔子不合時宜的登上了歷史舞臺。周公是儒學的締造者，而孔子就是儒學的集大成者。他總結前代儒學的發展，提出了禮之外新的儒學詞彙——仁。何為仁？忠恕而。忠，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之偉大正為如此。但從孔子去世之後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始終都處於政治和意思形態的邊緣地帶。如孟子所言，“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而秦穆公重用商鞅，因變法使秦國一躍成為戰國七雄之長，使得法家如日中天而儒學徹底喪失原有地位。至始皇帝統一六國，儒學人士雖仍可為中央政府之博士，但地位已無周代之尊。秦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在酒會上諫始皇效周禮復分封被李斯駁斥，標誌著儒家已經處於歷史的谷底。（電視劇《楚漢傳奇》將此事大書特書沒錯，但其結果並非焚書坑儒，有興趣者可參考《史記》的敘述。注意那句“焚詩書，坑術士”）
四、西漢及後代之儒
漢初天下風行“黃老之術”，上自政府下自眾生莫不如斯。故儒學博士轅固生與道家學者黃生因湯武革命之辯而被竇太后扔進野豬圈之事並不稀奇。這使得儒士對儒學如何生存的問題進行思考和具體的實踐。漢初五十年對儒學進行大規模修正的是影響儒學發展軌跡的第三個人——叔孫通。其人原為始皇和秦二世的博士，因通曉儒學禮制和各家之說而聞名天下。叔孫通在漢政權建立伊始制定了各方面的禮儀制度，使高祖皇帝這一原社會*絲感受到皇權的威嚴（多年前，我在和單位裡的一位老同事坐而論道時被問及為何高祖皇帝認識到儒學的重要而仍行黃老之術，我的回答是天下打亂用法家，天下初定用黃老，天下治平則儒法並用）。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叔孫通對儒學原教旨進行了修正，柔和法家學說思想，將原儒學奉行的封建和宗法修成為統治者服務的學說。漢武帝時期的公孫弘和董仲舒也基本上因循之，使最高統治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然而，漢朝和後世各朝代，直至清朝，所有的權力掌控者都信奉“如表法裡”的信條，正如漢宣帝稱“漢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雜之”。政治上，不再運用原儒家提出的“天子、諸侯、大夫、士”這一階層劃分的封建制而改行法家“編戶齊民，長官負責”的郡縣制（史實證據為21世紀初出土的吳走馬樓書簡），經濟上不再實行小共同體而普遍採用大國家主義。文化上雖然維護禮制，但其目的已經變成維護帝制的統治，尤其是科舉制度的出現和發展，使上下互通。因此，從漢代起，儒學已經成為統治者顯示其“仁慈”的面具，而面具後是法家嚴肅殘忍的嘴臉。
個人覺悟
從上述所表來看，儒學始自氏族部落社會，成於周初周公定禮，燦爛於孔子，消亡於漢儒。多年來我讀儒學經典只讀先秦著作就是為此。後代如朱熹或王陽明的學說已失去了儒學的意義，那不過是士人自我修養的心得，於國，於民，於文化建設並無太大關係。所以，我們精讀儒學、專研儒學、傳播儒學重點在個人修養的層面。周公和孔子兩位偉人所言的儒學早在2000年前就已經死去，後代的儒學已經變成了相對溫和的法家學說或者只是修飾門面之用，如果現代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再運用儒學的理論，對於這個國家到底有何益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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