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當年從美國回來,到底有多艱難?

作為清華大學第七屆庚子賠款20名留美公學生之一,1935年9月錢學森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系學習,1936年獲得航空碩士後,又轉入加州理工學院航空系學習,與其同時,他成了科學大家馮·卡門最為器重的學生。

1939年,在錢學森獲得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航空、數學博士的時候,他已經是世界知名的空氣動力學家了。

這一年,錢學森僅僅2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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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牛叉的經歷還在後頭。

34歲時,錢學森作為美國上校趕赴德國提審納粹科學家普朗特和“火箭之王”馮·布勞恩,二戰時期馮·布勞恩曾有個傑作——讓英國人聞風喪膽的德國V1、V2火箭。

35歲時,錢學森成為麻省理工終身教授,一般情況下獲得這一教職往往需要20年時間。

1950年前,因為卓越的學術成就和科研能力,錢學森在美國曾長期擁有最高級別的安全通行證,並參與絕密的軍事項目研究,享有在五角大樓自由出入的權力——

但再好的科研環境也難抵來自祖國的召喚!

對異國遊子而言,1949年的深秋是極其特殊的。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上空飄揚的五星紅旗和五天後的中秋團圓月交相輝映,對新中國的憧憬與強烈的思鄉交織在一起,在異國學成遊子的內心深處,那是渴望回家的時刻。

錢學森艱難歸國,嚴格意義上講從那個時候在內心就已經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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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一天,錢學森找到當時加州理工的院長杜布里奇並他說:“你知道我在中國有年邁的父親。我很久沒有見到他了。當然,打仗時我是不能回去的,但我現在也許可以回去了。我只請一段時間的假。”

杜布里奇同意了。

然而,當美國海軍次長丹·金貝爾得知此事後,當即表示了反對:“哦,不行,我們不應該讓他去中國。”

海軍次長的意見一發出,美國當局隨即開始指控錢學森為共產黨人,意在阻止他順利回國。

1950年6月6日,錢學森還在洛杉磯加州理工學院的辦公室裡工作,兩個陌生人突然而至,他們出示的證件為聯邦調查局。

來人宣稱,有足夠證據表明,早在1939年錢學森就已成為美國共產黨帕薩迪納支部第122教授小組的成員。據查這個小組中有一個化名“約翰·M·德克爾(John M. Decker)”的黨員,聯邦調查局確認“John M. Decker”就是錢學森。

就在聯邦調查局派員盤問錢學森的當天,加州理工收到美國第六軍團本部的秘密信件,軍方要求校方從此嚴禁錢學森從事任何與美國軍事機密相關的研究工作,同時吊銷錢學森的安全許可證。

據說,為此海軍次長特意致電美國司法部,並在電話中說了那麼名言——他知道所有美國導彈工程的核心機密,一個錢學森抵得上五個海軍陸戰師,我寧可把這個傢伙槍斃,也不能放他回紅色中國去。

由此一來,錢學森的處境越來越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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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災難性的一天很快就來了。

1950年9月7日晚,錢學森遭到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

隨後,錢學森被關進洛杉磯以南聖佩德羅灣一個叫特米諾島的聯邦調查局拘留所。特米諾島,又稱“響尾蛇島”,這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島,四周是海,與外界隔絕。

錢學森被捕後,立即獲得了郭沫若、李四光、錢三強等近兩百名科學家的抗議聲援,但即便如此,錢學森還是遭受了15天的牢獄之災。

在這15天裡,錢學森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談。夜裡,為了讓錢學森無法睡覺,守衛每15分鐘就來亮一次燈,如此痛苦經歷讓錢學森在15天裡暴瘦了30磅。

所幸,在導師馮·卡門募交15000美元保釋金後,錢學森最終被保釋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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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讓錢學森沒想到的是,從監獄中出來,一場更加漫長的噩夢正在等著他。

美國移民局規定,錢學森每個月必須要到移民局登記,並要隨時接受移民局官員的傳訊。另外,錢學森必須在洛杉磯市內生活,如果要超出洛杉磯市界,必須申報。

還有更讓人難以承受的。錢學森一家幾乎二十四小時處在特工的監視中,電話受到監聽,信件受到拆檢,就連上街,後面也會時刻有特工尾隨。

其實,這就是密不透風並且漫長的軟禁。

美國人此舉十分陰險,除開高壓監視對人精神意志造成的摧殘,更致命的是長期處在與世隔絕的狀態,錢學森這樣一個搞尖端科技的極有可能會因此變成一個廢人。

因為他處在一個日新月異的領域,而他又是被完全封閉的。

但在這漫長的五年時間裡,錢學森卻足以稱得上最可敬的中國人,最可愛的中國人。

為了儘量避開美國當局的監視,錢學森不斷地搬家。每次租住到一個地方,租房合同他往往只籤一年,到期之後立刻搬家。

那幾年,錢學森的家裡一直空空如也,客廳裡只有一張餐桌,幾把椅子,剩下的就是三隻隨時隨地可以拎回國的手提箱。

在學術上,為了在軟禁期間不被時代拋下,成為將來的廢人,錢學森把磨難暫且擱在一邊,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程控制論這一新領域中。三年後,三十萬字的《工程控制論》就這樣寫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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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轉機終於出現了。

5月的一天,偶然間,錢學森在一張華人報紙上看到了一則報道,更關鍵的是他在那則報道中發現了一個老熟人——那是一則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主持慶祝五一勞動節的報道,觀禮名單上有一個錢學森熟悉的名字,陳叔通。

陳叔通當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不僅是錢學森的杭州同鄉,還是錢學森老父親的至交好友。

對錢學森而言,看到這個熟悉的名字就像突然推開了一扇門。此前,他想和祖國說出自己的心聲,但一直苦於無門無路。現在好了,只要能給陳叔通寫一封信,自己的心聲,祖國自然就能聽到了。

更重要的,此時的錢學森太需要祖國的幫助。

然而,在全天候的嚴密監控下,讓祖國順利收到自己的一封信,談何容易。

與驚心動魄的諜戰情節比,錢學森接下來的寫信、寄信故事絲毫不遜色。為了讓祖國聽到自己的心聲,為了獲得祖國的幫助,錢學森就像一個高智商的諜戰人員,步步精密計算,處處留意細節。

那封信就像一顆經過精密計算並且成功發射的導彈。

錢學森當年從美國回來,到底有多艱難?

1955年6月15日,錢學森事先寫好草稿,然後用一手繁體字端端正正地在一塊煙紙上寫下了那封至關重要的致陳叔通先生的信。

信的全文如下:叔通太老師先生: 自1947年9月拜別後未通信,然自報章期刊上見到老先生為人民服務及努力的精神,使我們感動佩服!學森數年前認識錯誤,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高潮。然而世界情勢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問題等待解決,學森等個人的處境是不能用來訴苦的。學森這幾年中唯以在可能範圍內努力思考學問,以備他日歸國之用。但是現在報紙上說中美交換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說謊謂中國學生願意回國者皆已放回,我們不免焦急。我政府千萬不可信他們的話,除去學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歸不得者。從學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懷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確實姓名。這些人不回來,美國人是不能釋放的。當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說謊是騙不了的。然我們在長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錯過機會,請老先生原諒,請政府原諒!附上紐約時報舊聞一節,為學森五年來在美之處境。 在無限期望中祝您 康健 錢學森謹上 1955年6月15日

信寫好後,直接寄當然不可能,加之錢學森當時並不知道陳叔通先生的通訊地址,因此這封信只能想法先讓自己的老父親順利收到,然後再請老父親代轉。

為了讓老父親順利收到這封信,錢學森巧妙地用了一個障眼法。

他讓夫人蔣英用左手模仿兒童筆跡,給僑居比利時的妹妹蔣華寫了一封信,給陳叔通先生的那封信正藏在這封信裡。

因為信封上是兒童筆跡,加之收信地址又是比利時,這種信中信自然能麻痺美方的信件拆檢。

但如果明目張膽地投寄這封信,被拆檢截留的可能依然很大。

因此,躲過監控視線,悄悄地將此信投進郵筒就成了最後一個關鍵環節。

為此,錢學森特意選擇了一家商場咖啡館旁的一個郵筒。打定這個主意後,錢學森和夫人蔣英就去逛商場了。然而到了商場門口,錢學森卻佯裝沒有進去逛的興致,於是蔣英只好一個人進去逛。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分兵,監視的眼線被等在門口的錢學森牢牢地吸引住了。蔣英進入商場後,抓住四周無人注意的空擋,敏捷地將信投進了郵筒裡。

最終,這封每一環節都經過精確計算的信件順利寄送到了比利時。

錢學森當年從美國回來,到底有多艱難?

陳叔通接到這封信後當即轉交給了周恩來總理。

周總理深知這封信的重要,令外交部火速將信轉給正在日內瓦進行中美大使級談判的中方代表王炳南時,周總理指示:“這封信很有價值。這是一個鐵證,美國當局至今仍在阻撓中國平民歸國。你要在談判中用這封信揭穿他們的謊言。”

8月2日,王炳南大使當著美國代表約翰遜的面,唸了錢學森的信,當唸到“當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說謊是騙不了的。然我們在長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惟恐錯過機會”時,美方所謂“中國學生願回國者皆已放回”的謊言不攻自破,約翰遜啞口無言。

最終,失去借口的美國當局只要坐下來談,不得不同意讓錢學森回國。

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與夫人蔣英以及兩個幼兒終於乘上美國“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船,離開了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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