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伴隨著現代經濟學引入中國並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實踐相互作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2016年首屆中國經濟學獎獲得者錢穎一在長期的求學、研究和任教工作中，與多位世界知名經濟學家有過密切合作與交往。這些學者對現代經濟學有舉足輕重的貢獻，其學術思想對中國改革有多種層次的重要影響。
我們從錢穎一教授的《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中信出版社，2017）一書第九章“經濟學家的思想”中選取十篇文章，推出《思想的力量·錢穎一筆下的十位經濟學家》系列，每週三為讀者展示錢穎一教授筆下的一位經濟學家。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他為信息經濟學的創立作出了重大貢獻，因此，斯蒂格利茨於2001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所倡導的一些前沿理論，如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已成為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標準工具。
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貢獻
（2007年3月）
本文系錢穎一教授為《斯蒂格利茨經濟學論文集》（中文版）所作的序。
中國金融出版社推出中文六卷本的《斯蒂格利茨經濟學論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展示了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教授對現代經濟學科的學術貢獻。10年前的1997年5月，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教科書中文版在中國面市時，曾經掀起購書熱潮，銷量達10萬冊以上，創下當時的銷售紀錄。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的是1998年陪同斯蒂格利茨教授來中國人民大學講學時目睹他簽名售書的盛況。中國的廣大讀者多是通過這本《經濟學》教科書認識斯蒂格利茨的。時隔10年，《文集》出版，這使得中國讀者可以通過閱讀他的論文原文，來理解《經濟學》教科書背後的嚴謹理論。閱讀經濟學論文原文，對於深入理解現代經濟學並以此為基礎從事前沿經濟學研究，是不可替代的。
作為當代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也是最為多產的經濟學家之一。他至今發表了數百篇經濟學的學術論文，而這次收集在六卷本《文集》中的107篇論文還不到總數的1/4。另一位當代多產的經濟學家是薩繆爾森，他是斯蒂格利茨在麻省理工學院讀博士時的導師。有趣的是，薩繆爾森和斯蒂格利茨都出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的蓋瑞市（Gary，Indiana）。一個不大的美國中西部城市，出了兩位大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曾在為斯蒂格利茨寫的一封推薦信中說，“斯蒂格利茨是印第安納州蓋瑞市出來的最好的經濟學家”。不知情的人會以為這是一句不太恭維的話，但知情人便知道這也許是薩繆爾森寫出的最強有力的推薦信了。
斯蒂格利茨在經濟學中的研究興趣非常廣泛。現在多數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的研究集中在某個領域，但斯蒂格利茨則不同，他對很多經濟學分支不僅有興趣，而且也有研究。有一次在美國經濟學會會議登記時，他在“經濟學研究領域”一欄中填寫了“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這涵蓋了經濟學的幾乎所有領域。他的學術研究的廣泛性充分體現在這本《文集》中：《文集》的第一卷、第二卷是信息經濟學，第三卷是微觀經濟學，第四卷是宏觀經濟學，第五卷是公共財政，第六卷是發展經濟學。在每一個領域，他的研究既有奠基性的理論工作，也有對於具體問題的應用。
斯蒂格利茨對現代經濟學的諸多貢獻中，公認的最重要的貢獻是在信息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方面，特別是對不對稱信息的研究。這使得他成為信息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因此而獲得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前，他也因此在1979年獲得美國經濟學會授予的克拉克獎（Clark Medal）。該獎每兩年頒發一次，一次只頒給一個人，是除諾貝爾獎之外經濟學界榮譽最高的獎。
信息經濟學研究信息對人們行為的影響，對市場交易的影響，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制度安排。在20世紀70年代，經濟學家們發現信息不僅是不完全的，更是不對稱的，這會導致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後果。不對稱信息由此成為經濟學理論上的重要突破，並對經濟學的各分支產生了巨大影響。斯蒂格利茨在不對稱信息的研究上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他把他在理論上的洞察力，應用於看上去沒有關聯的不同市場。
舉例一，土地市場。在農業土地租賃市場上，農民與地主用固定比例分成是普遍流行但又費解的一種合同形式。他的研究發現，如果考慮到實際中農民比地主掌握更多的有關生產的信息，那麼比例分成制就比固定地租的合同形式更有優勢。舉例二，信貸市場。斯蒂格利茨引入了信息不對稱，即借款人有高風險和低風險之別，但這一信息只有借款人自己知道而貸款人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他推導出降低利率反而有可能使貸款人的利潤上升，因為借款人群中低風險類型的比例會因此而上升，這可以緩解貸款人面臨的逆向選擇。由此而來，他的理論能夠解釋為什麼在不受干預的市場均衡利率上仍然可能造成需求量大於供給量。舉例三，勞動力市場。斯蒂格利茨將不對稱信息引入勞動力市場，比如僱主不能完全清楚地知道僱員工作的努力狀況。在這種情況下，僱主會出於利潤的考慮，給僱員高於市場價格的工資，以激勵僱員努力工作。這種高於均衡水平的工資被稱為“效率工資”。其結果是市場均衡時的工資會使勞動力的供給量大於需求量，造成失業。這一結果是在工資是靈活的條件下得出的，因此很有意義。
以上幾個例子的原始論文都已經成為經典論文，都收集在這次出版的《文集》中。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由於信息不對稱，市場並不總是有效率的。但是，這並不能立即推出其他的資源配置方式，比如計劃或政府幹預，就一定會比市場更優越。正是因為同樣的原因，即信息不對稱，反而會限制，通常是更大程度地限制計劃或政府幹預的作用。正如斯蒂格利茨在第一卷的引言中所說，理解信息不完全性的影響，不但有助於我們釐清市場為什麼失靈的原因，而且有助於我們認識其他替代模式，比如計劃和政府，通常也會失敗的原因。引入不對稱信息，一方面可以讓我們發現市場的侷限，另一方面也讓我們發現市場的一些還不為人們所知的潛在力量。在市場經濟中，決策是分散而非集中的，這一方面可以使人們有效地利用分散的信息，另一方面市場競爭可以導致新信息的提供。所以，引入不對稱信息可以使我們更加深入地分析市場和非市場的運作，更加現實地比較各自的有效性。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推動了現代經濟學的發展，改變了我們認識經濟行為和現象的方式，也為我們分析制度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
我個人有幸同斯蒂格利茨教授相識近20年。在我從哈佛大學即將取得博士學位找工作時，斯蒂格利茨正在斯坦福大學經濟系任教。他當時曾經面試我，對我的研究工作很有興趣。後來我們在斯坦福同事多年，對我的研究非常支持和關心。在課堂上，我講授過他的多篇論文。在研究中，他的論文和同他的交談對我都有很大幫助。我和他一起合作完成一篇論文，這次收錄在《文集》的第六卷中。斯蒂格利茨教授對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極為關注。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不久，我和他一起從香港到珠海、深圳、廣州等城市考察。我特別帶他參觀了廣州的農貿市場。當他看到珠江三角洲蓬勃發展的市場經濟時，極其興奮，說這不能叫作高增長，應該叫作超級增長。他在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演講時，發現一個本科生提出的問題很有意思。後來我們一起推薦這個學生到斯坦福大學經濟系攻讀博士。這位當年的學生現在已經是杜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我們還一起到嶺南學院王則柯教授的家裡做客，這在王教授後來的文章中被提起。那是一次難忘的旅行。
經濟學家簡介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美國經濟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哥倫比亞大學政策對話倡議組織（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主席。1993年至1997年，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及主席；1997年至1999年，任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2011至2014年，任國際經濟學協會主席。他於1979年獲得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生平著作：
《不平等的代價》
《自由市場的墜落》
《對我們生活的誤測》
《全球化及其不滿》
《歐元危機:共同貨幣陰影下的歐洲》
《巨大的鴻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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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斯坦福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