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有“無川不成軍”的說法。1945年10月8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感謝四川人民》：“在八年抗戰之中，這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民族戰爭之大後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四川的徵兵額達到三百零二萬五千多人……僅從這些簡略統計，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對於正面戰場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淚！”本文介紹了三名抗日川軍的生活經歷，他們代表了這個群體大多數人的命運。
抗戰期間走上前線奮勇殺敵
1937年，對中國，是硝煙燃起的年份，對很多少年，是人生陡然換了風向的一年。
這一年，家住當時四川忠縣的羅見淵13歲，在四川保安部隊從忠縣經過時，羅見淵和同學們一起吹小號夾道歡迎。一名國民黨軍官注意到了特別用力吹號，把腮幫子鼓得圓嘟嘟的羅見淵，笑問道：“你想當兵嗎，怕不怕死？” 至此以後，羅見淵十年沒有再回過忠縣。黃埔軍校成都分校二期步科的學生謝義儒，也在這一年畢業了。謝義儒在畢業典禮上見到了他的校長蔣介石，聽完了浙江口音濃厚的畢業致辭，他便去陝西渭南的一支部隊，做了中尉排長。有人做畢業生，就有人做新生，成都樹德高中的唐文斌在這年以不錯的成績考入了黃埔軍校14期。
出川后的少年，奔赴抗日戰場，歷史賦予他們相同的使命，而他們卻各有各的命數。抗日戰爭中，淞滬會戰，長沙會戰，南京保衛戰，臺兒莊戰役……這些川軍少年飛速成長，親歷人性，見證死亡。
烽火連天的日子裡，羅見淵排過抗日話劇，辦過黑板報，教新兵打過草鞋，聽連長講過激越的英雄故事。回憶起戰場上鮮活的一幅幅圖景，多年後他依舊記憶猶新：士兵們都不敢做飯，因為嫋嫋的炊煙升起來就會暴露，血染了一溝的水，喝起來滿是血腥味。有一次打偷襲戰，日本人的子彈，從身後掠過他的揹包，在腰部兩側急速穿過，發出“嗖嗖”聲響，他的腰部皮帶被打爛，擦出了血。
唐文斌在做偵察兵時，專門搞敵後監視和破壞。他在山東宛城監視敵軍，靠近一戶農家，手指戳破窗子，看到一個日本憲兵在一戶農家，刺死剛學會走路的小孩，殘暴姦殺了家裡的婦人。他壓不住心中的憤火，悄悄跟蹤了這個日本憲兵好幾日，在他走入妓院時，從背後捂住他的眼，抹了他的脖子，將頭割下，帶到婦女墳前說：“我為你報了仇。”
建國後因身份受到監視調查
在中國的戰爭史上，1945年後，一批中國軍人回了家；1949年後，大批軍人回了家。
抗戰勝利後，羅見淵所在部隊整編進入國民黨王牌74軍，他被推入國共內戰，直到此時，他才知道在中國的大地上，還有一支隊伍叫共產黨。1947年，國共孟良崮一戰，被解放軍俘獲，他要求回老家，解放軍發給他回川路費40多元，布鞋一雙。而謝義儒厭倦了戰爭，不想打“自己人”的他，也回到了家，做起了小本生意。經過四年內戰，唐文斌1949年在坪山起義。
回家後的軍人們，因為身份問題，光景都不算太好。
1950年，羅見淵在重慶的工程隊裡做工，他覺得自己以前的身份見不得光，不會輕易提及往事。“文革”中，他也常常被傳去談話，受到監視居住，半夜睡在床上，紅衛兵就吵嚷著敲門，進去抄家搜身。
剛解放時，上級組織調查謝義儒，他的經歷因為一個小插曲，被瞞混了過去。調查他的那位幹部是山西籍人，謝義儒交代自己問題的時候，說在山西打過日本鬼子，這位負責調查的幹部受到了觸動，沒有再過多追究，隨後，他在林場工作，得以安生幾年。然而，1964年林場要精簡人員，這一次，他失去了工作。此後他去做過老師，做過雜工，當過銀行看門人。
唐文斌因為身份問題，從1961年起，在蘆山蹲了22年的監獄。牢裡的生活在“文革”期間反倒成了庇護傘，沒有多麼血雨腥風，卻在死神面前報到了一回。他因為嚴重中風，被誤當做斷了氣，送到太平間，之後被軍醫發現還有氣息。
羅文淵、謝義儒、唐文斌三個人都沒有留下一張參軍的照片。這個遺憾，在“文革”歲月裡，竟有了別樣的況味——“那個時候誰敢留身穿國民黨制服的照片？”2002年，四川黃埔同學會給唐文斌補發了一張黃埔畢業證，唐文斌那時並不想要，他始終活在某種忌憚裡。
走入當下，他們也都有個相同的身份——“國民黨老兵”，晚景不勝唏噓。
如今，年近九旬的羅見淵和老伴兒，住在成都後沙灣社區租來的老房子裡，政府一個月出600百，自己出400。他們在社區街道上擺地攤，賣蔥薑蒜，一大早出門，一天賺幾塊錢。遠在雅安青衣江邊居住的謝義儒，已年過九旬，右手癱瘓，起居需要保姆全職照顧，腹部的彈痕清晰可見。而唐文斌在雅安斗膽村住的屋子，是兩間土房，一下雨就漏。他如今低保每月234元，社保每月55元，統戰部一年1800元的補助，月平均收入439元。
如今，行至人生的末端，謝義儒坐在單元房裡，移動著緩慢的步伐，給保姆絮叨著當年的人事；羅見淵出租房裡的床前牆壁上有一副“抗日英雄”的題字，他每晚入眠要面對這四個字，但翌日清晨還是要去街道擺菜攤子；唐文斌拿出他的煙，喃喃地說：“五塊錢一包，要精打細算著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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