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導演 胡遷
胡遷（胡波）自殺四個月後，他的處女作《大象席地而坐》在柏林電影節上獲得費比西獎（國際影評人聯盟獎）競賽單元最佳影片、最佳處女作獎特別提及。
這是個令人唏噓的故事，然而很多國人得到這個消息，源自於一篇10萬+的網絡紅文《今天斬獲大獎的導演，卻被逼上吊自殺：笑貧不笑娼的時代，理想算個屁！》
嘶吼式的標題是否貼切暫且不論，然而通篇在確立一種理想與時代的對立，用出離憤怒的方式不斷強化，以此證明一個有理想的青年如何不容於這個時代。不停地用加粗字體強調，“沒有人理解他，他只能被迫做自己厭惡的事情。”“因為在逐利的社會，才華和理想低賤進塵埃裡，只有真金白銀才有說服力。”“難道，這個世界真的笑貧不笑娼…”
關於胡遷的故事，這篇文章從以往的報道和文章中截取了一些材料，營造出有理想有才華的青年。考電影學院屢次碰壁，入學後因為想法總是天馬行空，“因此受到老師和同學的排擠”，在一次學期作業中，“他拍攝了一頭戴著紅綢的驢，在一棟爛尾樓裡來回踱步”，“導師看後滿臉不屑，要求胡遷重拍一部類似韓國商業類型片的電影。”畢業後，“一些狗血商業片和恐怖片找上門來，花大價錢請他執導，但都被他拒絕了。生活的重壓讓他喘不過氣，在貧窮中苦苦掙扎。但即使如此，他也不願違背自己的初心。”
通篇中大量的煽情文字，都在感嘆胡遷被這個拜金的社會戕害。也許，如果不是以這種方式，也不會有刷屏的效果，就不會有大眾知道，四個月前有一個年輕的導演自殺，如今他的作品在柏林獲了獎，更無法激發大眾對於這個時代的憤怒。
然而，通篇文章卻沒有談到這部電影如何，胡遷的小說如何。豆瓣和一些電影公號中有影評，那些略顯深澀的文字無法喚起大眾的情緒，胡遷小說中那滿溢的絕望和虛無，相信很多人也無法讀懂，但是，一篇公號文依靠一個臆造出的悲劇青年導演，引爆了輿論的情緒，這本身就挺讓人感到絕望和虛無的。
先說說這篇文章的問題：
1，這篇文章著力營造出一個被排擠的胡遷。然而，在另一篇豆瓣的文章中，作者“老袁”提到胡遷，“同學介紹：這是我們班大哥，最喜歡吃麥麗素。口氣充滿敬畏，然後掏出一袋麥麗素進貢上去。”而那個被老師批評的學期作業，也是老袁幫忙找的，“一臺5d2，幾個人對著一頭驢”。“他有自己的規則和審美，或許不符合大部分人的常識，但沒有人會站出來說那不是好的。”最後，導師要求他改作品，或許有教育體制或者電影審美的問題，但這個作業是否是命題作文，是否是就是類型片的訓練，我們不知道具體語境，也無法做出老師“排擠”胡遷的判斷。我反倒是看到他有和他一起拍片子、或許也認可和欣賞他的同好。
2，文章還著力塑造了胡遷的“貧窮”。似乎描述了一年只有兩萬元收入的底層生活，但早有報道現實，有朋友估計他在文藝期刊上的一些稿費，“每個月零零散散的稿費也接近一萬”，同學也說“沒聽說他經濟特別困難”。在那篇用來證明網紅女主播掙得多的微博中，女主播問他一個月是不是有兩萬，“我說看收成”。
我並非要執意證明胡遷不窮，而是要說清貧並非是成功或才華的判斷標準。商業社會有自己的運行規律，天天有人大罵科學家掙得沒有“戲子”多，可是多少人想過這一聲“戲子”背後的歧視，以及科學家與明星之間不同的市場供需關係。一邊高喊著自由，另一邊希望權力部門壓制商業，不允許多元價值判斷的存在；一邊將理想掛在嘴邊，另一邊把金錢塑造為成功標準。這種扭曲的價值觀，往往是自我慾望沒有得到滿足的投射。以理想、公理與正義為名的控訴，很多情況下怕是因為自己沒有站到既得利益者那邊，於是如阿Q遇到革命一樣，高呼著“同去同去”。
3，這篇文章最可怕的一點，就是設置了文藝理想與商業社會的二元對立。一個青年導演的死亡，就將整個電影圈甚至這個時代斥之為垃圾。彷彿之前從未有過優秀的電影作品，商業社會、工業化電影必然有很多弊端，但亦不能否認其成就。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偏激評論，都屬於選擇盲目，邏輯上實在站不住腳。
譬如這篇網紅文章特別拿出王小帥和冬春影業（冬春的製片人劉璇是王小帥的妻子，她注意到胡遷，並牽線讓王小帥看來完整劇本），證明對胡遷的壓迫。從目前的公開材料來看，冬春影業、王小帥和胡遷發生衝突是事實。然而在王小帥在胡遷小說《大裂》的序言中同樣寫到：看到“金羊毛”的完整劇本已經是半個月之後了，這回輪到我“頓住”了。整個故事和文字竟散發出一股迷人和離奇的氛圍，那種空氣中瀰漫的失落和傷感不用影像，文字已經抖落了出來。
在文章中，王小帥對胡遷的文字不吝讚美，同時也看到，“年輕也是一把雙刃劍，刺向這個世界的時候也容易暴露自己的軟肋”。而冬春影業和王小帥能選擇胡遷的電影來投資，也說明對這個年輕導言的認同，對於最終作品的看法產生分歧，或許出於立場、或許出於審美，我們不得而知，然而簡單將其扣上資本打壓理想的帽子，似乎有些武斷。
文章《貴圈|獨家調查：青年導演胡波之死》的判斷或許更加中肯：這是一個青年導演，與目前的製片體制發生的矛盾。
之所以批評這篇刷屏的網絡紅文，並非對胡遷不敬。即便天才如梵高，也只能說他沒有被那個時代理解，而很難得出時代迫害天才的結論。我還沒有看胡遷的電影，但看了他在《大裂》中的幾篇小說，包括同名的《大象席地而坐》，在那篇小說裡，字裡行間都滿溢出一種“喪”的氣氛，主人公追著分手的前女友到了臺北，“我拉過她的胳膊，她就坐下來。這太無聊了。”以至於整個對話都讓讀者浸潤在熟悉卻又莫名的虛無中，“我一直想從她身上找到某個破綻，以此來讓自己從這個陰影裡走出去。”當然，我們都知道，這個陰影幾乎不可能走出去。
胡遷的文字中有種真誠的深灰色的情緒，在我心頭縈繞不去，在小說《大象席地而坐》裡，主人公翻越圍欄跑向那頭坐著的大象：
等我貼著它，看到它那條斷了的後腿。它看上去至少有五噸重，能坐穩就很厲害了，我幾乎笑了出來，說實話我很想抱著它哭一場，但它用鼻子勾了我一下，力氣真大，然後一腳踩向我的胸口。
朴樹在那首《我去2000年》的歌裡唱到，“我活得不耐煩，可是又不想死”，這句話成為如今年輕一代的精神寫照，妥協一點用“佛系”，放縱一點則是“喪”。這種精神症候在胡遷的世界中得到凝練和釋放，從他的性格看，應該更傾向於毫不妥協，他的文字也由此成為命運的讖語。
寫在後邊的話：
2月25日，我看到“搖滾客”這篇文字刷屏，在這個日子裡，我更為自己感到悲哀。在一片如喪考妣的悲傷與憤怒中，日子不得不過下去，苟活著，我亦如胡遷一般感到頹喪，尤其是他的死亡被如此輕易地消費。樹立假想敵，以妄想為武器，絕不是與這個世界對話的最好方式。不假思索地瘋轉這樣的消息，我們的集體意志一如既往地被左右，製造人血饅頭和吃人血饅頭的事情並未遠去，是比胡遷之死更令人悲哀的事。
越是如此，我們越要懷著微弱的希望堅強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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