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世達賴喇嘛”這一尊號是清廷冊封的歷代達賴喇嘛中最為複雜和混亂的。清廷自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正式冊封羅桑仁欽.倉央嘉措為“六世達賴喇嘛”以後，又於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冊封巴噶曾巴.伊西嘉措為“六世達賴喇嘛”，其後又於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冊封噶桑嘉措為“六世達賴喇嘛”。
在這三位“六世達賴喇嘛”中，倉央嘉措儘管被描述為不守戒律的“風流法王”，但仍被廣大藏傳佛教信眾承認為正統的“六世達賴喇嘛”，而巴噶曾巴.伊西嘉措則不被廣大信眾承認，噶桑嘉措則以七世達賴喇嘛的身份出現在藏傳佛教史上。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噶桑嘉措圓寂後，乾隆皇帝冊封他的轉世靈童強巴嘉措為八世達賴喇嘛，這意味著清廷正式承認了噶桑嘉措為七世達賴喇嘛。
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以其清新自然的情歌，其極富傳奇色彩的生平經歷，是當代知名度最高的一位達賴喇嘛。但歷史上倉央嘉措卻是一個深陷政治旋渦，不能主宰自己命運的悲劇人物。
倉央嘉措本名阿旺嘉措，於藏曆的第十一個“饒迥”（甲子）的水豬年（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生於藏南門隅的宇松地區（今西藏山南地區錯那縣達旺地方），的一戶貧苦的紅教農民家裡，其父名為扎西丹增，其母名為次旺拉姆，意譯過來就是吉祥持教和命自在天女。
六世達賴喇嘛降世之時，西藏正處在一個政局動盪不安，滿、蒙、藏關係錯綜複雜的時代。當世之時，五世達賴喇嘛在西藏建立的噶丹頗章政權的重要基礎是蒙古厄魯特四部落之一的始固汗武裝力量的鼎立支持，也就是說這一政權是藉助蒙古“施主”的武力保護才得以存在的。
順便提一下，滿族能夠入主中原，一個最重要的政治基礎就是滿蒙同盟，聯繫滿蒙同盟的現實基礎除了世俗的和親意外，滿族為了展現誠意也改信黃教，這樣藏族其實就成了維繫滿族和蒙古族同盟的精神紐帶。
蒙古“施主”的存在對噶丹頗章政權來說其實是一把“雙刃劍”——既是政權保護傘，又是權利競爭者。五世達賴喇嘛在世之時，憑藉其在藏、蒙僧俗中的崇高威望，以及和清廷的良好關係，自能服眾，但五世達賴喇嘛逝世之後，蒙、藏統治階級間的利益分歧就逐步的表現出來了。這一分歧具體表現在第巴.桑結嘉措和始固汗之孫拉藏汗之間激烈的權利爭奪上。由於拉藏汗手中握有兵權，無疑在這場權利爭奪中處於有利地位。為了把拉藏汗驅逐出藏，第巴.桑結嘉措暗中聯絡蒙古準噶爾部的噶爾丹，試圖藉助其武力驅逐拉藏汗。
其實桑結嘉措、噶爾丹也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兩個人物。《鹿鼎記》中的桑結大師兄和噶爾丹王子的原型就是這兩個人。小說中這兩人密謀造反，其實也就是反映的這段史實。
由於準噶爾部與清廷處與敵對狀態，第巴.桑結嘉措這一做法自然會引起清廷的不滿和敵視。而錯誤的選擇了站在當時實力強大的清朝的對立面，也就註定了第巴.桑傑嘉措，及其所立轉世靈童的悲劇命運。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五世達賴羅桑嘉措病逝，第巴.桑結嘉措一面嚴加約束近侍，封鎖消息，秘不發喪；一面又派親信秘密找尋五世達賴喇嘛的轉生靜體。這段史實在其自著的《金穗》中有詳細記載：
二十五日那天（公元1682年，藏曆三月二十五日），（五世達賴喇嘛）又對以鄙人為首的近侍、隨員進行了政教二制的重要教誨；此外，還對金剛弟子的鄙人進行了如何妥善處理朝廷、蒙、藏的關係；對暫要保密、不能決斷的大小事情，都應求神降旨。
卡熱巴.斯倫多吉、多巴.索朗查巴被授給前世殊勝尊者的佛珠等日常用具，並秘密授予尋覓靈童的機宜，還下命籌措隨從、馬騾等等。對外宣諭是為了藏區幸福而去朝聖，如引起別人懷疑就出示證件和卦象，說是為了尋找頂布切.阿旺年扎貝桑波和夏爾康.努門康的轉世靈童。交代好內外事宜之後，遂於木牛年六月五日離開了布達拉。
藏曆第十二個“饒迥”的木牛年十月（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扎西丹增家降生轉世靈童的消息傳到拉薩後，第巴.桑結嘉措一面嚴密的封鎖這一消息，一面又命錯那宗的宗本燻.甲亞巴和瓊結.布煦巴二人把其一家遷到夏沃居住。據《金穗》一書記載，甲亞巴等人可能聽信了小人讒言，也可能曲解了第巴.桑傑嘉措的命令，總之扎西丹增一家到了夏沃以後就被其囚禁了起來，倍受苛待，直到第巴.桑傑嘉措知道這一情況後，這一局面才得以改觀。次年，通過辨認前世用具的方法倉央嘉措被第巴認定為五世達賴的轉世靈童。此後，其一直在第巴委任之人的指導下修習佛法。
藏曆第十三個“饒迥”的火牛年（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倉央嘉措被迎請到布達拉，舉行“坐床”典禮。行至浪卡子後，於藏曆九月十七日拜五世班禪羅桑益西為師，授沙彌戒，取法名為“羅桑仁欽.倉央嘉措”。按第巴.桑結嘉措自己的說法是因為他收到神諭，這年為迎接靈童“坐床”的吉年，故其在此年迎請靈童坐床。
而在漢文文獻中對此段史事有更為世俗的記載。《聖武記卷五.國朝撫綏西藏記上》記載如下：
（康熙）三十五年，聖祖親征噶爾丹，至克魯倫河。噶爾丹敗竄，慰其部下曰：“此行非我意，乃達賴刺麻使言南征大吉，是以深入也。”上謂達賴存，必無是事，乃遣使賜第巴桑結書曰：“朕詢之降番，皆言達賴刺麻脫緇久矣，而至今匿不奏聞。且達賴刺麻存日，塞外無事者六十餘年，而乃屢唆噶爾丹興戎樂禍，道法安在……汝其糾合四厄魯特之人以待，其毋悔!”第巴桑結皇恐。明年（康熙36年）密奏言：“為眾生不幸，第五世達賴刺麻於壬戌年示寂，轉生靜體，今十五歲矣。錢恐唐古特民人生變，故未發喪。今當以丑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定坐床，求大皇帝勿宣洩……”上許為秘之，待十月宣示內外。
由此可見，倉央嘉措作為五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這一情況在以第巴.桑結嘉措為首藏族上層階級中間應該是為人所知的，需要隱瞞的對象只是拉藏汗和清廷。而之所以在此時舉行“坐床”典禮的根本原因在於此秘密被清廷知曉，已經再無法隱瞞。
想想其實可笑，若這年真是為“坐床”之吉年，那麼六世達賴喇嘛以後多舛之命運又如何解釋？而且我們也可從上述史料中看出康熙皇帝之所以從寬處理第.巴桑結嘉措隱匿五世達賴喇嘛身故之事，根本原因還是為了懷柔蒙古諸部。而當第巴.桑結嘉措與蒙古諸部產生矛盾後，或蒙古諸部無法懷柔之時，其利用價值也就隨之消失，而對其以往的罪責自然也要“秋後算賬”。
倉央嘉措“坐床”以後的事蹟，在漢文史料中幾乎沒有記載，對於其不守戒律，在私生活上沉溺酒色、放蕩不羈，多情多欲的情況更是隻字未提。即便隱約有所提及，也只是提到策妄阿拉布坦、拉藏汗等人認為他是“偽達賴”，但對策妄等人所持觀點持懷疑態度，認為這是他們在權利爭鬥中相互傾扎所使用地陰謀詭計。
但在藏文史料中對倉央嘉措不守戒律的私生活卻多有記載，如五世班禪的自傳《正行月露光鬘》中就記載其以死相逼，請五世班禪收回為他授予地沙彌戒；此史實在當時在扎什倫布寺的哲蚌寺代表果芒扎倉的堪布阿旺尊珠的傳記《神奇傳記善緣津樑》中也有記載。在勒隆協巴多吉喇嘛的傳記《勒隆吉仲洛桑陳來自傳善緣喜宴》中記載了倉央嘉措日常的穿戴、舉止：“聖尊身穿一件淺藍綾子薄藏袍，頭髮垂至耳下，手指戴滿飾品。左右隨從穿著不倫不類，佩戴箭筒、拿著恰衛立於身旁。”
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第巴.桑傑嘉措和拉藏汗之間的矛盾已經到了無法調和的地步，第巴.桑傑嘉措在謀殺拉藏汗未果的情況下，欲以武力強行將其驅逐出藏，結果兵敗被俘，隨後立即被斬首處決。
由於倉央嘉措乃是第巴.桑傑嘉措一手所立，第巴.桑傑嘉措的垮臺也預示著其達賴喇嘛生涯即將結束。戰爭結束後，拉藏汗以倉央嘉措行為不檢為由，召開三大寺會議，企圖廢黜倉央嘉措，但遭眾喇嘛抵制，辯護其為“迷失菩提”。在依靠藏僧廢黜倉央嘉措未果後，拉藏汗遣使進京，向康熙帝上奏第巴.桑傑嘉措的“謀反”經過；陳說倉央嘉措為第巴.桑傑嘉措所立的“偽達賴”，平日耽於酒色、不守戒律，請與廢立。康熙帝幾經權衡，認同了拉藏汗的說法，於是，倉央嘉措就被康熙帝“詔至獻京師”。
關於倉央嘉措的最終結局，一直以來有著多種不同的說法，概括起來主要可分為“早逝說”和“遁去說”兩種。
“早逝說”這種觀點主要見於正統的漢文文獻裡。《清史稿.列傳.藩部（八）西藏》，《清聖祖實錄.卷二二七》，《聖武紀.卷五. 國朝撫綏西藏記上》都記載其於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在赴京途中死於青海境內。
“遁去說”主要見於一些藏文史料和地方傳說。法尊在《西藏民族政教史.卷六》中記載倉央嘉措在青海地界近遁去，此後周遊印度、尼泊爾、康、藏、甘、青、蒙等地。弘揚佛法，功德無邊。阿旺倫珠達吉在《倉央嘉措密傳》中也有類似記載，唯一有所區別的是書中詳細的描述了倉央嘉措施展法術遁去的過程，並明確指出其最後圓寂於今內蒙古阿拉善旗地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編的《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盟阿拉善旗情況》在實地調研中也瞭解到上述情況；牙含章在《達賴喇嘛傳》中記載十三世達賴喇嘛到山西五臺山朝佛時，曾去參觀了倉央嘉措閉關修行的寺廟。
日本9世紀的女詩人小野小町曾寫過這樣的詩行：“花謝了/我在虛度中老去/看著雨/花謝了”。這首詩流露出詩人對像夏花一般絢爛而短暫的人生的深沉的嘆息。
在我看來，這首詩也許是對倉央嘉措的整個人生最好的註腳。倉央嘉措雖才華橫溢，且貴為達賴喇嘛，但觀其一生，其人生歷程都被旁人所安排，人生命運也被旁人所掌控，自己只能在尋歡作樂中虛度生命，任由“雨打風吹去”，卻不能像五世達賴喇嘛一樣成為叱吒一方的風雲人物，這對一個擁有睿智的頭腦，敏感的心靈的人來說多麼沉重的打擊啊！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若倉央嘉措的後半生真的像《秘傳》中所記載那樣能自由自在的遊歷、傳法，那真是其人生的一大幸事，否則其人生真就是一出“現場直播”的希臘式的命運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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