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6月9日，李鴻章代表清廷與法國公使巴特納在天津正式簽訂《中法新約》，結束了中法戰爭。在鎮南關大捷的背景下，清廷仍然在條約裡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遂使“法國不勝而勝，吾國不敗而敗”之說不脛而走，流傳百年。但是歷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嗎？
鎮南關大捷無改戰局
1885年3月的鎮南關戰役中，老將馮子材利用採取堅固防禦陣地待敵，而後轉入反攻的作戰方針，斃傷法軍近千人，繳獲了大量槍炮和乾糧，取得了清廷與法國開戰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
中法戰爭圖
但這只是一個局部勝利。參加鎮南關戰鬥的法軍由“143團共有440人的一個營，111團共337人的一個營、外國人編成隊共370人的第二營組成，總數為1137名步兵……將全部的後備兵計算在內，全軍總數為2137人及十尊大炮”，這點兵力不僅與馮子材麾下約二萬嚴陣以待的清軍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而且在北圻（指清化以北的越南國土，亦稱“東京”）的法軍中也只是一個很小的數目。
1884年2月，北圻的法軍已有7995人。到了鎮南關戰役前，法軍將每個連從200人增加到250人，又增加了10個炮兵連，使得總數達到2萬餘人，另外還有1萬多越南傀儡軍隊供其驅使。其中光是集中於北寧諒山前線的兵力即有1.2萬餘人。足見侵越法軍的主力並未因鎮南關戰鬥的失利受到多大損失。
誠然，鎮南關敗北的法軍一時猶如驚弓之鳥，兵潰百里。但法國陸軍部和前線軍事當局迅速採取了緊急措施增援前線。半個月之後的1885年4月14日，北圻法軍總數猛增到2.5萬人，其數量就已大大超過南下追擊的清軍（40多營，13000人）。
此外，清軍也沒有繼續作戰的物資儲備，幾乎是靠隨身槍彈追敵，軍事後勤根本無法保證戰場的需要。而法軍則可以利用越南的內河航道，快速運送物資，以至出現法軍從南圻到北圻暢行無阻，而援越清軍反而接濟維艱，孤立無援的情況。
據《中法戰爭調查資料實錄》中記載，由於糧食供應不足，清軍士兵甚至到了要用步槍向越南百姓換取口糧的地步。在作戰條件極為不利的情況下，清軍要想收復失地談何容易，馮子材“自諒城攻克後，該法匪等倍形膽怯，利於速追，勿任延息，以收破竹之效”的戰略意圖縱有膽氣，卻不免失於樂觀。
而在越北戰場之外的地方，戰局繼續朝著不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在不到一小時內的馬尾海戰全殲福建水師後，法國艦隊橫行海上，就在清軍收復諒山後的第二天，孤拔率領法國艦隊攻佔澎湖島，建起一個長期圍困臺灣的據點。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越南戰場上法軍鎮南關受挫後的不利形勢，連慈禧太后事後都承認“朝廷吃虧在無水師”。
法國佔據澎湖對清政府造成致命性的打擊，“澎湖諸島，外蔽全臺，內固金、廈，歷來視為險要”，而法軍“得之則以塞援臺之路而為水軍停船之區”，南洋曾派出五輪赴援臺灣，但在浙江海面遭到法國艦隊截擊，三沉兩返。苦守臺灣的劉銘傳雖然打退法軍對基隆、淡水等地進攻，“百戰之餘，乃至有呼乎天之語”：“受困日久，民心惶恐，求迅速濟兵、濟械，設法救援。”其師李鴻章亦為之哀嘆：“澎湖既失，臺灣必不可保”，卻無可奈何。
馬尾海戰圖
清廷財政無力繼續作戰
正因如此，鎮南關戰場的局部失利未能使法國侵略者放棄戰爭。過去一般認為，鎮南關大捷後，法國政府陷入混亂，總理茹費理被迫辭職，法國改變了對華戰爭政策。因此，清政府不應該停戰議和。
其實，鎮南關大捷前，茹費理內閣執行的是外交訛詐與軍事進攻相結合的對華政策，因此，法國並沒有全力投入越南戰場。法軍慘敗後，法國輿論大譁，聲稱遭遇了“新的滑鐵盧”、“第二個色當”，引發茹費理內閣的倒臺。其下臺的原因並非不該發動對華戰爭，而是反對派認為他的對華政策太軟弱，侵略力度不夠，損害了法國的利益和形象。反對派議員抨擊和換掉茹費理，是希望換一個內閣來更好地維護法國的殖民地利益。
1885年3月30日下午，茹費理剛宣佈辭職，緊接著法國議會便開始討論對華政策問題。一些議員先後發言，認為不能改變對華戰爭政策，應該設法挽回損失。於是茹費理剛宣佈辭職，議會就開始重新討論對華政策，迅速通過了五千萬法郎的增兵議案。一週後，一億五千萬法郎的新計劃也順利通過了，擺出一副擴大侵略戰爭的姿態。
茹費理
相比之下，清政府的財政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一直處於入不敷出的困境，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才逐步走向收支平衡。中法戰爭的爆發既影響生產和稅收，又需要大量的軍費，這就使清政府在財政上無法應付這一場戰爭了。
關於清政府在中法戰爭中耗費的軍費數額說法不一。《清史紀事本末》記載“耗帑金二千餘萬”；《清財政考略》則說“合計亦在三千萬”。由於清政府無錢滿足戰爭需要，只得諭令廣東、四川、江西、浙江、江蘇、湖南等省供給。但這幾個省份力量也都有限。
戰爭初期，四川向前線協餉一直是很積極的。但到1884年，它連向奉諭調往雲南前線的鮑超軍供給糧銀所需的十萬六千兩也拿不出了，積極主戰的四川總督丁寶禎只好如實奏報：“鮑超軍需頗重，措辦為難。”與此同時，浙江巡撫劉秉璋也奏報：“浙江省光緒九、十兩年地丁因撥京協各餉為數甚巨，此致十年兵餉不敷支銷。”其他各省也紛紛奏報“兵餉不敷”，可見當時就連地方各省在財政上都陷入了困難的境地。
中法戰爭“兵釁一開，洋稅厘金，立形短絀；而各省軍需，刻不容緩”，清政府被迫以苛刻的條件舉借外債充餉。據史料記載，1885年清廷歲入下降為7708.6萬餘兩，較1881年歲入減少526.2萬餘兩。而這一年借外債卻達1359萬餘兩，佔歲入的六分之一強，而外債的增加又大大加重了清政府的財政負擔。這是典型的惡性循環。
戰爭最後的勝負，根本上取決於實力的高低。清廷必須考慮到危及其統治政權的各種重要因素，在國力懸殊的情況下，盲目應戰最終導致的將不僅是財力、物力的極大消耗，甚至可能是更加苛刻的屈辱條約。從這個角度而言，李鴻章青睞的“乘勝議和”不失為明智的選擇。
“保藩”意圖已難成立
清廷以“保藩”為目的不惜與當時號稱世界第二強國的法國開戰，以維護傳統的中越宗藩關係。但到了“鎮南關大捷”時，清廷卻面臨一個非常尷尬的處境：無藩可保了。
在傳統的天朝秩序下，越南作為清朝的一個藩屬國存在。但在其末代王朝阮朝的統治下，與清朝的宗藩關係已經逐漸疏遠。自阮朝建立的1802年到太平天國起義前的1850年，阮朝向清政府朝貢只有13次，遠較同樣作為清朝藩屬國的朝鮮為少。與此相反的是，由於阮朝的建立得到法國侵略者的幫助，越南朝廷瀰漫著對法“親善”意識，甚至在法國侵略者已經強奪南圻的情況下，越南統治者仍在一廂情願地向侵略者表示“法越一家”。
阮朝建立者阮福映
當清朝為唇齒相依的鄰邦越南與法國開戰時，阮朝在表面上的表現就是首鼠兩端，宣佈“中立”。所謂“我國介乎兩大，於清則千年藩服，義不容絕；而於法則遠水近火，勢不容己，莫如中立，以俟兩國進止”。
但實際上，阮朝朝廷已經決心投入法國殖民者的懷抱。就在中法戰爭正在緊張進行的1884年6月6日，阮氏朝廷撇開清朝，與法國簽訂了《第二次順化條約》，公然宣佈越南接受法國保護，還將清廷頒賜的玉璽當眾銷燬，以示斷絕與中國的宗藩關係。
之後，阮朝甚至公然四處出告示嚴懲協助清軍的官民，並命令抗擊清軍。這不僅使在越南的清軍變成名不正言不順的無名之師，而且使法軍在各方面都獲得新的支援。甚至法軍進攻駐紮在北圻的清軍時，有大批越南天主教民組成蘭衣兵參戰，還有大批教民替法軍運送槍炮彈藥和軍需品。
在已經無藩可保的情況下，清朝選擇挾鎮南關大捷之威，儘快從越南的漩渦中解脫出來，承認越法之間的既成事實，換取法軍從屬於中國領土的澎湖臺灣撤軍——畢竟，“越地終非我有。而全臺隸屬我版圖，援斷糧絕，一失難復”。
後世總結中法戰爭的結局，所謂中國“不敗而敗”中的“不敗”，只能是從局部某些戰役來說。從全局來看，要想取得真正的勝利是不現實的。清政府能取得一個不賠款不割地的停戰條約，已是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侵華的60年中僅見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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