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刊於《北方文物》2003年第1期，收入2003年第6期《新華文摘》報刊篇目輯覽，並被收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呼倫貝爾民族文物考古研究》第一輯，科學出版社2013年出版。）
關於嘎仙洞東側背北石壁新發現文字的初步分析（2002年）
王立民
1980年7月30日，呼倫貝爾盟文物管理站米文平先生等人，在大興安嶺北部山嶺中的嘎仙洞內西側石壁上，找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的刻石文字，證明了嘎仙洞即是北魏拓跋鮮卑皇族自己認定的其祖先居住的舊墟石室。
這一考古發現，得到國內外考古界的廣泛關注。“令人無可置疑地確信，《魏書》所記的那篇祝文被我們(米文平等)找到了!”{1}米文平先生在鮮卑學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為著名的鮮卑學專家；佟柱臣先生稱嘎仙洞石刻“是東北西部地區所發現的石刻中年代最早者”。{2}可以說，嘎仙洞西壁刻石發現後的22年中，很多問題都已有定論，而且得到學術界的認可。
2002年9月25日上午我們在嘎仙洞洞口北壁上發現的北魏石刻文字，有可能改寫22年以來對嘎仙洞內西側石壁刻石研究的結論。最起碼有這樣幾個疑問：
第一，嘎仙洞內西側石壁刻石是否是《魏書》上的那篇祝文?
第二，嘎仙洞內西側石壁刻石是否是東北西部地區所發現的石刻中年代最早者?
第三，唐代杜佑《通典》中，改《魏書》原文“刊祝文於室之壁而還”為“刻祝文於室之北而還”是否有根據?
第四，當年李敞等人致祭的形式是怎樣的?
以上問題的提出，是在肯定米文平先生等人找到的嘎仙洞洞內西側刻石，而證明了嘎仙洞為北魏政權自己承認的先祖拓跋鮮卑祖居石室的基礎上提出的。
我是1980年考入哈師大後聽遊壽先生談到拓跋魏問題和嘎仙洞發現等事的。1994年遊壽先生仙逝，1995年我在寫《遊壽傳略稿》時，曾讀過遊壽、米文平、佟柱臣等先生關於嘎仙洞研究的著述，所以對嘎仙洞有一種特殊的情結。
1997年，我第一次來嘎仙洞。嘎仙洞的神奇確也給我很大的震撼。歸來後，曾寫一篇隨筆在《黑龍江日報》和《黑龍江通訊》上發表。那一次，我在鄂倫春博物館中見到了像三聯收據一樣大小的《鮮卑舊墟石室——嘎仙洞簡介》，黃紙皮，鉛字印刷，只有10頁，很樸實。在僅有兩頁的《嘎仙洞石刻祝文發現過程》裡還有遊壽先生和米文平先生猜測“石室”是一個山洞的記載，只不過把遊壽先生的名字寫錯了，寫成了“尤受”。但以後的簡介中這些都不寫了。
儘管博物館的簡介中不再提起遊壽先生，但在我見到的米文平先生迄今發表的有關嘎仙洞發現的文章中，還是寫著他是怎樣受到遊壽先生的啟發發現了嘎仙洞的，這一點頗令我敬佩。
1997年和我同去嘎仙洞的還有省委辦公廳的申明同志、大興安嶺地委宣傳部地委辦的朱宏、沈志軍同志及鄂倫春博物館館長田剛。那一次除親眼看到了洞內西側石壁上的石刻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西側石壁刻石斜對面東側背北的洞口石壁上，也有一處與洞內西側石壁(刻字處)同樣大小、經過人工鑿平的半圓形石面，但在上面沒有發現文字。上面為什麼沒有文字，一直是留在我腦海中的一個疑問。這件事我曾多次向申明同志提起過。1999年我曾在一篇研究嘎仙洞摩崖石刻書法的文章中寫到：“更值得一提者，嘎仙洞摩崖祝文章法豎有列而橫無行，字與字間緊密。如為節省空間，其東側所鑿平的半圓石壁未刊字之因，就可得結論了。”當時認為古人在東、西兩側各鑿平一個半圓形石壁，但祝文在西側石壁上刻完後，東面的石壁就沒有用了。
近幾年，我曾去雲崗、龍門石窟及雲峰山觀北魏刻石，見古人每鑿平一面石壁，必刻有文字。況且從大同不遠數千裡來到大興安嶺嘎仙洞祭祀祖先，卻茫無目的和計劃地在東西側各鑿平一半圓形石壁，但只在西面刻上文字?這不能使人信服。我逐漸地推翻了我上一個結論，並堅信東側石壁上應有文字。
2002年9月下旬我和處裡的王天利同志到大興安嶺地區搞調研，工作結束後，我們計劃利用半天的時間去嘎仙洞。9月24日晚我們從漠河縣返回加格達奇，9月25日早4點多鐘到加格達奇後，到賓館稍事休息，吃過早飯，驅車直奔鄂倫春旗。與我們同去的還有大興安嶺地委宣傳部副部長董樹範、新聞出版科科長魯智勇、外宣辦侯秀暉、行署接待辦司機王繼良。在車上，我們談到嘎仙洞時，董樹範副部長也談到祝文的對面有一塊鑿平的半圓石壁，但沒有發現文字。董部長曾編寫過宣傳大興安嶺的書籍，故對嘎仙洞是很瞭解的。從加格達奇到鄂倫春自治旗的路已經修好(1997年我第一次來時還是土路)，不足一個小時就到了鄂旗。我們先到鄂倫春博物館找到館長田剛同志。田剛是我1997年第一次到嘎仙洞時認識的，後來我經常給他寄些研究資料，所以還算熟悉。我看到博物館和五年前相比，變化很大，展品更加豐富，日常陳列也具有相當的規模。作為縣級博物館，應為上乘。田剛館長說他當天要寫一份材料報給領導，不能和我一起去嘎仙洞了，但他派了館裡的解說員閆翠翠和王豔梅和我們一同上山。
上午10點30分，我們來到嘎仙洞，先看了西側的刻石，我用一張名片測量了刻石中“真”、“四”字的大小，並用一張餐巾紙勾勒下“四”字。接著我們來到東側洞門口，在背朝北方的半圓形石壁面前，我用手拍著石壁說：“古人鑿平這面石壁，肯定是為了刻字，我要是在這上面能發現文字就好了。”大家一笑。
也許真是天人感應，我觸摸石壁的右手突然感覺到有筆畫的痕跡。我心裡一驚，這時王天利和魯智勇正在洞內拍照留影，我高聲向王天利喊：“天利，快過來，這裡好像有字。”王天利和魯智勇跑過來，大家細心地在石壁上尋找，我們突然看到石壁上邊有一個很像“四”字的圖形，王天利用樹枝指著它說：“王處長，你看這是不是個字?”我說，“這是個‘四’字。”王天利想用手去摸一下，但沒夠著，魯智勇個子高，有一米八三，他說：“我來。”他站直身體，手正好能摸到這個“四”字，魯智勇用手拂去上面的浮土和青苔，這個字很明顯地展現在大家面前。魯智勇搬來一塊大石頭，我站在上面用餐巾紙將“四”字勾下來，大家一看，和我剛才在西側刻石上勾下來的“四”字幾乎一樣。我看了一下表，正好是11點10分。大家都非常興奮，司機王繼良下山從車裡拿來一把笤帚、抹布和一瓶水，清理石壁上的塵土。突然，閆翠翠指著“四”字右下方對我說：“王老師，這裡好像也是個字。”我趕緊細心地清理石面：“唉呀，這是個‘皇’字，下面還有，像個‘王’字。”我又用餐巾紙將“皇”字清楚地勾下來，“皇”下面的字剝蝕得很嚴重，好像一個“王”字。這時王豔梅指著“皇”字右上方對我說：“王老師，這裡也像有字。”我又過來仔細用手觸摸，像是一個“大”字，便又用餐巾紙勾勒下來，這個字的上半部分剝蝕得更嚴重。這時大家興奮得不得了，每個人都在石壁前攝影留念，然後大家又合影。因為下午1點鐘我和王天利還要去齊齊哈爾，火車票都買好了，所以我們抓緊時間又看了洞中最裡面的兩個小洞，匆匆離開嘎仙洞，回賓館裝上衣物便往車站趕。上了火車一看錶，還有3分鐘就開車了。
我們從嘎仙洞返回加格達奇的途中(11時55分)，我向國家文物局值班室劉薇同志和省文化廳文物處處長孫長慶同志報告了此事。孫長慶囑我馬上找到《魏書》，查一下書上的文字能否和找到的文字對上。在火車上我給齊齊哈爾市委宣傳部新聞出版處處長尚祖奇打了個電話，他和文藝處王柏處長為我向齊齊哈爾圖書館借了一套八本《魏書》。
到齊齊哈爾一住下，尚祖奇送來《魏書》，我在《魏書·禮志》中找到了這段記載：“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隔遠。真君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雲石廟如故，民常祈請，有神驗焉。其歲，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天子燾謹遣敞等用駿足、一元大武改昭告於皇天之靈。自啟闢之初，祜我皇祖，於彼土田。歷載億年，聿來南遷。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翦兇醜，拓定四邊，沖人纂業，德聲弗彰。豈謂幽遐，稽首來王。具知舊廟，弗毀弗亡。悠悠之懷，希仰餘光。王業之興，起自皇祖。綿綿瓜瓞，時惟多祜。敢以丕功，配饗於天。子子孫孫，福祿永延。’敞等既祭，斬樺木立之，以置牲體而還。後所立樺木生長成林，其民益神奉之。鹹謂魏國感靈祗之應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餘里。”
我拿出當時在嘎仙洞中畫的新發現文字方位圖，雖然沒有準確地測量，但根據字與字之間的位置關係，行距與字距的距離，所發現的“大”字，很可能是祝文“天子燾”中“天”字的下部分，也可能是“一元大武”中的“大”字；所發現相連接的“皇、王”兩字，很可能是“皇天之靈”中的“皇天”或“祜我皇祖”中的“皇祖”，因“王”字剝蝕過甚，故不能確定；所發現的“四”字，應為“拓定四邊”中的“四”字。其中“四”字高約2.5釐米、寬約5釐米，“皇”字高約6釐米、寬約5.5釐米，與西側刻石文字大小和風格基本一致，為北魏早期書體。
由嘎仙洞東側背北石壁新發現的文字，可以作出以下的推測：
嘎仙洞東側背北石壁的文字，可能是與《魏書·禮志》中記載相一致的正本，而西側刻石是與《魏書·禮志》中記載不一致的副本。
第一，目前我們還不能證明這個推論的前半部分，即東側背北文字與《魏書·禮志》中記載相一致；但西側刻石與《魏書·禮志》中記載的不一致，卻是客觀事實。《魏書·禮志》中記載的祝文123字，西側刻石為201字，兩者相差78個字之多。西側刻石為：
維太平真君四年癸未歲七月廿五日，
天子臣燾，使謁者僕射庫六官、
中書侍郎李敞、傅（上為“少”下為“兔”），用駿足、一元大武、
柔毛之牲，敢昭告於
皇天之神；啟闢之初，佑我皇祖，於彼土田。
歷載億年，聿來南遷。應受多福，
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邊。慶流
後胤，延及沖人。闡揚玄風，增構崇堂。克
翦兇醜，威暨四荒。幽人忘遐，稽首來王。始
聞舊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懷，希仰餘光。王
業之興，起自皇祖。綿綿瓜瓞，時惟多祜。
歸以謝施，推以配天。子子孫孫，福祿永延。薦於
皇皇帝天，
皇皇后土。以
皇祖先可寒配，
皇妣先可敦配。
尚饗!
東作帥使念鑿
西壁石刻比《魏書》中所載祝文多以下句子：
“維太平真君四年癸未歲七月廿五日”
“謁者僕射庫六官”
“傅（上為“少”下為“兔”）”
“柔毛之牲”
“應受多福”
“增構崇堂”
“威暨四荒”
“薦於
皇皇帝天
皇皇后土以
皇祖先可寒配
皇妣先可敦配
尚饗
東作帥使念鑿”
由以上可見，嘎仙洞西壁上的刻石，所表達的信息要比《魏書》上所載祝文多很多，尤其是在最前面用時間加以說明和最後邊帶有感嘆性的語言，應是對《魏書》上所載祝文的附註。可能是嘎仙洞東側背北石壁上刻好祝文祭祀完畢後，恐後人不能記住此事，又在嘎仙洞內西側的石壁上刻上帶有時間的文字。
第二，《魏書》是承襲前人的文字資料而成。在東側背北石壁文字發現之前，西壁文字成為與《魏書》相互印證的惟一資料，因《魏書》成書晚於李敞到鮮卑石室祭祖刻石之後一百多年，表面上看是刻石在先，《魏書》記載在後；刻石為原物，《魏書》所錄祝文為第二手材料。其實我們不應當輕意否定《魏書》上記載的祝文為正本。因為北魏的統治者歷史上十分重視修史，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權時，就曾由鄧淵編寫《代記》十餘卷，以後崔浩、高允等繼續編寫魏史。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李彪參加修史，改編年體為紀傳體，大概編寫到拓跋弘統治時代。以後，邢巒、崔鴻等先後編寫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肅宗(元詡)三朝的所謂起居注。北齊天保二年(公元551年)，高洋命中書令兼著作郎魏收編寫魏書。而魏收本人在北魏末年就參加《國史》和起居注的編寫。所以魏收在《魏書》中收錄的祝文應是有所依據的。太平真君四年拓跋魏祭祖，目的在於使國人知道自己的祖先是強大的鮮卑人，這樣重大的事件，統治者必然要認真地將它記錄在《國史》中而不能有誤。
第三，按照北方民族太陽崇拜的宗教習俗，拓跋魏祭祖時應面朝東方太陽昇起的方向，嘎仙洞洞口是向南偏西30度，而嘎仙洞口石壁上的文字正好為東側背北。中國北方少數民族生活的環境為大漠或森林。這些地方夏日溫暖而暫短，春、秋時也比較寒冷，尤其是冬季，更是要面對嚴寒和冰雪。由於生產力低下，這些民族無法抗拒寒冷的襲擊，他們畏懼寒冷的自然界。在這種天氣裡，只有太陽能給他們溫暖和生命，所以在北方少數民族的自然崇拜中，有一個重要的崇拜現象就是太陽崇拜。《史記·匈奴列傳》中記匈奴“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北史·突厥傳》中說：“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陰山一帶是古代北方民族匈奴、突厥、回鶻、党項、蒙古等族及其祖先曾經生活過的地方，陰山岩畫是古代北方民族原始宗教的形象記錄。在巖畫中大多的人面像頭上都佈滿芒刺狀物，象徵著對太陽神的崇拜。鮮卑族本身就是一個融合匈奴、烏桓、氐、羌等不同民族的一個少數民族，拓跋鮮卑又是北方的鮮卑人南遷後與匈奴餘種混血融合，即“鮮卑父胡母”。{3}拓跋鮮卑繼承了北方民族太陽崇拜的習俗，所以在嘎仙洞前祭祀時，應面朝東方朝拜，祝文應是刻在嘎仙洞洞口東側背北的石壁上；而朝拜者不能面朝西部朝拜，祝文也不能刻在洞內的西側石壁上。
第四，我們看一下古人的兩條記載，來分析祝文是刻在哪一側石壁上的。首先，唐代杜佑的《通典》中明確地記載著“刻祝文於室之北而還”。如果杜佑《通典》中記載是事實的話，那祝文就應是刊於東側背北的文字，而不是洞內西側的那篇文字。那麼杜佑是根據什麼將《魏書》上的“室之壁”改成“室之北”呢?我們應能想到，“壁”與“北”繁簡字形差距太大，不容易搞錯，很難將“壁”誤寫成“北”。杜佑的根據可能有兩條：一，唐代曾有烏洛侯國向唐帝國朝貢，杜佑可能從烏洛侯的來使口中聽到“刻祝文於室之北”的；二，從其他文獻中得來的。“魏收以前和同時代人曾經編寫過魏史和其他資料，隋、唐時期也有人另寫過幾種《魏書》，這些書都沒有傳下來。”{4}但杜佑所處唐朝，這些書應是有所流傳。有可能當時這些書的記載就是“刻祝文於室之北”，杜佑承襲了這些書的記載。其次，從校勘學的角度看，很可能原來是刻“祝文於室之北壁”，《魏書》在流傳中丟掉一個“北”字，《通典》在流傳中丟掉一個“壁”字。(為了證明新發現刻石的方位，我請大興安嶺行署接待辦王繼良為我重新勘測一下。2002年10月23日下午2：30時王繼良與朱玉勇、張雅君三位同志用指南針測定新發現的刻石為背對正北。)再次，我們再看一下《魏書·禮志》上對這次祭祀活動是怎樣描述的：“敞等既祭，斬樺木立之，以置牲體而還。後所立樺木生長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後所立樺木生長成林”是指嘎仙洞下面的樺樹林，李敞等祭祀時在嘎仙洞洞口和洞下面平地上“斬樺木立之，以置牲體”。而領祭者應在洞口面朝東方朗誦祝文，山下是其隨員。如果面對著洞內西側的刻石，祭祖活動就應在洞內，而不可能有“後所立樺木生長成林”的現象。所以祭祀形式應為前者，而祝文也應是洞口東側背北石壁上的文字。不然，就解釋不通了。如果祝文是這塊文字，那這個文字應刻在先，而西壁上的文字應刻在後。
東側背北的這塊文字因在嘎仙洞洞口，剝蝕和損壞得非常厲害，希望有關部門儘快地進行保護、整理，及時拓成拓片，以供學者進一步研究。以上的初步認識也還需要通過這些工作來不斷深化，但在嘎仙洞西側刻石發現22年後，在嘎仙洞東側北壁人工打鑿的半圓形石面上又發現了文字，這應是具有歷史意義的。
註釋：（1）《鮮卑石室尋訪記》，米文平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7年出版。
（2）佟柱臣《嘎仙洞拓跋燾祝文石刻考》，1981年第6期《歷史研究》。
（3）馬長壽《烏桓與鮮卑》。
（4）《魏書》出版說明。
2002年10月25日於三宜閣
王立民舉手測量新發現文字的嘎仙洞洞口東側背北石壁人工打鑿扇形平面的高度（2002年9月25日）。
2002年9月25日上午在嘎仙洞洞口東側背北石壁發現新文字後，大家在石壁前留影，以左至右為魯智勇、閆翠翠、王豔梅、王天利、王立民、董樹範、侯秀暉、王繼良。
經過清理，這個“四”字（手指處）清晰可見（2002年9月25日）。
王立民用餐巾紙勾勒下“皇”字（2002年9月25日）。
王立民用餐巾紙在嘎仙洞洞內西側石壁上勾勒下的“四”字（2002年9月25日）。
王立民用餐巾紙在嘎仙洞洞口東側背北石壁勾勒下新發現的“四”字（2002年9月25日）。
王立民用餐巾紙在嘎仙洞洞口東側背北石壁勾勒下新發現的“皇”字（2002年9月25日）。
嘎仙洞前清澈的嘎仙河（2002年9月25日）。
2002年9月25日上午在嘎仙洞洞口東側背北石壁發現新文字後，大家在嘎仙洞前留
影，從左至右為王豔梅、閆翠翠、侯秀暉、王立民、董樹範、王天利。
閱讀更多 王立民藝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