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門重德教，儒家論德有何當代價值？根據儒家的思想體系，我們可將“德”分為不同的層次。《莊子》“內聖外王”可以概括儒家特色，可見儒德有內、外之分；《大學》描述教化層次為“修齊治平”，可見儒德有個人、家庭、國家、天下之別；《周易》又說“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可見人不僅面臨社會問題，還會面臨與自然的關係問題等。如此一來，儒家之德就有修身之德、自處之德（即私德），治人之德、待人之德（即公德），此外，還有如何處理人與自然關係的“天地之德”（即天德）。在當代社會道德建設中，如何全面提高公民的道德意識和道德素養，如何將道德建設內化為公民的個人自覺，儒家文化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鑑。
儒家曾經提出過多個德目，有人僅據《論語》一書就歸納出三十餘個德目（如孝、悌、忠、恕、仁、智、勇、禮、樂、射、御、義、恭、寬、信、敏、惠、溫、良、恭、儉、讓、剛、毅、木、訥、學、習、無慾、謙遜、忍讓、廉潔、慎言、知恥，等等），但概括起來不外乎私德、公德、天德三個層次，個人品德、家庭美德（此二者為私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此二者為公德）和天地大德（此即天德）五種品質。我們應積極涵育天地大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做到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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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孝悌忠恕勤”提高個人品德
“孝悌”是中華民族的基本倫理。“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孝經·開宗明義》）作為諸德之本，孝的首要含義就是養親尊親，正如《孝經》上所說“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悌”即事兄敬長，常與“孝”連在一起使用。有子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論語·學而》）將孝悌視為踐行仁德的根本。“忠恕”是待人的基本守則。“忠”即忠心，盡心竭力地幫助他人。孔子提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語·子路》）曾子也說：“為人謀而不忠乎？”（《論語·學而》）即是此意。孔子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與人忠”的最高境界。需要注意的是，今人提到“忠”，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忠君”，便以為是封建社會的糟粕。“君”在今天雖已不復存在，但“忠”德依然需要，即忠於黨、忠於國、忠於人民等。“恕”即將心比心，體諒他人和同情地理解他人。孔子所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最大的恕道；而所謂“犯而不校”、“赦小過”，則是恕的最起碼的態度。“忠恕”是實現仁德的重要方法。“勤”即勤勉、勤謹，勤勤懇懇地學習，兢兢業業地辦事，“業精於勤而荒於嬉，行成於思而毀於隨”。
可見，孝悌是與親人相處之德，忠恕是與他人相處之道，勤則是個人學習成功的最基本的方法，或應當持守的一種精神。這對當下人們個人品德的提升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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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溫良恭儉讓”培養家庭美德
《論語·學而》載：“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張栻解曰：“和順積中，則英華髮於外，而況於聖人乎？溫良恭儉讓，聖人之德容見於接人之際者。子貢亦可謂形容之至矣。想當時之人，望其儀行，固已盎然悅服，而況於聆其話言乎？‘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言在他人則求之得之，在夫子則人自樂告，不即人而人即之也。雖然，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政於夫子者，何與？蓋見聖人之儀形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卒不能授以政者，則以夫私慾害之之故也。程子曰：‘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張栻．張栻集[M]．楊世文，校點．北京：中華書局，2015：99．）孔子以溫厚的氣度、善良的情感、恭敬的外表、儉樸的裝束、謙讓的態度，取得各國執政者信任，然後人家才將國事政務告訴他。五者之中，“讓”尤為要，即保持一顆溫和、善良的心，和禮貌謙讓的神情最為重要。《周易》說：“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又說：“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一謙而有四益。荀子也說：“知而好謙必賢。”（《荀子·仲尼》）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中國自古以來就非常重視家庭建設。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緊密結合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揚光大中華民族傳統家庭美德。”由此看來，用“溫良恭儉讓”來改善當下家庭美德建設對社會的和諧、國家的穩定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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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恭寬信敏惠”提升職業道德
《論語·陽貨》載：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恭，即恭敬。待人以敬，人亦以敬待之，故曰“不侮”。弟子問仁，對於仲弓，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此，便可“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論語·顏淵》）對於樊遲，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論語·子路》）由此可以看出，恭是仁者立身處世的前提條件。寬，即寬厚。一是平級之間的寬厚，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論語·衛靈公》）；“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論語·學而》）。二是上對下的寬大，即“先有司，赦小過”（《論語·子路》），即執事官要身先士卒，做出表帥；而對下屬的小過失，則要赦而勿究。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為重望所歸，是以“得眾”。信，從人從言，是說與人交往要講信用。孔子以大車之輗、小車之軏作喻，指出人不能無信。匹夫行忠信，可以保一身；君主行忠信，則可以保一國。因此，面對子貢食、兵、信“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的問題，孔子首先選擇“去兵”，然後“去食”，卻始終保留“信”（《論語·顏淵》）。“信”對於處在上位的人尤其重要，“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呂氏春秋·貴信》）。當然，信不是無條件的，即要符合“義”，“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論語·學而》）。信同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理念。想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生存，實業家就必須遵守商業道德，“即一個‘信’字”。（[日]澀澤榮一．論語與算盤[M]．王中江，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98．）敏，即敏捷。它還有審時度勢的意思，即迅速地作出決策、敏捷地採取行動，如此，便“無失時之患，故有功”。（張栻．張栻集[M]．楊世文，校點．北京：中華書局，2015：301．）因此，《左傳·昭公二十年》曰：“度功而行，仁也。”惠，即恩惠。《尚書·皋陶謨》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黎民懷之便樂為所使，故“惠則足以使人”。孔子指出，“君子惠而不費”，並將其列為“五美”之一。那麼，如何才能做到“惠而不費”呢？即“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逸周書·本典》有言：“與民利者仁也。”故“惠”為仁德之一。孔子倡導以“恭寬信敏惠”行仁於天下，對我們提升職業道德大有裨益。在職業活動中，對人恭敬就不會遭受侮辱；待人寬厚就會得到眾人的擁護；遵守信用就能得到他人的任用；聰敏就會提高工作效率；施人恩惠就能夠使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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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仁義禮智信”改善社會公德
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焉。”（《中庸》）孟子在仁義禮之外加入“智”，構成四端或四德，“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到了漢代，董仲舒在四德之外加入“信”，構成“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漢書·董仲舒傳》），從此成為中國價值體系中的核心要素而影響中國社會長達兩千餘年。“仁”即愛人，“義”是合乎原則，“禮”即禮儀，“智”是智慧，“信”即信譽。“五常”各有專主，而“仁義”為其本。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孟子·離婁上》）可見，“仁義”是“智禮樂”的中樞和靈魂。對人施以仁愛、處事得宜、對人有禮、明辨是非、誠實不欺，無疑對當下改善社會公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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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道性命情”昇華天地大德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可見天、位、仁，即天道、地道、人道是一體的。這“三才”的關係，儒家所論天、道、性、命、情可以得到簡要的說明。
“天道性命情”講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也涉及價值信仰和精神寄託問題。古人認為人類和萬物都是天地運行的產物，人性也由天道賦予。《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性是天命的體現，統率性命的則是天道。天道是自然法則或規律，天命是天道對人類的作用，人性則是天命作用於人類的結果。“天”是客體，“道”是規律，“命”是使命，“性”是個性，“情”則是人類的好惡，包括“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
人性是天命的化身，是天道的分殊，人類通過盡己之心即可知道本性，通過體認本性即可感知天道。人的情慾必須合乎天命、天道，使人慾和天道高度統一，不相違背，才能有利於萬物的產生和事業的成功，這種狀態就叫“中和”。《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簡稱“中和位育”。“和”是人與人，也是人與自然關係的最高境界，史伯曰：“和實生物，同則不濟。”“和”也是儒家學說的最後歸宿，孔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這對人們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啟示人們：應堅持綠色發展理念，增強生態意識，建設生態文明，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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