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爾夫讀書隨筆》，劉文榮譯，文匯出版社出版
伍爾夫（Woolf，1882年-1941年）的這張畫像令人印象深刻：一張端莊秀麗的長臉上有一對深沉的大眼睛，從那兒透射出了一種似是與生俱來的憂鬱眼神，讓人震驚顫慄，感到可怕甚至是絕望。
和卡夫卡（Kafka）一樣，伍爾夫也是一個憂鬱的天才，但她比他勇敢，勇敢到以自殺的方式擺脫憂鬱的糾纏。
當然，對伍爾夫的認識不應只侷限拘泥於她的憂鬱陰暗，雖然那是心理學家們所熱衷探究的地方。伍爾夫在生命尚存之日，就從沒有逃避過生活，即便說她是一個樂觀的人也不為過。
在讀《蒙田隨筆》中，伍爾夫有感而發：“凡是我們腦子裡想到的東西，都應該說出來，而且不要怕一說再說，不要怕自己否定自己，不要怕說傻話，要讓自己的思想自由奔放、汪洋恣肆，不必擔心別人會怎麼想、怎麼說、怎麼做。因為人活著，就是為了活著——當然，是正常的活著——此外的一切，都是無關重要的。”
這不啻是但丁（Dante）名言“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的回聲，表現出了一種大膽不羈的人格，是對世俗的藐視和不屑。自由自在才是“正常的活著”。
或者，正是這種思想激起她對歧視女性的不滿和反抗。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伍爾夫以筆紙為武器，為女性的不公命運而鳴不平。她不滿於史書對女性的記錄之少，她激憤於男人對女人的惡劣批評，她感嘆於女性的寫作有太多的障礙，她嚮往於女性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房間”。
伍爾夫不時充滿了機智。她設想了一個女性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的命運，幽默地嘲諷世道的不公平。在對馮·×教授的譏諷中（《關於女人的書》），我們也會不禁解頤，感到一種俏皮的智慧。
可以說，伍爾夫的文字書寫走出了憂鬱之外，顯示了她的敏銳觀察和睿智才情。
然而，伍爾夫畢竟也是女性。
在《文學與性別》中，她透過女人的目光，對詩人拜倫（Byron）“大肆攻擊”，實際上她“曾痴迷拜倫”，“從小就幻想著擁有他”（1918年8月7日日記），並且說就是在他死後一百年，“還是會愛上他的”（1918年8月9日日記）。
這些記述讓人會心莞爾：原來這個神經陰鬱的女子，內心中也有著對浪漫的強烈憧憬和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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