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日本地區近來多災多難，先是6月大阪地震，接著是7月暴雨，導致洪水氾濫、泥石流橫行，截至7月11日晚，已造成176人死亡，為1982年長崎水災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水災。
雖說遭遇“數十年一遇”的特大暴雨，但發生在以減災能力著稱的日本，且造成如此大面積的災難，仍不由讓人在唏噓之餘，深思一下災難背後的緣由。
日本對暴雨成災是有預期的。據日本氣象廳統計，2004年以來因河流泛濫等原因導致1萬棟以上建築物浸水的暴雨，在日本發生過11次。
7月11日，在日本廣島吳市天應町地區，道路被泥石流淹沒。新華社記者馬平攝
20年前的1998年，阪神大地震餘創未了，日本國土規劃師們曾想通過打造新國土軸（經濟帶）的辦法，來防止唯一的太平洋國土軸發生重大地震等自然災害對經濟構成重創。這份名為“21世紀國土宏偉藍圖”的發展方略，仍處於傳統的利用大規模國土開發來促成經濟復甦、解決地區差距、防禦自然災害的狀態中，對暴雨、洪災雖有預測，但不如對地震那樣重視。
7月11日，在日本廣島吳市天應町地區，警察清理民居附近的泥沙。新華社記者馬平攝
2005年日本國土規劃理念發生變化，認為國土大規模開發已經完成，未來更需要的是對國土的“整形”。以減災理念推進防災對策，打造強韌的國土，將災害後果降低到最低限度，成為國土規劃要義之一。也因此，在2008、2015年兩次國土形成規劃中，包括暴雨在內的重大自然災害被提升到“日本面臨的挑戰”這樣顯著的位置。
2008年國土形成規劃明確指出“近年來日本出現了暴雨災害增加和損害巨大化傾向”；2015年規劃同樣明確指出“隨著氣候變暖，日本出現極端降水的可能性更加強烈、更加頻繁；由風雨導致的風災水災和泥石流災害等將出現令人擔憂的頻繁化嚴重化傾向”。
遺憾的是日本對暴雨可能帶來的災害預見雖不算遲，但應對行動比較遲緩，以至於7月暴雨得以肆虐西日本，造成國民生命財產重大損失，其教訓值得深思。
首先，這次災害再一次顯示了日本地方公共基礎設施距“強韌國土”仍有不小差距，對地震、洪災等重大自然災害的防禦能力不足。 特別是日本各地大量橋樑、水庫、堤壩、隧道和公共建築等都建成於高速經濟增長時期，迄今已超半個多世紀，開始出現老朽化問題，亟待整修、更新。
在這次災害中遇難者最多的廣島縣，許多地方山體斜面地表土層滑落，發生了大規模滑坡引發的泥石流災害，沖垮甚至掩埋居民住宅。據日本媒體報道，廣島市北部2014年曾發生過類似的造成巨大災害的滑坡，那以後廣島市開始建設防砂壩，但因地域廣大，還未來得及完工，新的災難又發生了。
其次是財政捉襟見肘，顧此失彼。防禦暴雨水災預見早動作緩的深層原因，還在於資金投入不足，或者確切一點說，錢沒怎麼花在這上面。為解決地方與都市地區差距問題，日本從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推行“國土維新”，地方公共事業擴大，中央對地方財政投入持續增加，公共事業預算額由1978年5.5萬億日元，增加到1997年的9.8萬億日元。
進入21世紀後，日本財政失衡壓力劇增，2002年主張“小政府”的小泉純一郎入主永田町後，開始壓縮公共事業預算。以後歷屆政府亦步亦趨，在鉅額國債和財政赤字壓力下蕭規曹隨，將公共事業預算壓縮到2012年的4.6萬億日元。同樣持“小政府”立場但又提出“地方創生”戰略的安倍晉三執政後，近幾年公共事業預算基本維持在6萬億日元左右。
治水開支也隨之減少。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政府2018年度治水項目支出僅為7961億日元，與頂峰時1997年度的1.37萬億日元相比大幅減少。國土交通省曾根據各條河流的不同情況制定過200年一遇、100年一遇的應對方案，但至今沒有一條河流完成了應對工程，財政制約是其主因。
三是人口急劇減少，老齡化嚴重，削弱了地方應對重大自然災害的能力。這次遭重創的廣島縣和岡山縣，災害發生時搶險救災缺乏人手，運用科技手段防災減災缺乏人、材。對重大自然災害防禦能力不足，更增添了人們的不安全感，越發導致人口向中心城市流動，形成惡性循環。
四國島愛媛縣的怒和島2015年還有409人，現在只剩300多居民。島上只有一所小學，全校共6名學童，5名老師。島民稱這些孩子為怒和島的寶。然而就在這次暴雨災害中，6人中的一對姐妹學童與她們的母親一起喪生。隨她們而去的，不僅僅是三條“昨天還鮮活”的生命，還有島民們振興家鄉的希望。
四是日本社會對暴雨水災的重視程度遠不及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 比如日本媒體報道說，日本企業應對暴雨的舉措相比其他災害明顯薄弱。
與此同時，日本在本次搶險救災中也有不少亮點，如信息通信技術的運用、搶險方案的預設，以及近年著力打造、雖有些混亂但仍能高效運送救災物資的物流網絡等。這些亮點與教訓一起，成為西日本暴雨災害及搶險救災鏡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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