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2日，上外中東研究所鈕松研究員在《文匯報》發表評論文章《沙伊關係走向新的歷史關口》（見《文匯報》2018年6月22日第7版），全文如下：
沙伊關係走向新的歷史關口
圖片來源：Huffington Post
近日，以沙特為首的聯軍對也門荷臺達港頻頻發動軍事打擊，並完全控制荷臺達國際機場，將國際社會的目光從美朝峰會再度拉回中東。這反映了沙伊關係的持續惡化，似乎在很大程度上為甚囂塵上的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教派衝突論”提供了更多的佐證。
荷臺達是也門第四大城市和重要的紅海港口，是也門獲取進口物資的重要生命線。荷臺達一役事關沙特及其支持的也門政府軍以及伊朗及其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裝之間實力的此消彼長，可謂沙特介入也門戰事三年以來的一次絕地反擊。沙伊關係及其背後最具象徵意義的教派關係，走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關口。
沙伊及兩大教派的戰場博弈
伊斯蘭革命以後，伊朗建立了伊斯蘭共和國，積極向外輸出革命，其首要的目標便是海灣阿拉伯君主國，這既是地緣政治和地緣宗教的必然選擇，也是神權共和對君主制的天然排斥。作為海灣地區的兩個大國以及伊斯蘭世界首屈一指的兩大教派的盟主和領袖，沙特與伊朗之間保持了相對的力量平衡，從而避免在雙方領土上遭遇直接的軍事衝突，而是在第三方戰場上進行殘酷的廝殺。
兩大教派衝突戰場博弈的第一次高潮是兩伊戰爭，海灣阿拉伯君主國在伊朗革命輸出的重壓之下，一方面紛紛摒棄對薩達姆的忌憚與成見，將伊拉克視為抵禦伊斯蘭革命輸出的最前哨，另一方面“抱團取暖”成立了延續迄今的海合會。八年的兩伊戰爭使得伊朗與伊拉克兩敗俱傷，這也為伊朗暫時的“偃旗息鼓”和海合會國家與伊拉克之間準聯盟的“土崩瓦解”打開了大門。
兩大教派衝突戰場博弈的第二次高潮，是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後的也門內戰和敘利亞內戰。這場中東劇變對於阿拉伯國家而言是一次整體性的社會動盪和政治劇變，而伊朗則保持了相對的穩定。美國在“9·11”之後發起的兩場反恐戰爭剪除了伊朗東西兩翼之敵——塔利班政權和薩達姆政權，特別是後薩達姆時代伊拉克什葉派的掌權更是促成了“什葉派新月帶”的貫通。沙伊高調介入也門和敘利亞的內亂和內戰，雙方既打代理人戰爭，又不惜“赤膊上陣”，即便如此，沙特關注的重心仍舊在海灣地區的也門。敘利亞內戰演變至今，美俄牢牢掌控了局勢發展。東古塔戰役以後，沙特事實上從敘利亞進行戰略收縮，將主要精力投向也門。過去三年，沙特並未在與什葉派胡塞武裝間的較量中佔據優勢，胡塞武裝甚至對沙特國土展開襲擊，沙特軍隊深陷也門戰場的泥潭，大有戰爭“越南化”的跡象，處於一種進退維谷的艱難抉擇之中。
多管齊下惡化伊朗生存環境
沙特此次率領聯軍孤注一擲，試圖通過對荷臺達的焦土政策來徹底扼住胡塞武裝的咽喉，其結果是在一定程度上打亂胡塞武裝武力部署的同時，也導致25萬當地居民陷入絕境。
沙特發起荷臺達戰事並非是鋌而走險的“豪賭”之舉，而是借力國際大環境和地區小環境對己有利的變化而採取的“集中優勢兵力”之選。荷臺達戰事是沙特在中東地區牽制伊朗擴張步伐的系列“組合拳”中的一記重拳，而在此之前，美國、卡塔爾和以色列是其重要著力點，在遏制伊朗為首的什葉派擴張上美沙以之間正在形成合力。
沙特首先打造反卡“朋友圈”，以“親伊朗，支恐怖”為名，展開對卡塔爾的斷交、封鎖與制裁，其矛頭直指宿敵伊朗。沙特無法容忍作為海合會成員國的卡塔爾在對伊關係上偏離它所設定的軌道，認為卡塔爾與伊朗的親密關係嚴重影響了海合會內部的團結，卡塔爾“小國大外交”的行事風格為伊朗染指海合會並在其中打下“楔子”提供了契機。
其次，沙特公開同以色列互動，大有關係“破冰”之勢。沙以針對伊朗這一共同威脅進行過長期的軍事與安全方面的秘密合作，但伊朗在敘利亞和也門的軍事存在分別觸及以色列和沙特的底線，沙以關係從幕後逐步走向臺前。沙特方面稱過去對以色列的不承認態度主要是基於政治而非宗教原因。
最後，沙特力挺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協議。沙特本身就對該協議極度不滿，通過支持美國“退群”，使得伊朗逐步失去通過核協議所得到的紅利。
總而言之，沙特在海合會內部強力“清理門戶”，支持以色列在敘境內猛烈打擊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武裝，力促伊核協議失效從而嚴重惡化伊朗的生存環境，再通過打造聯軍不惜血本猛攻荷臺達以達到“最後一搏”的功效。
儘管伊朗在美沙以協同打壓下處於劣勢，但伊朗國內保守勢力支持政府重啟鈾濃縮活動。面對來自什葉派伊朗的共同威脅，宗教和文明迥異的美沙以之間正在愈發接近，而伊斯蘭兩大教派之間的對立也正在發生變化，什葉派與其他亞伯拉罕宗教和教派之間的信仰與政治版圖分野正在中東慢慢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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