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二十一、二歲，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面是從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到了馬克思主義。人生觀或是主義，這是一種思想方法——所謂思路；既然走上了這條道路，卻不是輕易就能改換的。而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後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
（……我想，這兩種意識在我內心裡不斷地鬥爭，也就侵蝕了我極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時時刻刻壓制自己紳士和遊民式的情感，極勉強地用我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智來創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可是無產階級意識在我的內心裡是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的。）”
——瞿秋白《多餘的話》
一九三七年，上海刊物《逸經》的第二十五至二十七期刊載了瞿秋白就義前最後的一份寫作《多餘的話》。此時，距離瞿秋白犧牲已有約兩年。由於《多餘的話》的手稿一直未見天日，這份文稿的真偽自刊載開始就飽受爭議。同樣飽受爭議的還有瞿秋白在文稿中表現出來的政治立場。
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承認，自己是一個因為“歷史的誤會”而勉強做了十多年政治工作的文人。他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意識始終沒能完全戰勝自己的小資產階級自我，甚至認為自己已經離開革命同志的隊伍很久了。在人生即將抵達終點的時候，瞿秋白並未高喊激昂的革命口號，而是坦言自己“需要休息”。[1]
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裡，這些表態成了瞿秋白革命立場不夠堅定的證據。在這篇文章裡，我試圖從《多餘的話》的文本出發，去探討一個橫亙在所有革命知識分子面前的精神困境：革命知識分子的革命自我與知識分子的階級身份之間的矛盾應當如何處理？我認為，《多餘的話》反映出來的並不是革命知識分子的必然悲劇，而是一種知識分子習慣的解決問題的方式——“自我剖析”——的根本侷限性。
革命知識分子的雙重自我
對於今日的不少學生出身的社會行動者來說，閱讀瞿秋白的寫作很容易產生共鳴，這是因為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上，可能少有人能像瞿秋白這樣清晰地反映“革命知識分子”這個身份的內在張力。瞿秋白出身世代為官的書香門第，幼年家道中落。一九一六年瞿秋白的母親金璇因不堪落魄而自盡時，瞿家甚至無力籌錢安葬。一九一九年瞿秋白投身五四運動，一九二零年他加入李大釗與張崧年發起的馬克思主義讀書會，同年又以北京《晨報》記者的身份前往紅色革命之都莫斯科進行採訪。從瞿秋白的青年時代開始，革命者的身份與他的知識分子出身就交纏在一起，這兩重自我之間的掙扎也始終困擾著瞿秋白。文學評論家夏濟安因此說：
（瞿秋白的）這兩種人格都需要專一的忠誠，但是對之投入相同的經歷是不可能的。一種衝動是要追隨自己天性，滿足自己對溫和、柔情、美麗的物件和舒適的氛圍的渴望。而另一種衝動則是追隨理性，做理智認為正確的事情，毫不遲疑地從整體上來接受革命，接受革命所伴隨的嚴酷、醜惡和變態。[2]
從這種視角來看，瞿秋白在就義之前寫下的《多餘的話》彷彿給這兩重自我的碰撞書寫了一種結語。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透露自己在這雙重自我的漫長糾纏中感到深深的疲憊。他激烈地批判自己身上所有的布爾喬亞特質，卻又無力地承認自己從沒有決心和勇氣去徹底地擺脫自己的“紳士意識”。在他看來，作為一個文人，他是因為“歷史的錯誤”而被捲入布爾什維克革命當中。但固然他從來嫉惡，卻也從沒有做俠客的勇氣。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甚至慶幸自己最終可以終結這兩重自我之間無休止的鬥爭，即便其代價是“永久的‘偉大的’可愛的睡眠”——死亡。[3]
這些表態給瞿秋白的歷史評價一度帶來了巨大的爭議。由於《多餘的話》的原稿從未面世，因此連瞿秋白的遺孀楊之華也難以確定這份寫作是不是由瞿秋白親筆寫下，或者有沒有遭到篡改。直到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寫作《回憶秋白》時，楊之華對這一文本的真實性仍然抱有懷疑。文革期間，《多餘的話》成為了批鬥瞿秋白和楊之華的重要“罪證”。瞿秋白被定性為叛變者，《多餘的話》則是瞿秋白“變節”最重要的罪證。瞿秋白“為了活命”，“把自己參加革命的歷史統統說成是‘不幸’，是‘歷史的誤會’，是‘不得已’的。”[4]楊之華為瞿秋白辯護，主張《多餘的話》受過國民黨篡改，則被指是為了保護變節的丈夫的身後形象。[5]
這些爭論本質上正是在延續作為革命知識分子的瞿秋白的雙重自我之間的對抗。瞿秋白的批評者認為，《多餘的話》證明瞿秋白的激進自我最終未能戰勝他的布爾喬亞自我；瞿秋白的辯護者則指出《多餘的話》的特殊語境，以此說明瞿秋白在寫作時所必須採取的策略，以及文稿真實性的可疑之處。換言之，在文革的語境裡，瞿秋白的批評者和辯護者實際上共享了一個前提，那就是如果《多餘的話》是瞿秋白內心反思的真實流露，那他的革命性就會被折損，他的革命忠誠也因此需要被質疑。
在文革之後，對《多餘的話》的研究逐漸偏離了這一前提。八十年代之後，《多餘的話》由一種政治鬥爭的文本和研究對象，逐漸轉換為一種精神分析的文本和研究對象。研究者們希望跳出政治批判的桎梏，去還原革命人物在社會歷史環境的壓迫下所需要進行的精神鬥爭，從而豐滿革命者的形象，由此誕生了一系列為瞿秋白繪製精神肖像的研究。[6]
這個轉向實際上擱置了《多餘的話》所折射出來的核心政治問題，亦即革命知識分子的兩重自我之間的矛盾究竟有沒有處理的餘地的問題。對於和瞿秋白遭遇相似困境的今日的行動者而言，這樣的研究即便能帶來一些精神和情感上的共鳴，也難以幫助他們處理這個困境。當然，要著手處理革命知識分子雙重自我之間的矛盾，我們首先要理解瞿秋白本人是用什麼方法來處理這個矛盾的。
“自我剖析”與知識分子的階級侷限性
瞿秋白對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位置這個問題早有反思。一九二四年，瞿秋白在《政治運動與智識階級》一文中指出，儘管在社會生產力欠發展的歷史階段裡，知識分子往往能代表社會文化的最高發展水平，也因此肩負一些政治參與的責任，但長遠來看，“智識階級終究只是社會的喉舌，無論如何做不到主體”。[7]這是因為在瞿秋白看來，無論是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舊知識分子，還是新時代裡在新經濟體系下成型的新知識分子，終究是寄生在生產者之上的。知識分子因享用著勞動人民的剩餘價值，才能獲得“代表社會文化”的地位。知識分子在革命中可以擔負先鋒的工作，但即便是擔任先鋒，知識分子也往往畏縮，怯於承擔責任。
這並不是瞿秋白第一次進行這類思考，他的這個判斷無疑源自更早之前對自己的反思。一九二二年，瞿秋白以記者身份前往莫斯科。在漫長的旅途中，瞿秋白寫下了《餓鄉紀程》這份交錯著旅行日誌和個人反思的紀事。他承認自己旅俄的初衷並非為了崇高的社會理想，而是為了適應自己精神上的好奇心。他同時反思自己這種對精神生活安寧和物質生活安儉的追求，也意識到“理想的天國，不在於智識階級的筆下，而在於勞工階級實際生活上的精進。”[8]到達莫斯科之後，瞿秋白近距離地觀察了十月革命之後的蘇維埃政權，他同樣清醒地意識到俄國智識階級的怯弱：在社會真正需要知識分子承擔責任時，他們反而拋棄人民紛紛出逃。瞿秋白的這些反思透露出一種清澈的真誠：他早早地意識到了自己的階級出身對自己的精神氣質和人格的塑造，並在後來十餘年的人生歷程裡持之以恆地進行著這樣的反思。
瞿秋白
瞿秋白的這些反思折射出革命知識分子這個身份在革命敘事和革命實踐中的獨特地位。一方面，在大部分社會格局裡，知識分子在經濟上都依賴於更底層的勞動群眾。從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出發，知識分子囿於其布爾喬亞階級屬性，難以真正肩負革命重擔，成為革命的領導者。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在革命中也有其獨特的功能。敏銳的知識分子有時能先人一步感受到社會中的結構矛盾，獨特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也使知識分子能夠掌握一定的發聲渠道來揭露這些矛盾。換言之，知識分子的智識儲備和他們在社會中的位置都有可能成為革命動員中的核心力量。也正因此，瞿秋白在《政治運動與智識階級》中才肯定了知識分子在前動員時期的作用。
思考和分析往往是知識分子探測社會問題的核心工具。尤其是像瞿秋白這樣有良知的革命知識分子，他們在思考和分析社會的結構矛盾時，不會忽視自己本身也是不平等社會結構的受益者，而是會將自己也視為自己的批評對象，視為結構矛盾的一種體現。從這個角度來看，知識分子彷彿比其他階級更能理解自己的獲益者身份，也彷彿更能意識到自身的階級侷限性。
然而對於堅持階級視角的唯物主義者而言，矛盾之處在於，如果通過反思就相對輕易地能使人看清自己的階級侷限性，進而使人置身於階級侷限性之外，那階級侷限性又何以成為侷限性？尤其是對於立志於動員群眾，使群眾形成有自我意識的行動階級的革命者而言，他們往往認為人人都有成為知識分子的潛質，也就是說人人都有具備自我剖析的能力的潛質。如果反思就能使人置身於階級侷限性之外，那彷彿就是說人人都有遠離階級侷限性的可能。這和唯物的階級視角背道而馳。階級侷限性之所以被稱為侷限性，當然一方面是因為它限制了階級個體的發展軌跡，使同屬一個階級的不同個體的性格特質、思想觀念和行為符合某種規律。但另一方面，階級侷限性之所以難以被超越，正是因為它本身是階級個體身份認同的核心組成部分。辯證地看，階級侷限性在一方面是限制階級個體的桎梏，在另一方面同時也很有可能正是該階級的與眾不同之處，是使一個階級與另一個階級區分開來的特質。
從這個角度來看，瞿秋白所堅持的“自我剖析”正是革命知識分子的階級侷限性之一。清醒的自我剖析當然並不總是無益的。如上文說的，具有自我剖析能力的知識分子能更明確地意識到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對自己的塑造，從而更準確地理解和診斷社會的問題。但一個以革命實踐為理想的革命知識分子必須意識到，這種自我剖析的能力同時也會限制他們的發展。具體來說，通過自我剖析甄別和診斷出來的知識分子的“病症”——例如瞿秋白說的缺乏勇氣的性格、“調和主義”的作風、追求精神安寧的理想等等——並不能通過自我剖析來解決。一味沉浸在自我剖析之中無助於革命知識分子處理他們的知識分子自我和革命者自我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無法在個人的維度上得到處理；只有在一個更寬闊的、共同體的設定中，精神困境中的革命知識分子才能看到一線曙光。
革命知識分子的精神出路
在《多餘的話》的最後一篇《告別》裡，瞿秋白與他的革命事業、革命戰友以及糾纏他一生的精神困境揮手作別。他這樣總結他這一生的教訓：
從我的一生，也許可以得到一個教訓：要磨鍊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種種“異己的”意識以至最細微的“異己的”情感，然後才能從“異己的”階級裡完全跳出來，而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裡站穩自己的腳步。否則，不免是“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劇。[9]
許多與瞿秋白相似的無產階級革命者都曾指出，革命者在革命共同體中的形成情感紐帶與前革命時代的社會關係截然不同。格瓦拉就曾說：“建設共產主義，那就要在締造物質基礎的同時締造新人。”在格瓦拉看來，投身無產階級革命的個體具有雙重屬性，他既是單獨的人，又是集體的一員。革命者的集體關係，既有他從自己的階級出身攜帶而來的舊社會關係，也有他在新的革命共同體裡形成的新社會關係。意識到這一點，格瓦拉認為“應該乾脆承認（革命者）是不完善的，是非製成品。昔日的包袱轉移到了現在個人意識當中，必須不斷地進行工作，來根除這些包袱。”[10]
格瓦拉的論述彷彿在給瞿秋白，以及所有和瞿秋白陷入相似精神困境的社會行動者提供一條並不容易但有希望的前路。和瞿秋白一樣，格瓦拉認為革命者的身份既有其嶄新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會從非革命關係裡繼承下來一些“包袱”。同樣地，格瓦拉也認為，新形成的革命關係需要逐步地取代非革命關係的包袱。但格瓦拉明確地意識到，“新人”的塑造只能通過建設無產階級革命的工作來完成。在這個過程中，個人有意識的自我教育當然是重要的，但個人的自我教育並不能替代在社會實踐和革命實踐的教育。
切·格瓦拉
換句話說，格瓦拉的“新人”只能從運動中來，到運動中去。革命知識分子需要將自己放置在從革命運動中形成的嶄新的革命共同體裡。在這個革命共同體中，革命知識分子作為知識分子的特質、弱點和侷限性，都可以被策略性地部署。在這個革命共同體中，自我中心式的“自我剖析”才可能被淡化，因為只有在運動中形成共同體式的革命自我，才能使知識分子把那種布爾喬亞式的對“小我”的關注轉化成對共同體命運的關注，也才能從不斷的自我剖析的漩渦中解脫出來，將知識分子的出身、精神氣質、特長、弱點和侷限性都理解為服務於革命事業的工具，從而從知識分子自我與革命者自我的不停鬥爭中解脫出來。
自我剖析的能力使革命知識分子能更清楚的看到他們的精神困境，但也正是自我剖析的能力限制了革命知識分子處理這個精神困境的能力。因此，比起來自其他階級的革命成員，革命知識分子可能更需要意識到，“尋求內心的精神安寧”是革命知識分子不會有結果的追求。但這並不意味著革命知識分子必然要被無休止的焦慮、自我懷疑與抑鬱所吞噬。即便如格瓦拉所暗示的那樣，這樣的精神困境不會有一個完整的、徹底的解藥，但革命知識分子仍然可以在有限的空間裡，以自己有限的能力，在新自我和舊自我的衝突中找到一條艱辛但光明的出路。
註釋：
[1]瞿秋白：《多餘的話》，譯林出版社，2012，第9、12、37頁。
[2] 夏濟安：《瞿秋白：一名軟心腸共產主義者的煉成與毀滅》，收錄於《黑暗的閘門》（The Gate of Darkness），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獲取於https://www.douban.com/note/546749834/。
[3] 瞿秋白：《多餘的話》，譯林出版社，2012，第38頁。
[4]《瞿秋白是一個大叛徒》，《文革簡訊·討瞿專號》，總第四期，1967年1月15日。
[5]《此地無銀三百兩》，《文革簡訊·討瞿專號》，總第十期，1967年2月7日。
[6] 除了夏濟安的研究之外，還可參見海青：《〈多餘的話〉與瞿秋白軀體的歷史意象》，《史林》，2009年6月，第130-140頁；劉岸挺：《懺悔的“貴族” “貴族的懺悔”——再論瞿秋白〈多餘的話〉》，《徐州師範大學學報》，第30卷第6期，2004年11月，第32-36頁等。
[7] 瞿秋白：《政治運動與智識階級》，《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篇 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1，第4頁。
[8] 瞿秋白：《赤都心史》，東方出版社，2015，第53頁。
[9] 瞿秋白：《多餘的話》，譯林出版社，2012，第38頁。
[10] 切·格瓦拉：《古巴的社會主義和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guevara/marxist.org-chinese-che-19650411.htm。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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