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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新作《邪不壓正》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清麗，而非他以往作品中肆意昂揚的跌宕與熱烈。
表面上看，在荷爾蒙與力比多之間起中和作用的是張北海筆下的北平風味——月牙、陽光、樹影、磚牆、前門樓子、衚衕巷弄，這晦暗時代中的諸多景象，於今人而言已是遺失了大半個世紀的亮色。或許只有如那位寫《俠隱》的旅美作家一般的親歷者，才能破解這抹亮色的失真與夢幻：“有時候，我坐在紐約的高線花園裡，閉上眼睛，就覺得自己像是坐在西直門的城牆上。”
根本上講，姜文從無意於在《邪不壓正》裡重複張北海在《俠隱》所講的故事，與其說姜文對張北海的文本進行了改編，不如說前者對它進行了再創作。既然是再創作，既然沒有過分受影響，為何創作者仍會壓抑自己的原有筆法，使得《邪不壓正》不復《讓子彈飛》式的“大片敘事”？可如果你真的懷疑“姜文變了”，倒不妨先問問“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的沛公為何在入關中之後“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答案無非“此其志不在小”。
最擅長講故事的姜文，此番的志向卻是在《邪不壓正》裡“不講一故事”，乍聽上去有些離經叛道。依我對姜文的淺見，看似狂狷的他不僅最能下死工夫，更是不會無來由地去離經叛道，不管是天道、世道還是他自己的道。他之所以不講“一個”，或許是為了講好“無數”。
電影中李天然這個角色的人物設計，與其說來自張北海的那部小說，毋寧說跟彭于晏在《明月幾時有》裡扮演的嶺南抗日英雄劉黑仔更像，一樣的生逢亂世、單槍匹馬、身懷絕技，要知道許鞍華那部作品的編劇何冀平此番也參與了《邪不壓正》的劇本創作。
與劉黑仔的不同之處在於，李天然身上具備一種自覺性（姜文語），關於一個人的成長和變化、掙扎與懷疑，而且最重要的是主人公在實質意義上的關鍵節點完成了扭轉，這種自覺性是姜文電影中以往角色所不具備的——馬小軍從房頂上落了地，他就失去了米蘭；張麻子扳倒了黃四郎，其部屬卻離他而去。一言蔽之，和李天然相比，他們並不知道各自的問題出在哪兒？因為那些問題很可能不是他們造成的，而是他們所處的世界造成的。
在《邪不壓正》裡，主人公解決問題的路徑便是“復仇”。15年前，師兄朱潛龍勾結日本人殘忍殺害師父全家，李天然僥倖生還，被美國醫生所救。15年後，李天然由美國學成歸來，北洋進階民國，仇人位高權重，時局紛繁複雜，世道幾經更變。在外界造成的巨大悲劇面前，李天然不假思索地跳上房頂，在個人經歷與歷史敘事的夾縫中穿梭，一面是小楫輕舟，一面是波瀾萬丈。
關於電影的主旨，有人看到了秘不可宣的歷史，有人看到了少年與御姐的愛情，有人看到了莎士比亞戲劇式的復仇。試問，一部能夠提供如此之多討論切入點的電影，又怎會淪為“不知所云”的晦澀之作？我著實不理解《邪不壓正》有什麼好罵的，更不理解那些連看姜文電影都要思量一下該不該買票入場的人，為何為爛片買單時動作那麼嫻熟、內心那麼坦然。至於那些看過電影仍然頗有微詞的觀眾，我倒是可以提供一些緩解失望情緒的靈丹妙藥：
至於那些影評人，你可能見慣了他們的伶牙俐齒與頭頭是道，直到有一天他們談起一個你精通的領域，或者你熟悉的事件，你才明白什麼叫譁眾取寵，什麼叫強行刻奇，什麼叫不懂裝懂，什麼叫故作腔調。他們不是在“評論”，他們是在“毀壞”。
姜文對於影評人的詬病由來已久，此番他也特地在《邪不壓正》裡量身定做了嘲諷影評人的段落。至於編劇史航飾演的那個滿嘴“之乎者也”的影評人，在電影中外號為何叫“公公”，看看姜文早年的那句話就明白了——“很多影評人就像太監，淨瞧皇上辦事了，自己只會瞎琢磨。”
《邪不壓正》裡的北平是荒誕不經的。
美國醫生亨德利在北平的街道上飛揚跋扈地開車，不避讓行人，還美其名曰“入鄉隨俗”，這很荒誕；
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恆將文壇泰斗梁啟超健康的右腎切除，留下患病的左腎，導致梁啟超的壯年早逝，這很荒誕；
藍青峰說蔣介石在日記裡寫的實際上是心裡話，朱潛龍說老蔣有病就有病在這，政客實在一回，反倒被說是有病，這也很荒誕；
當荒誕不經成為一種常態，正常便會成為一種突兀，這是電影中那個民國的真相，也是所有凡塵俗世的真相。《邪不壓正》的敘事既不亂、也不散，創作者只是在鋪陳世界本身的粗糙與混沌，那些雞零狗碎又自得其說的部分，屬於歷史，也屬於未來。
很多人說這部電影拍得太亂，恰恰是因為電影的細節拍得太真實，拍得太接近生活本身而非戲劇理論中關於生活的想象與建構。姜文當然可以把生活拍得更有序，但前提必須是生活真的是有序的，是讓那些講理的人、認真的人、自然的人活得更順更妥帖更稱心如意的，如果“生活”做不到上述這些，那麼姜文就寧可還原這種變質生活的“既讓人沒法生”和“又讓人沒法活”。
至於什麼叫做“真亂”，便是沒看過經典的人說經典晦澀難懂；是不認得幾個字的人斥責辭藻佶屈聱牙；是大眾毫無道理地偏聽偏信、人云亦云；是濫竽充數者“料他人應如是”。如果一整個世道都流行這些，這樣的世道便是亂世。
結合電影去看，李天然孤軍深入的世道之所以是亂世，乃是因為他的本性過於赤誠與純良，換個人去適應，比如奸佞朱潛龍或者老油條藍青峰，“如魚得水”和“手拿把攥”這類關鍵詞就會被扶正。李天然要做的事情，表面上看是在進行一場難度係數極大的復仇，實際上是在努力理解一個禮崩樂壞的世道的生存指南，並在其中找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密碼。
李天然像走獸一樣在屋脊上閃展騰挪的狀態，實際上是一種隱喻，關於行動，關於行之有效，關於行知合一。電影在進行上述略顯深邃的題旨的同時，劇情裡顯露出的一切均是經過考證與編排的，看似寫意潦草，實際上非常講究、細緻。拋開劇情和寓意不談，即便是衝著這份講究與細緻，觀眾也應當致以相當程度的敬意，而不是急著落井下石。
《邪不壓正》的細節的確講究，比如電影中露面不超過半分鐘的張自忠，他在被藍青峰接上車時只有一句臺詞，演員的口音用了山東口音。張自忠將軍是山東臨清人，口音的細節便是考證過的，姜文就是能細到這個程度。
再比如李天然前去復仇時，“七七事變”到平津失守前北平城的時局，電影裡也有一明一暗兩處細節與歷史呼應。明的那處是日本特務在街頭槍殺人力車伕，聽見槍聲維持秩序的卻不是中國軍隊，而是為虎作倀的警察；暗的那處是藍青峰送李天然比武途中，車上照會他，29軍已經撤走，日本兵還沒有進城。
| 張自忠 佟麟閣 趙登禹
當時的情況正是，南苑要地因漢奸出賣而遭日軍突破，29軍副軍長佟麟閣、132師師長趙登禹陣亡，華北防線被攔腰截斷、大勢已去。29軍軍長宋哲元為保留實力，委任38師師長張自忠為代理北平市長，與“中國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談判，企圖拖住日方攻勢。29軍殘部在南苑淪陷的第二天便撤離了平津防線，僅留下4個團來維持治安。北平城的中國軍力瞬時成為真空狀態，日本軍人、特務、浪人幾乎可以為所欲為，這也正是電影末尾反派開始大舉反撲並且氣焰囂張的原因。
如果你熟悉上面這些“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的歷史細節，你便知道在那些影評人“分析來分析去也分析不到點子上”的歷史縱深處，姜文已經走了多遠！這樣的人做事不是為不懂的人做的，而是為懂的人做的。懂的人可能很少，而且不懂的人可能永遠也變不成懂的人，他們不懂的事情或許永遠也不會懂。但那又如何？
姜文在《圓桌派》裡講過，自己之所以找了一批一米五多的中學生去扮演日本兵，是因為結合老照片復原三八大蓋與日本鋼盔之後發現，那時候的侵華日軍普遍就該是那個身高。竇文濤於是問姜文，日本鬼子比槍高還是比槍低這件事，對今天的年輕觀眾來說，意義究竟在哪裡？
面對這個刁鑽的問題，姜文的回答堪稱經典：“我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人，我覺得他今天不懂，他有一天會懂的，等他懂的那一天回來想——老薑真對得起我……我對得起他小時候無知的時候，但沒關係，有一天他會明白的，我對得起那時候就夠了。”
關於電影的名字，《邪不壓正》和《俠隱》的腔調完全不同。之所以叫《俠隱》，是因為世道太亂，令包括俠在內的所有人都無所適從，舊的規矩已經破碎，新的秩序仍在顛倒，人們苟且偷生，不得不窩著。但俠從來是不甘寂寞的，地上若是沒有立錐之地，那就在房頂上出現，磚瓦之上似有一個清平世界，與汙濁現世平行共存。俠隱中的“俠”，是一種步履堅定的叛逆；俠隱中的“隱”，則是一份迫於無奈的浪漫。
清末程派八卦掌宗師程廷華便是這樣的隱俠，崇文門外經營一家眼鏡店，從不多生事端。庚子年八國聯軍攻入京師，生靈塗炭。程廷華氣不過，便於夜間提一把單刀走壁飛簷，遇見落單洋鬼子便跳下格殺之。動靜一多，被洋人盯上，最終歿於侵略者的亂槍之下。
但叫《邪不壓正》的故事就不太一樣了，主人公不再隱於市朝，他試著從所有表面文章中跳將出來，徹底認清周遭的世界。
電影開場弒師的橋段有個特寫，朱潛龍朝師父開槍，後者眉心中彈，本能性地發功運力，想要手刃逆徒。但師父離朱潛龍還有數步之距，他的掌力拍不到逆徒身上，接著朱潛龍開了第二槍。想想王家衛的《一代宗師》，馬三同樣偷襲了師父，但他用的仍是師父所教的拳術，近身得手後還被師父用最後的力氣打出門外。
所以說，《邪不壓正》的世道比《一代宗師》的世道更亂、更險惡，因為壞人直接上槍，不講理的人不講的可不單是“理”，連“情”都不講。如果李天然堅持他的“月棍年刀一輩子槍”，那他最後一定數不清身上到底多少個槍眼。他想要復仇，就必須做好兩件事，一是把刀槍換成手槍，二是不信拿手槍的人說的話。
第一件事容易，李天然在美國受訓的時候就已經學會了；第二件事困難，難住了他回到北平之後的大部分時間。直到他遇到關巧紅，後者告訴他，復仇不用別人信，“一個人，一把槍，足矣”。電影中關巧紅的原型是俠女施劍翹，她臥薪嚐膽整整十年，直到親手擊斃殺害父親的軍閥孫傳芳。關巧紅這個角色對於李天然的意義，就在於她以己為例破解了後者的心症：不管在何種境遇，一個人都應當明辨是非、內心強大、步履堅定，別的不用想，想了也是白想。
為什麼想了白想？因為壞人重塑了規則、篡改了真相，就像電影裡的朱潛龍，搖身一變成為大英雄，成為不可撼動的形象，受世人頂禮膜拜。你跟他講規則，他跟你講道德；你跟他講道德，他跟你講法律。總之一直會繞來繞去，讓你找不到發力點。跟顛倒黑白的人講理，永遠講不清。這時候還在乎社會評價，請問你怎麼在乎？
《邪不壓正》令我想起一個是非題：一個快餓死的人倒在屋子前，被屋主人救了。接著，屋主人被害，兇手成為了新的屋主人，屋子也變成了他的屋子。再後來，那個被救的人回來了，他想向屋主人報恩，試問他應當向屋子的主人報恩還是實際救了他的人報恩？如果這個人能明辨是非，向實際救了他的人報恩，他此刻就應當向屋子現有的主人報仇，這便是電影；大多數情況下，這個人真的就“認賊作父”了，將屋子現有的主人視為恩人，這便是歷史。
李天然跟朱潛龍對質的時候，後者百般無賴，拒絕承認錯誤。李天然用了一計，他問朱潛龍，如果師父答應日本人種鴉片，你還害師父嗎？後者果然中計，他回應道，那我還殺他幹什麼？就在朱潛龍說出這句話後，李天然扣動了扳機，他就是要等壞人的謊言被自行拆穿後再殺之，這個“講理”的過程實際上是做給觀眾看的。李天然當然知道是誰殺了師父，藉著上帝視角去看了整場電影的觀眾也知道，可如果《邪不壓正》不是電影，所有人變成了普通視角，周遭充滿著被迷惑被欺騙的可能性，又有多少人能夠篤定誰是正，誰是邪？
歷史的糊塗賬太多，所以唐德剛在詩裡寫道：“勸君莫論中原事，且乘歌聲舞一回”。再回到電影裡，李天然完成了復仇，他終於理清了以往的紛亂，但所處的時代環境卻比從前更亂，更不可控，日本人昂首闊步地進城，紅顏知己亦不知所蹤，新的困境接踵而來。李天然已經學會了一手拿刀（舊秩序），一手拿槍（新規則），但在從未停止卻又不合邏輯的“變化”面前，他永遠顯得滯後，永遠手足無措。
姜文是悲觀的，也是客觀的，他安排主人公達成戲劇意義上的使命後，沒有授予其“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的權利，而是又帶著他看到了生活更深邃的真相。
- 作者：92年生，金牛座，愛文藝、喜昏睡。秦朔朋友圈專欄作者。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 圖片 | 視覺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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