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筆下的孔乙己說過，“竊書不能算偷，讀書人嘛……”我曾有過“竊書”的經歷，也常用這話來安慰自己。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讀小學。那時文革尚未徹底結束，文禁依舊森嚴，許多經典名著都在被禁之列，能看到的書少得可憐。偏偏我又很愛看課外書，家裡唯一的藏書是《毛澤東選集》四卷本，被我讀了很多遍。那篇著名的《八一宣言》我幾乎能背下來。一天，我在我的年輕的語文老師辦公室有了發現。一本封皮為《大批判文件彙編》的小冊子，內容居然是戲曲劇本《陳三兩爬堂》！讀著那意味十足的戲詞，我真是狂喜不已！趁辦公室沒有人，我悄悄把書帶了出來。當晚，就著昏暗的煉油燈，幾乎看了一個通宵，把這小書看完了。儘管，書中的許多繁體字不認識，有些戲文也不全懂，但如此多、如此上口“順口溜”，還是令我興奮難耐。第二天，老師發現書不見了，有幾分緊張，因為收藏、閱讀這些書一旦被發現，是要被當時的“貧管會”揪鬥批判的。老師說，誰從他辦公室拿了一本《大批判文件彙編》趕緊交回去，學校要急用的。我當時心裡緊張得直撲騰，裝作看書，不敢看老師。好在老師也沒有逐一追問。一次，在校園見到老師，老師隨口問我是否見到過那本書，我故作鎮靜，堅決否認。“偷”也罷，“順”也罷，畢竟是一件錯事，且拿的又是禁書，若父母知道，皮肉之苦是免不掉的，怕是還要累及老師。
炫耀、顯擺是人的天性，看了那本書之後，我總忍不住在小夥伴面前賣弄自己“文采”。小夥伴發現我突然間有了那麼的“順口溜”，都想探個究竟。我要求他們發誓詛咒不告訴老師和父母后，答應把小書借給他們看。小夥伴們讀到書後也都很激動，很快傳遍了全班，又傳遍了高年級同學。儘管大家都激動、高興，但都明白當時的氣候，都嚴守著小小的約定：不告訴父母、不告訴老師。課餘，上山放牧、拾柴時，小夥伴們才放開自己，誦讀戲文，或者分飾陳三兩、陳魁、李鳳鳴的角色，在大自然中放肆地亂吼一通，真是不亦樂乎！那本小書，給我們那段童年帶來了難忘的樂趣！一個多月過去了，這本小書才回到我手中，儘管大家備極愛護，書還是被揉皺了，內文的有些頁也被揉破了。我又一次趁老師不在，悄悄把書放回原處，才算徹底心安。老師也沒追究。許多年後，我的那位老師已成為縣領導了，我們又說起這事，他說，一開始就認定是你這小子乾的，之所以沒有追究，就是覺得愛讀書是好事，不能讓你因為愛讀書而受傷害。
可在這方面，我真有點沒出息，再次“犯錯”了。那是上大學期間。當時校團委組織一些學生到校園圖書館做義務勞動，相當於現在的志願者，我被選中了。主要任務是到圖書館幫著打掃衛生，整理圖書。最吸引我的是，有一種特權，可以優先借書，可以超限量借書！有一次，我借到一本紅學家俞平伯的父親俞陛雲寫的小書《詩境淺話》，書中選的是經典且通俗的唐詩宋詞，是俞先生專為家中小孩編寫的兒童啟蒙教材。對詩的格律、文意、特色講得深入淺出，尤其是分析性語言，完全是“童話版”的，不僅是娓娓動聽，而且是充滿暖意！這本書，我真是愛不釋手。書是上海開明書店1936年版的。我想擁有這本書，跑遍了洛陽的書店，卻買不到，因為此書解放後沒有再版。無奈之餘，“罪惡”的念頭又出現了，我要“私吞”這本書！我發現書架上，這本書共有26本，反正也不差這一本！到了還書日期，我十分難受地告訴管理員蔡老師，我把書弄丟了，無法還了。蔡老師很生氣，批評我連書都保管不好，將來還怎麼教書？重要的是，這樣的書已是孤版，丟一本，就少一本，無法配齊了！蔡老師向領導彙報後，領導決定以書價四倍作為賠償，以示處罰。當時書價是民國舊幣9000元，相當於時價9角，我賠付了四元錢，外加幾個管理員的連環批評，才算了結。為了省出這四元錢，我吃了兩週的腐乳就饅頭，到現在我都不願吃腐乳。可惜的是，我這本來之不易的寶書毀於一場家庭火災，為此傷心好久呢。
這兩段“竊書”往事，都已經過去了很久。雖然不光彩，雖然常用孔乙己的話來自嘲，但我自以不是“犯罪”意義上的“偷竊”。只是想說在那特定時代，能讀到書、能讀好書，是一件多麼奢侈的事情！而今，各種書籍是琳琅滿目，應接不暇，讀書的人卻成了“稀有”的一群，閱讀也成了一種“奢侈”行為，同樣的“奢侈”，與我當年相比，卻是不同的內涵。年輕人沉湎於手機、沉淪於垃圾文化！令人痛心！有人說，不善閱讀的民族是不會進步的民族，有閱讀才有智慧！以色列民族就是一個典例！前段時間，在教室裡，偶然發現一個學生的桌上放著一本林海音的《城南舊事》，已讀一半，我真是欣喜成分，高中學生，能靜下心讀經典書，緊張的學習中有這樣的“奢侈”行為，說明當代的年輕人還沒有完全數典忘祖，還在有人在閱讀、在傳承，在積累智慧！願我們這支閱讀隊伍不斷壯大，我們的民族也會不斷強大，無論是智慧，還是實力！我們期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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