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隱龍
如果說以“十常侍”、“三君”、“八顧”為代表的宦官、外戚與名士共同攪動了東漢朝廷的亂世走向，那散落在十三州的各路名號就代表了江湖之遠的人才格局。這其中，有沾滿地域色彩的“潁川四長”、“江夏八俊”，有帶著宗族印記的“荀氏八龍”、“司馬八達”，還有衝破地域與宗族束縛的的“三曹”、“三諸葛”……
亂世出英雄，而三國亂世何止出英雄，這一時代的文武人才燦若星河，也難怪毛宗崗在《讀三國志法》中要感慨“古史甚多，而人獨貪看《三國志》者，以古今人才之聚未有盛於三國者也”了。沒有這些人才，三國時代的開場可能不會這般混亂，當然更不會這般華麗。以地域為界，東漢末年最富盛名的名士組合，大約要數“潁川四長”與“江夏八俊”。這兩個大致以長江為界的名士組合並沒有直接左右東漢末年的分合大勢，卻對遙遙暗示了三分天下的政治格局。
《三國志·郭嘉傳》中有“汝、潁固多奇士”之語，《晉書·姚興下》中姚興又借古人言說道“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俊異，汝潁多奇士”，“潁川四長”的名號可以看作是東漢桓靈時代這一評論的最好論據。“潁川四長”見於《後漢書·循吏傳序》：“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後唐朝章懷太子李賢作注云：“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嬴長、陳寔為太丘長、鍾皓為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
“潁川四長”當為荀淑、韓韶、陳寔、鍾皓四人的合稱。“循吏”二字本身指代奉公守法、清正廉潔的州縣級地方官，所以“潁川四長”被列入“循吏列傳”本身可以說明兩點：一是四人均德行高尚、政績斐然；二是四人的官職都不算太高。事實上“長”字本身就點明瞭四人的官職，依東漢官秩，萬戶以上的縣長官為縣令，萬戶以下的縣設縣長——由此亦可得知當塗、嬴、太丘、林慮四縣的規模。
荀淑是荀彧的祖父，不過相比於這個著名的後輩而言，荀淑還有一個影響更為巨大的祖先，那就是儒家“後聖”荀子。荀淑是荀子的十一世孫，年輕時即以品德學問而聞名，甚至名列“八儁”之首的李膺都尊崇他為師。荀淑明於處事，善於理政，有“神君”之稱；而他八個兒子也均頗負名望，被稱為“荀氏八龍”，這其中也包括荀彧之父荀緄。
潁川鍾氏的名望略遜於潁川荀氏，但也是世族名門。鍾氏世代研習《春秋》，門生眾多，鍾皓更是少有才名，李膺曾以“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的評價將其與荀淑並稱，也可見鍾皓的影響力了。鍾皓與荀淑還有一點相似：他的孫子鍾繇、曾孫鍾會都是三國時代歷史舞臺上的重要角色，這也不得不讓人感嘆名門多貴子。
鍾皓曾任功曹，辭官前舉薦另一位名士代替他，這個人便是陳寔。陳寔出身寒微，其性情以樂天知命淡然自逸，屢屢推辭朝廷徵辟，在仕途上並沒有耀眼的軌跡。然而在逝世時，蔡邕為其撰寫碑銘，何進為其遣使致悼，其哀榮已然非等閒人所能比擬。更為難得的是陳寔、陳紀、陳諶父子三人因德行高潔合稱“三君”，無意中與竇武、劉淑、陳蕃合稱的“三君”撞名——兩個“三君”一為道德楷模，一為朝中砥柱，東漢末年的名士風流由此可見一斑。而陳寔之孫陳群日後更成了曹魏重臣，陳寔的“德冠當時”，陳紀的“名重於世”，最終通過傳承的方式滲入到了三國曆史的大格局中。
相比於“潁川四長”的前三人，韓韶身上典故較少，也最接近一名普通的“循吏”。韓韶愛民如子，極得人心，直至明清兩朝依然將其崇祀為名宦，成為歷史清官文化中的吉光片羽。其子韓融後位居九卿之一的大鴻臚，在討伐董卓之戰時曾與執金吾胡母班一併出使關東說解討董聯軍。
“潁川四長”以德行聞名，囿於政治舞臺所限，四人的影響未必能濟身於歷史名流。然而，“潁川四長”的重點不在於四人的赫赫盛名，而在於四人背後所代表的潁川文化之盛。荀淑、韓韶、陳寔、鍾皓，混合了豪門與守門、世族與庶族之分，可以看出潁川儒學的發達已經跨越了階層。潁川與汝南相近，兩地相結合形成的汝潁集團在黨錮之禍中成為士人勢力的核心，這一局勢既表明了東漢末年的政治勢力分野，同時也為後來曹操統一北方奠定了人才基礎。
從東漢末年到三國時期，從潁川走出的英才實在太多。曹丕稱帝后曾說“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在這個曹魏帝國的開國君主眼中，曹操的霸業正是由一群潁川謀士支撐起來的：荀彧、荀攸、郭嘉、陳群、鍾繇、杜襲、荀悅、戲志才……尤其是“王佐之才”荀彧，完全可以與諸葛亮、魯肅之輩匹敵，如果少了潁川郡，恐怕中原的“人傑地靈”都要大打折扣了。當然，留給荀彧、郭嘉等人的舞臺還要等到曹操崛起之後才逐漸出現，但是如果沒有有“潁川四長”，三國時代潁川群星璀璨的燦爛景象也便不會出現；曹操統一中原之夢，恐怕也不會走得如此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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