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回家打開電腦，習慣性瀏覽起收藏網站。忽然一個“居住證”閃現在我的眼前。我打開網頁，圖片非常清晰，抬頭寫“居住證”三個字，框內共5個欄目，自上而下是“家長姓名”“經濟地位”“全家人口”“給證者”“備註”。“全家人口”欄目最為複雜，分為“總數”“在家的”“不在家的”三個欄目，其中“不在家的”欄目特別詳細，有“當紅軍和出外擔任革命工作的”“在當白軍和做反革命工作者”“在白區做工或謀其他職業者”。左邊是發證單位及其編號。最下方有兩條附註：①此證在該戶門口張貼牢固。②搬家須應報告鄉蘇或城蘇重新登記另發居住證。從這兩條附註可以看出，這是當時蘇維埃政府戶籍管理的一種措施。把一家人的情況貼在門上，接受大家的監督，使群眾或者紅軍官兵一目瞭然。
“居住證”雖然沒有註明發證時間，但從內容和風格上看，應該是在1930年下半年至1931年之間的事。1930年初，贛西南地區發生了AB團事件，在蘇維埃區域進行過大規模的清理運動，由於共產黨內左傾思想的錯誤指導，反AB團運動擴大化，搞得蘇區紅軍和群眾人人自危，這種“門貼”就是一種見證。我看過類似這種“門貼”的還有“清鄉證”，以每家每戶為單位進行清理，認為沒有AB團暴動嫌疑後發給證明。這張紙條不論從文字內容、紙張色調、墨跡印章看，都很符合蘇維埃時期紙品文物特徵，真品無疑。
我打電話查問過幾個長期搞蘇維埃票證文物買賣的人，他們都說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東西。我仔細查找資料，它應該是我們紅色政權最早的戶籍管理證件之一，具有極高的文物收藏研究價值。
收藏的人可能有一種心理疾病，當打算想要的東西沒能弄到手，是非常苦惱的。所以有人形容收藏的人是得病了，看到某個人以比較高的價格大量購買某種收藏品時，會說這個人病得不輕。其實我也經常得這種病，那一段時間到處打聽有關“居住證”的事，但半年多不見蹤影。一件紅色政權最早的戶籍管理實物，就這樣在不到一天的時間失之交臂。
2013年5月中旬，我從北京回到閩西。在家小住幾天之後，便又踏上了尋寶之路。鍾同志是贛州市直機關工作的公務員，高高的身材，鼻樑上架著一副近視眼鏡，在不寬敞的公寓裡，住著上有老下有小的四口之家，倒也收拾得井井有條。我心想：不容易啊，一個靠拿工資的公務員，除了養家餬口，還要搞收藏，真有一種執著，一種追求，一種鍥而不捨的精神。當我翻開他的收藏夾時，著實讓我心跳了一下，這張蘇維埃“居住證”怎麼會在他這裡呢？我跟他拉開了話匣子，從他的話中我感到這位同志有文化、懂歷史。他對這張“居住證”的看法基本與我的觀點重合，說出了內行人的“門道”。我懇請他割愛，進行攻心戰術，費盡口舌，最終取得了勝利。
付完款項，我把這張朝思暮想的“居住證”裝進手提包，一顆懸著的心總算落了下來。儘管代價不小，可收藏到自己的心愛之物，就兩個字：“高興”！（洪榮昌）（摘自《紅色文化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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