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回家打开电脑，习惯性浏览起收藏网站。忽然一个“居住证”闪现在我的眼前。我打开网页，图片非常清晰，抬头写“居住证”三个字，框内共5个栏目，自上而下是“家长姓名”“经济地位”“全家人口”“给证者”“备注”。“全家人口”栏目最为复杂，分为“总数”“在家的”“不在家的”三个栏目，其中“不在家的”栏目特别详细，有“当红军和出外担任革命工作的”“在当白军和做反革命工作者”“在白区做工或谋其他职业者”。左边是发证单位及其编号。最下方有两条附注：①此证在该户门口张贴牢固。②搬家须应报告乡苏或城苏重新登记另发居住证。从这两条附注可以看出，这是当时苏维埃政府户籍管理的一种措施。把一家人的情况贴在门上，接受大家的监督，使群众或者红军官兵一目了然。
“居住证”虽然没有注明发证时间，但从内容和风格上看，应该是在1930年下半年至1931年之间的事。1930年初，赣西南地区发生了AB团事件，在苏维埃区域进行过大规模的清理运动，由于共产党内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反AB团运动扩大化，搞得苏区红军和群众人人自危，这种“门贴”就是一种见证。我看过类似这种“门贴”的还有“清乡证”，以每家每户为单位进行清理，认为没有AB团暴动嫌疑后发给证明。这张纸条不论从文字内容、纸张色调、墨迹印章看，都很符合苏维埃时期纸品文物特征，真品无疑。
我打电话查问过几个长期搞苏维埃票证文物买卖的人，他们都说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我仔细查找资料，它应该是我们红色政权最早的户籍管理证件之一，具有极高的文物收藏研究价值。
收藏的人可能有一种心理疾病，当打算想要的东西没能弄到手，是非常苦恼的。所以有人形容收藏的人是得病了，看到某个人以比较高的价格大量购买某种收藏品时，会说这个人病得不轻。其实我也经常得这种病，那一段时间到处打听有关“居住证”的事，但半年多不见踪影。一件红色政权最早的户籍管理实物，就这样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失之交臂。
2013年5月中旬，我从北京回到闽西。在家小住几天之后，便又踏上了寻宝之路。钟同志是赣州市直机关工作的公务员，高高的身材，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在不宽敞的公寓里，住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四口之家，倒也收拾得井井有条。我心想：不容易啊，一个靠拿工资的公务员，除了养家糊口，还要搞收藏，真有一种执着，一种追求，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当我翻开他的收藏夹时，着实让我心跳了一下，这张苏维埃“居住证”怎么会在他这里呢？我跟他拉开了话匣子，从他的话中我感到这位同志有文化、懂历史。他对这张“居住证”的看法基本与我的观点重合，说出了内行人的“门道”。我恳请他割爱，进行攻心战术，费尽口舌，最终取得了胜利。
付完款项，我把这张朝思暮想的“居住证”装进手提包，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尽管代价不小，可收藏到自己的心爱之物，就两个字：“高兴”！（洪荣昌）（摘自《红色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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