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後50年：抓住俄國在克里米亞戰敗的機會購買阿拉斯加
因為本土擴張大業已基本完成，從19世紀中葉起，美國開始瞄準太平洋。
當美國在美洲高歌猛進的時候，英國剛剛在東方大國的中國站住腳。靠著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勝利，英國獲得了在這個白銀之國的特殊地位。和當年西班牙掠奪美洲的黃金白銀讓其他人眼紅一樣，現在其他歐洲列強也跟隨英國到第二個被發現的新大陸來。年輕的美國，急不可耐地想加入到老列強的這一獵殺世界的行動中。被殖民者搖身一變成為殖民者。
曾在1861—1869年任國務卿的威廉·西沃德，是建立美國太平洋帝國的鼓吹者和最早設計者及實施者。西沃德認為：“美國應該是而且會是地球上偉大的強國。”要做到這一點，美國必須控制世界貿易。而要控制世界貿易，就必須控制太平洋，因為只有“太平洋上的貿易才是世界性貿易”。
西沃德向太平洋擴張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利用俄國在克里米亞戰敗的機會購買了阿拉斯加和利用中國清政府對美國人的信任簽訂了《蒲安臣條約》。
阿拉斯加位於北美大陸西北部，面積151.9萬平方公里。土著民族為印第安人、愛斯基摩人和阿留申人。17世紀，阿拉斯加被俄國的“土地開拓者”發現，18世紀80年代起，沙俄在此建造居民點。1798年俄羅斯成立了俄美公司，經營漁獵場並開採礦物。到19世紀中葉，俄美公司由於管理不善，已無力支付管理阿拉斯加的鉅額費用。
1853年，為爭奪巴爾幹半島控制權，土耳其、英國、法國、撒丁王國等先後向俄國宣戰，這就是著名的克里米亞戰爭。戰爭一直持續到1856年，以沙皇俄國的徹底失敗而告終。此戰，使俄國喪失歐洲霸主的地位。於是，轉而加緊在遠東地區的擴張。正如馬克思所說：俄國由於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失敗要向英法復仇，當英法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的時候，俄國趁火打劫，從中國割佔了大片領土，攫取了很多特權。
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前，俄國就已經從康乾盛世的中國拿走了興安嶺及額爾古納河以西約25萬平方公里國土；貝加爾湖之南及西南約10萬平方公里國土；約10萬平方公里的庫葉島及百萬平方公里的屬邦哈薩克。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後，1858年5月28日（咸豐八年），俄羅斯通過《璦琿條約》將混同江以西，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約46萬平方公里土地攫走。
1860年11月，俄羅斯又將混同江及烏蘇里江以東興凱湖附近的約43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國土侵佔，逼清廷在《北京條約》上予以承認。1864年（同治三年）後，自沙漬達巴哈起至蔥嶺止，約43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國土，俄國逼清廷訂立塔城界約等多次界約加以承認；1868年（同治七年），面積約百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屬邦布哈爾汗國，被俄侵併。1876年（光緒二年），原為中國屬邦的浩罕國約35萬平方公里面積土地，又被俄國吞併。
在瘋狂掠奪中國領土的同時，俄羅斯卻將阿拉斯加賣給了美國人。這一事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和美國在19世紀中葉地位的天壤之別：一個在加速衰落，一個在急劇崛起。中國與美國在今天的差距，就是那個時候拉開的。一方面，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時代的帝國，中國在全面崩潰，版圖在肢解；而另一方面，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卻在全面擴張。一個如夕陽，一個如朝陽；一個如老人，一個如少年。
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讓俄國意識到英國力量的強大。而俄國對中國領土的掠奪，即將遭遇英國的打擊——因為英國早已在中國擴張。雙方存在著在東方開戰的可能，如果俄國戰敗，阿拉斯加毫無疑問將成為英國的獵物。俄國於是想到了拿破崙當年出賣路易斯安那：為什麼不把那片可能失去的土地換成錢呢？
1867年3月29日晚，俄國駐美公使斯陶克爾去拜訪西沃德，告訴他沙皇正式同意出賣阿拉斯加。如果西沃德願意，翌日可以簽約。西沃德回答：“為什麼要等到明天呢，斯陶克爾先生？我們今晚就準備簽約吧！”
像傑弗遜一樣，西沃德立即看到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機會：獲得阿拉斯加，就能“控制太平洋”。美國以區區720萬美元購下170多萬平方公里——比中國新疆還大的——阿拉斯加！
抓住歐洲人在中國搶劫的機會，控制中國的教育，百年樹人——培養親美國的中國人
得到阿拉斯加只是西沃德的太平洋擴張政策的一部分，他的目的是要通向亞洲，特別是通向中國。鴉片戰爭後，以英法為首的歐洲列強已經開始像在美洲一樣“瓜分”中國，不僅在上海、天津等城市開辦了“租界”，還把中國市場分成幾塊由它們支配。美國是後來者，且因為受到國內戰爭等因素的困擾，一時無力與列強爭奪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只能奉行所謂“合夥政策”。
1861年，清政府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讓美國人蒲安臣任中國使臣代表中國去辦理外交。蒲安臣原是美國駐清朝政府的公使，也是各國駐北京外交使團團長。由於他主張通過外交解決糾紛而不訴諸武力，頗得恭親王奕和總理衙門其他大臣的信任。
但這個擔任中國外交部長的美國人，心裡想得最多的還是美國。1865年美國內戰結束，由於大量的青壯年在戰爭中傷亡，更多的人在從事與戰爭相關的事業，在接著展開的西部大鐵路建設中，美國便嚴重缺乏勞動力。清朝對這些情況當然一無所知，但蒲安臣心知肚明。於是，1867年他被清政府任命為“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第二年就代表清政府偕海關道志剛、禮部郎中孫家谷及隨員三十餘人組成“中國使團”，出訪美、英、法、普、俄等國。表面上看起來是在給中國辦差，其實，根本目的還在於為美國困難解套。
1868年，他違背清政府關於重大事情必須“諮明中國總理衙門候議，再定準否”的訓令，擅自代表清政府在華盛頓與美國國務卿西沃德簽訂了《中美續增條約》，即《蒲安臣條約》，規定了最惠國條款。該條約除了開闢中國勞工到美國出賣苦力的通道之外，還特別強調中國“自定章程”的權利、“內政自主”的權利等。看起來是美國在幫中國說話，其實質目的乃在於防止歐洲列強壟斷中國市場，以求實現對華“貿易機會均等之門必須對所有國家的自由競爭開放”。這是30年後美國公開要求中國實行“門戶開放”政策的前奏。
這個《蒲安臣條約》還有一條非常有遠見的規定，其影響直達21世紀的今天。其第七款寫道：兩國人民往來遊學，照最優之國優待，並指定外國所居之地，互設學堂。由於清朝在美國的人數少之又少，中國不可能到美國去辦學，因此，所謂互設學堂只能是美國在中國開辦學堂。早在1862年，蒲安臣就上書西沃德，要求美國在華興學。蒲安臣認為這樣做可以擴大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和對華貿易，從而有利於美國對華經濟擴張。西沃德對這一建議非常熱心，在他為約翰遜總統起草的第一個總統諮文中，就建議撥款建立一所主要培養中國人的學院，“這樣培養出來的人可望擁有巨大的優勢來為美國政府服務，促進美國對華商業和貿易的利益”。
20世紀初，因義和團運動，西方八國列強再度打入北京，逼清政府賠款。美國人裝得寬宏大量，只要清朝賠美國在戰爭中所用的軍費，而不額外勒索。然而，時任中國駐美公使的梁成發現，美國要求的賠款比以前美國政府聲明的軍費開支多了兩倍半。於是，梁成便找到美國國務卿海約翰交涉。最後，梁成與海約翰達成協議，把軍費以外的餘款作為興學之用。美國將這筆“庚子賠款”分兩次退還給在中國開辦的美國的學校（清華大學的前身）。拿中國人自己的錢辦美國人的學校，還要中國人說美國人慷慨大方。中國一些糊塗蟲至今還在感謝美國人的仁慈。李敖2005年9月在清華大學講演時說，辦清華大學的錢的來源是美國人故意冒領錢被我們逮到，被我們追回，講的就是歷史上的這一幕。
一百多年前美國人已經認識到培養代理人的重要性，僅此一點，就足以證明美國人的遠見遠遠在歐洲所有列強之上，這實際上也是中國兵法中所說“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做法。
到20世紀後期，美國對中國代理人的培養，主要通過本國學校招收留學生和給以綠卡的方式進行。而被美國洗腦，因此親美的中國人，也比清朝末年多了成百上千倍。歷經百年，留學美國在中國已成時尚，高官、巨賈、士子名流，無不以子女留學美國為榮。這背後，反映的就是一種對本國教育的不信任，或者極而言之是一種民族的自卑感。美國在這方面，對於中國是一種戰略上的成功。這種成功，無形中界定了雙方在世界現實中的地位。
戴旭，國防大學教授，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大校。代表作有《C形包圍》《盛世狼煙》等。首次提出美國稱霸世界的全球戰略和對華戰略圍堵戰略；首次提出中國需要新型軍隊，中國新型軍隊要奉行鷹擊戰略，樹立藍色國防觀；首次提出中國軍隊要有八千里外攔截戰爭的能力。近年來，參與網絡意識形態鬥爭，連續發表《中國政治安全與美國第五縱隊》《美國中情局是如何在全球操縱顏色革命的》《互聯網+戰爭催生第七代戰爭》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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