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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更新的）談談三國騎兵（5）
中國傳統的產馬養馬的地區，主要是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雲貴高原及其周邊地帶。三國時期東吳統治的核心區域遠離這一產馬地帶，那麼，東吳究竟有沒有騎兵部隊？如果有，東吳騎兵的馬是從哪裡來的呢？
一、東吳有騎兵嗎？
和蜀漢騎兵一樣，東吳騎兵在歷史上的記載也很少，沒有什麼存在感。但是經過梳理史料，還是可以發現東吳騎兵在戰場上活動的絲絲痕跡。
（一）東吳歷代君主重視騎兵
東吳孫氏集團起家於孫堅，孫堅是吳郡富春縣人，曾為縣吏，應是當地豪族（當時任郡縣吏者多為豪族人士）。但孫堅長期在北方作戰，尤其是他曾出任車騎將軍張溫的參軍，到涼州征討反叛的邊章、韓遂，孫堅親眼目睹過西涼騎兵的戰鬥力，對騎兵的作用有切身的體會。
《三國志·孫堅傳》注引《山陽公載記》，記錄了董卓和長史劉艾的一段對話，劉艾在對話中提到：“聞（孫堅）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殆死，亡失印綬，此不為能也。”董卓與劉艾談論的是他們在涼州平叛時對孫堅軍事能力的評價，劉艾的意思是孫堅曾率一千多騎兵與邊章、韓遂的部隊交戰而慘敗，因此對孫堅的能力評價不高。這一結論是否正確姑且不論，但其中透露出孫堅在這一時期已有千人規模以上的騎兵部隊。
《三國志·孫堅傳》注引《英雄記》載，孫堅與劉表爭荊州，“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孫）堅，堅輕騎尋山討公。”這說明孫堅此時率領著一支輕騎兵部隊。
孫堅死後，餘部投奔袁術。後來袁術將此餘部交還孫策，這些部隊應該已經被袁術整編過，“兵才千餘，騎數十匹”，雖然騎兵數量不多，但孫堅餘部中仍然保留著騎兵編制。而且，孫策在平定江東的過程中又繳獲了一批戰馬。《三國志·孫策傳》注引《江表傳》載，孫策在打敗劉繇後，“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此時孫策具備了恢復千人以上的騎兵部隊規模的條件。
受父兄影響，孫權對騎兵戰術也很重視。孫權本人就很精通騎術，《三國志·吳主傳》載孫權曾“親乘馬射虎於稜亭”，《三國志·張昭傳》也載：“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乘馬射虎是十分危險的狩獵遊戲，而孫權敢於這樣作死而居然不死，可見其騎術技能十分了得。合肥之戰時，孫權在谷利的指點下“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順利飛越已被拆斷的津橋，保全性命。谷利顯然是一名騎術高手，但孫權能夠稍加點撥，就成功付諸實踐，他的騎術也是很高的水準。
（二）東吳有一批騎兵將領
孫氏軍事集團是孫堅在北方作戰的過程中崛起的，因此早期軍事將領中有很多擅長騎兵作戰的北方人。例如程普是幽州右北平郡土垠縣人，右北平地近塞北，是著名的烏桓突騎的重要據點，騎馬射箭是當地的傳統文化風俗。《三國志·程普傳》載，有一次孫策被敵軍包圍，程普“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孫）策因隨出”，程普騎馬持矛衝入敵陣用的顯然就是烏桓突騎的衝鋒戰術。
又如韓當，是幽州遼西郡令支縣人，與騎兵名將公孫瓚是同鄉，他們生長於塞外，經常接觸烏桓、鮮卑等遊牧民族，對騎兵作戰耳濡目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三國志·韓當傳》載，韓當“便弓馬，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虜”，是常帶騎兵作戰的騎將。
再如太史慈，是青州東萊郡黃縣人，年輕時曾避禍遼東，以太史慈的資質，在遼東對當地的烏桓、鮮卑騎兵戰術應該有一定心得。《三國志·太史慈傳》載：“（太史）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猿臂善射，弦不虛發”。
又載，太史慈在劉繇部下時，“獨與一騎卒遇（孫）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鬥，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攬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太史慈與孫策的馬上單挑，表明二人不但精於騎兵戰術，而且都以此為豪，企圖用騎戰得勝來向對方立威。
除此之外，前述的谷利也是騎術高超的將領。周瑜也曾“親跨馬擽陳，會流矢中右脅，”可見周瑜也曾親率騎兵出戰。三國中後期，毌丘儉之亂時，東吳派丁奉接應來降的文欽，遭遇魏國追兵，丁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陳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
以上記載都可以看到東吳將領很善於指揮運用騎兵，戰術非常嫻熟，這與後來的東晉、宋齊梁陳等南朝政權有很大的區別。產生這種區別的原因之一，就是孫氏集團對騎兵建設的重視。據《三國志·周泰傳》，周泰之子周烈、周封，得到孫權喜愛，收為養子，養於宮內，“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可見孫權在對貴族官僚子弟的教育中十分重視騎術教育，從娃娃抓起，努力培養騎兵將領後備人才。這種重視騎兵的風氣，是支撐東吳騎兵在三國戰場上獨樹一幟的強大動力。
（三）東吳有大規模騎兵出戰
前面舉的例子表明東吳確有騎兵部隊，但騎兵人數都比較少，或者沒有記載人數。《三國志·張紘傳》載，合肥之戰時，孫權曾打算“率輕騎將往突敵”，但被勸阻。孫權敢於親率輕騎兵發動衝鋒，說明此時他指揮的騎兵有一定規模，只是具體數目不詳。
東吳有騎兵部隊具體數目的幾次記載多在三國中後期。《三國志·全琮傳》載：“嘉禾二年，（全琮）督步騎五萬徵六安。”《三國志·吳嗣主傳》載，魏國發生諸葛誕之亂時，東吳“使文欽、唐諮、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
根據袁紹在官渡之戰時“精卒十萬，騎萬匹”以及後來西晉“千兵百騎”的兵力配置比例，這一時期軍隊中步騎比例一般為10:1。但東吳軍隊因馬匹緊缺，無法做到按通行標準配備騎兵。從《三國志》的記載來看，周瑜在被孫策任命為建威中郎將時“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程普、韓當、周泰、呂範等人在升任將領時也都被配置“兵二千人、騎五十匹”，可推測“兵二千人、騎五十匹”是當時東吳軍隊的標準配置，也就是說，東吳軍隊中步騎比例約為40:1。
按照這一比例，可推算全琮徵六安時騎兵為1250騎左右，全端等人救諸葛誕時騎兵為750騎左右。考慮到東吳本土並不產馬，戰馬來源有限，千人左右的騎兵部隊已經算是較大規模的了。
二、東吳騎兵戰馬的幾個來源
既然東吳本土不產馬，那麼東吳數千騎兵的馬是從哪裡來的？古代騎兵所用戰馬多為騸過的公馬（民間至今有“母馬上不了陣”的俗語），加上當時東吳政權的客觀實際情況，基本不具備大量飼養騎兵用馬的條件，因此，東吳騎兵的戰馬毫無疑問都是從外地來的。
（一）北方
三國時期盛產良馬的地區，主要是與匈奴、鮮卑、烏桓、羌等遊牧民族相鄰的幽州、幷州、涼州。這些地方均控制在曹魏手裡。因此，孫權和曹魏的關係十分微妙，時戰時和，這除了三國之間的捭闔縱橫以外，孫權覬覦北方的馬匹，企圖從曹魏手裡獲得一些戰馬，也是原因之一。
孫權的示好確實能夠得到一些回報。黃武元年（222年），孫權打敗劉備後，派使者聘魏，“文帝報使，致鼲子裘、明光鎧、騑馬。”騑馬是驂乘用的馬，即儀仗用馬，這種馬一般選擇體型高大、健壯有力的馬種，而且經過嚴格訓練，用作騎兵騎乘的戰馬不成問題。孫權通過外交途徑獲得的馬都是好馬，但數量不多，因為曹魏也知道馬是戰略物資，偶爾施捨一點表示恩惠是可以的，但肯定不會大量地給。
除了使用外交手段吃免費午餐，孫權也願意從曹魏付費買馬。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孫權派校尉梁寓奉貢於漢，同時“令王惇市馬”，也就是利用朝貢的機會跑到北方收購馬匹。也有曹魏方面主動賣馬的。嘉禾四年（235年）七月，曹魏使者帶來馬二百匹，“求易珠璣、翡翠、玳瑁，（孫）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不聽其交易。’”由此也可看到孫權確實很重視騎兵建設，買馬的時候很捨得花錢。
孫權與曹魏時戰時和，經常動手打起來，在東吳打勝仗的時候，擄掠到一些軍馬也是常有的事情。建安十四年（209年），周瑜在江陵打敗曹仁，“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黃武七年（228年）孫權使周魴詐降，引誘曹休入境，陸遜打敗曹休，“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輛”。建興元年（252年），曹魏分兵三路攻吳，諸葛恪率兵迎擊，大敗魏軍，“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這些馬有些是馱運拉車的馬，但只要體格夠好，加以訓練成騎兵的戰馬也是有可能的。
（二）西南
論騎兵，蜀漢的條件比東吳好一點，蜀漢本土產的蜀馬，屬於中國西南馬種，體型不大，主要用於馱運，但也有一些健壯的蜀馬可用於騎兵。孫權很注意維護與蜀漢的同盟關係，除了戰略上的考慮，從蜀漢獲得一些馬匹也是孫權考量的重要因素。
《三國志•孫權傳》載，蜀漢鄧芝出使東吳，“致馬二百匹”。蜀漢一次就送給東吳二百匹馬，可見當時蜀漢的馬匹數量非常充足。《華陽國志•後賢志》載，蜀漢李密出使東吳，孫權問蜀馬有多少，李密對曰：“官用有餘，民間自足。”也表明蜀漢馬匹產量較大，而且供應穩定。三國中後期吳蜀關係漸趨緊密，東吳通過民間貿易渠道也可以獲得一定數量的蜀馬。
（三）遼東
遼東也是重要的產馬地區，史稱“其地多馬”，“民習鞍馬”。孫權曾經不顧顧雍、張昭等文武重臣的反對，派出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率大規模的使團渡海至遼東聯繫公孫淵，但公孫淵出爾反爾，殺死張彌、許晏等人，令孫權損失慘重。
這一事件被註釋《三國志》的裴松之指責為“非惟暗塞，實為無道”，還有人以此評價孫權“昏虐”、“剛愎自用”等等。實際上，孫權之所以重視與公孫淵的關係，一方面是希望從戰略上牽制曹魏，另一方面則是希望從公孫淵那裡獲得一些馬匹。孫權罔顧眾人的反對，體現了他對建設一支強大騎兵部隊的執著追求，即使是隻有一線希望，他也願意冒這個險。
其實在此很早以前，孫權就派人至遼東開展外交活動了。據《三國志·公孫淵傳》注引《魏略》，公孫淵曾上表魏明帝稱：“臣父康，昔殺（孫）權使，結為仇隙。”這一記載表明早在公孫康執掌遼東時，孫權就派人到遼東活動，但當時公孫康與曹魏的關係較為穩固，他殺死了孫權的使者以示忠於曹魏。公孫康死於建安末年，孫權派使者至遼東，大概就在這一時期。孫權因襲擊荊州、殺死關羽，與劉備關係破裂，已無法從蜀漢獲取馬匹，而他與曹丕之間的關係並不穩定，曹丕也不會輕易給予東吳較多的馬。嚴峻的外交形勢迫使心懷騎兵夢想的孫權不得不尋求新的軍馬來源，因此他將目光轉向了遼東。
第一次的失敗，還不能讓孫權死心。黃龍元年（229年）五月，公孫淵奪取公孫恭之位，成為遼東之主，孫權再度萌生希望，“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嘉禾元年（232年）三月，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這一次出使頗有成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稱藩於權，並獻貂馬”，作為對孫權的回報。這次出使，可以說孫權牽制曹魏和獲得馬匹的目的都達到了，雖然史書沒有記載孫權得到了多少匹馬，但這次是雙方首次結盟，為表示誠意，公孫淵出手總不至於太小氣吧。
嘉禾二年（233年）三月，孫權派張彌、許晏出使，已經是第四次出使了。雖然客觀上確實存在很大風險，但因為有了前次出使的成功，孫權堅信這次也能成功，其實是一個大概率事件。但公孫淵反覆無常，背信殺人，實難預料，導致孫權豪賭失手。就像2018年世界盃韓國對德國時押了德國一樣，本來自認為勝券在握，但沒想到坑這麼深，後果這麼嚴重。
即使是張彌、許晏被殺後，孫權仍然沒有放棄對遼東戰馬的執著追求（內心很強大，孫權的成功可以複製）。魏景初二年（238年）春，公孫淵起兵反魏，自稱燕王，曹魏派太尉司馬懿率大軍征討，公孫淵向孫權求救，孫權經過權衡，認為還是騎兵的馬重要，於是不計前嫌，“遣使者羊衜、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但孫權沒想到公孫淵這麼不經打，東吳使者及援軍還沒到遼東，公孫淵已經死了，於是羊衜等人“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而還。
孫權經營遼東的措施總的看來並不很成功，但他對遼東一往情深，痴心不改，反映了他內心對騎兵的渴求。而且，孫權的痴心換來的不是鏡花水月一場空，也有所斬獲。嘉禾元年（232年）周賀、裴潛前往遼東，就曾得到公孫淵回饋馬匹。嘉禾二年（233年）張彌、許晏出使，張彌和許晏被殺，但使團中的秦旦、張群等人逃亡至高句麗，與名叫“宮”的高句麗王取得了聯繫，意外打開了一個新世界的大門。一年後，孫權“遣使者謝宏、中書陳詢拜宮為單于，加賜衣物珍寶。”高句麗王則“上馬數百匹”作為回報。可見，孫權從遼東和高句麗那裡也獲得了一定數量的馬匹，只不過這和孫權付出的巨大成本相比，有點不太划算。
三、東吳騎兵的戰績評價
孫權高度重視騎兵建設，而且也確實組建了一支具有一定規模的騎兵部隊，但這支部隊的實際戰績正如大家在閱讀史書時的感受一樣，表現平平，沒有刷出存在感。
東吳騎兵較大規模出戰的記錄，前面已經提到過。一次是合肥之戰，孫權率領具有數量優勢的輕騎兵，卻被張遼的八百人敢死隊打得毫無還手之力。一次是六安之戰，全琮率步騎五萬，其中騎兵約一千二百五十騎，圍攻小小一個六安縣，卻無功而返。一次是壽春之戰，全端等人率步騎三萬，其中騎兵七百五十騎，援助固守壽春城的諸葛誕，最後這些騎兵一部分投降，一部分戰死，可以說是全軍覆沒。三次大戰，無一得勝。東吳騎兵的戰績實在是乏善可陳。
其中原因，大概有幾點：
（一）東吳騎兵規模太小，人數太少
孫權在位時雖然極力四處擴展騎兵馬匹來源，但效果有限。東吳只有三國中後期和蜀漢的關係比較穩定，能夠獲得數量相對較多的蜀馬。但蜀馬並不是適合用於騎兵作戰的良駒駿馬，蜀漢本身的騎兵部隊亦不甚強，更何況馬畢竟是戰略物資，吳蜀關係再好，蜀漢君臣也未必希望給東吳太多的馬。因此，東吳騎兵始終缺乏充足的馬匹，規模受到極大限制。
據《太平御覽》引《會稽典錄》載，東吳名士朱育曾對鍾離牧說：“大皇帝以神武之姿，欲得五千騎乃有可圖。今騎無從出，而懷進取之志，將何計？”朱育稱孫權的諡號“大皇帝”，說明此時孫權已死，朱育的話表明孫權意圖建立一支五千人以上規模的騎兵部隊的願望，至死未能實現。孫權受到馬匹來源的限制，始終未能建立一支符合其主觀理想和客觀需要的騎兵部隊。
（二）東吳騎兵將領後繼乏人
東吳早期的騎兵將領，多為北方人或曾經遊歷北方的人士，這些人在東吳政權逐漸江東本土化的的過程中，地位實際上不斷下降，他們無心也無力培養下一代騎兵將領人才。程普之子程諮默默無聞，韓當之子韓綜叛吳降魏，後為諸葛恪擒斬，太史慈之子太史亨官至越騎校尉，這倒是和騎兵有點關係，但越騎校尉屬於中軍的領軍衛系統，是戍衛宮城的禁軍，一般不承擔野戰任務，而且太史亨沒有任何值得史書一提的事蹟，可以想見他的騎兵才能遠遠不及乃父。
孫吳集團早期的北方系騎兵將領到了第二代就出現斷層了，他們連自己的兒子都培養不好，更別指望他們能培養好其他人。孫權雖然重視在貴族官僚子弟中進行騎兵教育，但缺乏足夠的師資，其效果必然是大打折扣的。
（三）東吳後期漸漸喪失重視騎兵的風氣
在孫吳集團早期，由於孫堅、孫策、孫權的重視和提倡，其整體上的風氣以善於騎馬為豪。但到了孫吳政權後期，崇尚騎兵的風氣出現了變化。
《三國志·吳嗣主傳》注引《晉紀》載，孫晧時，東吳光祿大夫紀陟出使魏國，路經壽春，魏國壽春將領王布為其表演騎射，然後問：“吳之君子亦能斯乎？”紀陟回答：“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從紀陟的話中不難看到，到了孫晧時期，東吳有身份的士族已不太善於騎射，而且已經不以會騎術為榮，甚至還帶有一點點鄙視的意思。當年太史慈和孫策騎馬單挑的英武風氣在東吳已經不復存在。這說明東吳士大夫已喪失重視騎兵的尚武傳統，其中隱約已可看到後來東晉等南朝政權士大夫文弱風氣的端倪。
（三國騎兵系列至此告一段落。以後如果想到合適的題目可能還會繼續。各位讀者胖友如果有好的題目也可以留言告訴作者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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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2000年版。
【東晉】常璩：《華陽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中華書局2000年版。
盧弼：《三國志集解》，中華書局2012年版。
黎虎：《魏晉南北朝史論》，學苑出版社1999年版。
李碩：《南北戰爭三百年：中國4-6世紀的軍事與政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賴正直，男，80後，南蠻，刑事法官，法學博士。原本愛讀史書，為稻粱謀選擇了法律專業。法學和史學其實有不少相似之處，比如都重視證據，都是在利用殘缺的不完整信息拼接還原已經過去的事實真相，因而在寫文章時常常會有把歷史事件當作懸案來查的感覺。著有《機能主義刑法理論研究》、《毒品犯罪案件證據認定的理論與實務》等書。目前的小目標是寫一部歷史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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