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十月的一天，浙江省档案馆走进了一位老先生，老先生名叫郑嘉钧，他来到档案馆的唯一心愿，就是代表全家人将保藏了70多年的一套珍贵的“红色刊物”——《译报周刊》捐赠给省档案馆保存。那一天，老人很激动，省档案局（馆）长刘芸对郑先生及其亲属的捐赠义举和信任也表示衷心的感谢。就在捐赠仪式完成的那一刻，一位革命烈士的心愿终于穿越时空尘埃落定了。
《译报周刊》捐赠仪式
这位烈士是谁？
他叫郑文俊，出生在温州一个城市家庭，家里有四个兄弟，他排行老三。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家在温州朔门江边开设有一家门面颇大经营麻制品的“麻行”，同时在闹市区开设了温州第一家“鸿飞车行”，还在上海做生意，可谓家境殷实富有。而文俊上学的初中是温州中学，1902年清廷推行新政时，由著名的国学大师、教育家孙诒让创办。从这所学校走出过“一代词宗”夏承焘、戏曲史家王季思、生物学家张肇骞、数学家苏步青和谷超豪、考古学家夏鼐等大量杰出人物；革命年代牺牲的“校友英烈”也有近五十名，如郑振铎、金贯真、庄鹤生、蔡其武等，郑文俊也是其中一位。
郑文俊简介
烈士的革命生涯
郑文俊革命的起点是他在温州读初中的时候。1938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毅然休学，专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0年初担任永嘉城区（温州城区）区委委员，负责做青年工作。当时虽然是国共合作期间，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清剿”紧锣密鼓，尤其是1942年中共浙江省委机关遭破坏，省委书记刘英被捕牺牲后，为了斗争需要，时任区委青年委员的郑文俊撤退到平阳山区工作。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妄图一网打尽浙南党组织，摧毁基本地区，布置重兵进行“清剿”分割包围。1943年4月，国民党顽固派张宝琛派兵围剿浙南抗日革命根据地，因叛徒出卖，郑文俊等十来名同志遭到国民党军队一百余人围攻而壮烈牺牲。
《译报周刊》刊文《给上海青年的一封公开信》
烈士的心愿
烈士郑文俊十几岁在温中读书时就走上革命路，牺牲时只有二十出头。他生前阅读了大量书籍和红色期刊，可以说是从“读书”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刚开始从事抗日斗争时，就阅读并珍藏了一套刊物——《译报周刊》，这套刊物被他看作指引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一盏明灯，因而视若珍宝。他在离开温州奔赴游击区时，非常担心《译报周刊》等一批红色书籍的安全，想来想去想了一个法子，就是把它们包装好秘密藏在老宅温州市朔门李家村二号的夹墙里，一心希望这些红色刊物能永远留存下去。而在70多年后，郑家温州老宅旧房改建时，后人拆墙时从夹墙中意外发现了这套刊物。
《译报周刊》创刊号封面及插画
终圆烈士心愿
如今翻阅这套刊物，可以看到郑文俊在多处用红、黑、蓝不一样颜色的水笔和铅笔作出的标记。睹物思人，烈士后人悲喜交加，晚辈郑瑾在回忆中说：“大约在1941年5、6月份，三叔一直未回家，家人到处打听他的下落，后来听说他已到平阳山区去了。就这一年的初冬，从平阳山区来了一位与三叔共事的人，得知他已到平阳山区参加游击队了，这位同事是三叔叫他来家的，要带一条棉被回去，说平阳山区冬天会很冷，还需要几块银元作另用。后来，我奶奶叫妈妈缝了一条棉被，把十多元银元一针一针缝在棉被的角儿里，叠好装在麻袋里，再缝好袋口。过了二天，他的同事来取棉被时，我奶奶很伤心地托附来人说，有机会叫文俊回家一趟，说很想念儿子。大约在第二年的夏秋之交，三叔托人带口信来家说：他很好，请家里人放心。听爷爷说，三叔在山区生活很苦很苦，住的是无定着的破房子，晚上风大肯定连腊烛都点不着。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三叔的信息了，全家人到处打听，杳无音信。”文俊的晚辈说，当时文俊的父亲十分思念儿子，经常以钓鱼排除日夜挂在心头的思念，总是自言自语地说“童子佬（这是一句温州土话，对子女既亲热又骂一句的话）就是不回来看看”，文俊母亲过早去世，也与思念儿子过切有关，老人断气前还在喃喃：“老三！老三，见不着了……”
《译报周刊》特辑
面对这些重见天日的珍贵刊物，烈士的后人在省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启发下，深感只有把刊物保存在档案馆，才能真正圆了烈士生前希望这些刊物能永远完整保存下去的心愿。因为这样，烈士的侄子郑嘉钧老人走进了档案馆；也因为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撰写这篇文章，把烈士感人事迹呈现在读者面前。
郑文俊烈士，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革命志士，他为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套珍贵的革命期刊，更是他坚守理想信念，为了革命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年轻的他，仿佛枫叶飘落悄无声息，但却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
谨以此文表示对烈士的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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