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戰車還是熄火了。
昨晚0：2爆冷輸給韓國後，衛冕冠軍小組墊底慘遭淘汰。球迷們為德國隊惋惜，哀嘆冠軍魔咒，但他們沒注意到：
這屆德國隊踢得不好，其實不只事關足球本身。
壹
輸球后，德國中場核心厄齊爾失意至極，他一個人蹲在球場中圈，難掩落寞。
下場時，他怒扔護腕發洩苦悶，還與幾名極端球迷對罵。
注意，是跟“極端”球迷，有媒體說，他們對厄齊爾嚷嚷種族歧視言論，激怒了他。
厄齊爾是土耳其裔德國人，這不是什麼秘密。德國國腳中很多人，都是移民後代，德國隊因此被稱為移民融入德國的典範。
比如，2014年巴西世界盃奪冠時，德國隊中的波多爾斯基、克洛澤是波蘭裔，赫迪拉有突尼斯血統，博阿滕有加納血統，等等。
不過，這些外裔德國球員中，厄齊爾在身份認同方面遭到的質疑，似乎是最多的。
因為他星光最耀眼嗎？顯然不是那麼簡單。這背後的一個大背景，是土耳其人已經成為德國社會最大的移民群體，而這個群體的融入問題，一直是德國社會的棘手事。
以厄齊爾為例，他的祖父來自土耳其，到他這兒已是第三代移民。按照德國法律，18歲成年後，厄齊爾選擇德國國籍，他在隨後代表德國隊的比賽中表現出色。
但在堅定做德國人的同時，他的一些習慣和做法，卻也引來爭議。比如，他保持了伊斯蘭信仰，他坦承自己土耳其語比德語流利得多。在賽前唱國歌環節，一些移民後代球員不跟著唱，而厄齊爾就是其中一位。
就在上月，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到訪英國，厄齊爾與另一名土耳其裔德國球星京多安前去會面，並贈送了各自球衣。京多安的球衣上，還寫著“向我們的總統致以崇高敬意”。
照片公開後，立即在德國國內引來潮水般的批評。
德國右翼的選項黨立刻抓住這事，說厄齊爾和京多安是為土耳其執政黨的選舉做宣傳，說這證明德國政府搞的移民融入工作失敗。
德國足協主席也明確表態，說德國足協推崇的價值觀，沒在土耳其總統那裡得到尊重，所以，厄齊爾他們的做法，不太合適。
批評聲浪之下，馬特烏斯、埃芬博格等一些德國足壇名宿，當然也有不少球迷，開始懷疑厄齊爾和京多安的忠誠，甚至要求將兩人逐出國家隊。
厄齊爾和京多安事後努力澄清，說沒給埃爾多安站臺的意思，也沒任何政治意向。他們主動找德國足協談話，還為此求見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
德國主帥勒夫呼籲，該把話題轉移到足球上了。但影響顯然並未因此消除。
賽前打熱身賽時，只要厄齊爾和京多安一拿球，就會聽到德國球迷的噓聲。德國輿論對厄齊爾的批評，也從未停止。這也難怪，本就憋著一肚子火的厄齊爾，直接跟球迷幹了起來。
有土耳其媒體在報道德國隊出局時，用了“埃爾多安效應”一詞。作為德國隊的中場核心，厄齊爾在這屆世界盃前後的境遇，說明現在的德國隊，確實受了場外因素影響。
除了技戰術層面，球隊尤需認真應對的恐怕是，政治議題對一支球隊的投射。
貳
足球之下，是德國社會的深層撕裂。
土耳其人在德國是個歷史遺留問題。二戰以後，在美國馬歇爾計劃的支持下，西德經濟開始起飛，但由於大量青壯年在戰爭中陣亡，“招工難”成了普遍性問題。
在當時，土耳其正經歷經濟困難，有大量適齡勞動力無事可做，再加上土耳其與德國地理位置靠近，土耳其政府請求西德考慮接受外勞。這一提議遭到時任西德勞工部長布蘭克的拒絕，理由是擔心土耳其外勞會變成移民，以及土耳其人信奉的伊斯蘭教可能會在西德引發社會矛盾。
但是，當時正值土耳其剛剛加入北約，西方陣營希望加強內部團結，把土耳其打造成對抗蘇東陣營的橋頭堡，要求西德接受土耳其勞工。在壓力之下，1961年，西德同意引進土耳其外勞，但同時定下四條規定：
1. 只限於未婚人士。
2. 家屬不得來西德和外勞團聚。
3. 勞工簽證最長為二年，不得延長。
4. 只限於來自土耳其的歐洲部份。
從此開始，十數年間，有超過80萬的土耳其人來到西德，他們乾的都是本地人不願乾的粗重體力活、所得報酬也低，但總比在土耳其沒有工作要好，所以吃苦耐勞、極少抱怨。
對資方來說，這些土耳其勞工錢少活多，又不像本地工人整天鬧事不好管，重新聘用其他勞工也要付出培訓成本，兩年簽證到期後，大部分資方熱心幫著土耳其人延長簽證。而土耳其人也已經適應了在德生活，學會了德語，不願再回土耳其，他們打破不得與家屬團聚的規定，用各種辦法把兄弟姐妹也帶來西德。
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後，西德經濟陷入停滯，終止了包括土耳其在內的多國勞工協議。大部分來自南歐以及其他國家的勞工都返回了本國，只有土耳其人留了下來。此時，西德人出於對尊重家庭的考慮以及企業主希望穩住僱員人心的要求，使當初不得與家屬團聚的規定已經名存實亡。
1974年，西德政府改變政策，土耳其外勞獲得家庭團聚簽證，這進一步激勵了大量土耳其人拖家帶口而來，在西德生兒育女，他們形成自己獨立的社區和文化圈，說土耳其語，開土耳其超市和餐館，維持伊斯蘭教信仰，著名的土耳其烤肉就是在此誕生的，在德土耳其人的社會融入問題就這樣在德國紮下了根。
土耳其人在德長期從事本地人看不起的勞動密集型以及低端服務型工作，生活習慣與本地人也格格不入，樹起堅固的刻板印象。本地人怪土耳其人不懂禮貌，坐車時大聲喧譁，對待陌生人不用敬稱。這種生活中的點滴日常長年累月加深了土耳其移民的二等公民感。
2013年，德國明鏡週刊刊登一篇週刊史上首位女土耳其編輯撰寫的文章。主標題是：土耳其化，副標題是：
我為什麼不能成為真正的德國人？文章敘述了她14歲時參加德國人聚會所遭遇的情形：她被一堆人圍著問，“你願意和一個沒有施行割禮的人同床共枕嗎？你爸媽允許你有德國朋友嗎？你的父親和你談‘性’這個話題嗎？你願意哪怕一次嘗試下豬肉嗎？你喜歡有包皮還是沒有包皮的男人？你的父親打你嗎？或者你的父親只打你媽媽？”
她覺得自己出生在漢堡，父母努力地把她變成德國人，可是德國人卻一再地把她定位為土耳其人。一方面很多民間組織致力於幫助土耳其移民融入德國，另一方面德國人卻把在德國土生土長的她一次次拉回土耳其的位置。
針對這篇文章，有憤怒的德國讀者寫信給編輯部，指責女編輯“太囂張”，是德國人將她的家庭從貧窮里拯救出來，她為什麼不心懷感激？如果德國人不讓她的祖父母過來，她現在可能會裹著頭巾，有6個孩子，絕不可能給明鏡寫文章，特別是當她連寫的權利都沒有？她沒有資格利用這份工作不停地詆譭德國人。
這樣，在德土耳其人問題陷入一種死循環，本地人指責土耳其人：你們不知對德國感恩，你們到底忠誠於德國還是土耳其；而土耳其人反怪本地人：你們根本不把我們當德國人，憑什麼讓我們效忠。
進一步地，由於二戰原因，德國政府特別重視少數族裔平權以及政治參與，而土耳其人又是在德少數族裔中最樂於政治表達的群體。他們一方面大聲反對種族歧視，一方面對土耳其國內政治表達意見。在勃蘭登堡門前，時有土耳其人身穿奧斯曼帝國軍服遊行。
這極大刺激了德國的保守群體，他們高呼，奧斯曼帝國沒有靠軍刀和戰馬實現的，土耳其裔要靠遊行實現。
這種矛盾在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任上達到了頂點。
在德國人眼中，遏制住叛亂並改行總統制的埃爾多安是“殘暴的獨裁者”，但在土耳其裔看來，在經歷多次軍事政變後，是埃爾多安為土耳其帶來了穩定與繁榮，推進了土耳其的城市化和現代化發展。土耳其人擔心，如果沒有埃爾多安，土耳其會陷入像伊拉克或者敘利亞那樣的內戰。
埃爾多安出身“農民工”聚集的安納托利亞地區，與許許多多在德下層土耳其裔是“老鄉”。在土耳其，提倡世俗化的社會精英看不起戴頭巾的清潔女工，而土耳其裔看到，埃爾多安上臺後，他的妻子也帶頭巾，這給他們與埃爾多安之間加深了一層親近感。他們把德國媒體連篇累牘對埃爾多安的批評，看作德國人對土耳其的傲慢打壓。
在雙重刺激下，在德土耳其人對埃爾多安的支持達到很高比例，去年土耳其公投期間，140萬擁有投票資格的在德土耳其選民積極參與投票，在投票站排起長隊。
埃爾多安為肅清政變勢力，一再提出重新引入死刑對付叛國者的話題。在德土耳其人順應埃爾多安，在科隆集會上高呼土耳其引入死刑。這在德國看來，已經與其價值觀嚴重背道而馳。德國著名左派新聞出版人雅各布•奧格施泰因在《明鏡在線》撰文猛批：這些擁有雙重國籍的德國人呼喚獨裁政權？
這樣，就很容易理解厄齊爾和京多安會面埃爾多安為何在德國掀起這樣大的波瀾。京多安獻給埃爾多安球衣上寫的“我們的總統”，正是在德土耳其人在政變後力挺埃爾多安的口號。
叄
人心不齊，不如土耳其。
在世界足壇，德國隊之所以被稱作“戰車”，是與德意志歷史與民族性格深切相關的。堅韌、隱忍、團結至上、服從集體、同進同退，配合如同鋼鐵戰車一樣緊密，這個外號在精神氣質層面的意義，遠大於技術風格。在外界看來，這種精神氣質是德國隊得以在技戰術潮流不斷變化的時代斬下四座大力神杯的根源。
我們無法具體知道，場外因素是如何影響了厄齊爾和他的隊友，我們無法窺見球員場上表現之外，那水面下的更衣室和訓練場更大的冰山景象。但我們知道，對足球這樣高度講究配合的運動而言，團結就是生命，球隊內部的不團結是湮沒無數“劍客”，摧毀一切“戰艦”的終極武器。
足球脫不開政治，國家隊是縮小版的國家，而世界盃就是戰爭，如果一支球隊的團結和統一如同生命一般重要，是決定他是否能走到最後的關鍵，對一個國家來說，同樣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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