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識人用人過程中，非常注重“名”與“實”這對關係。古代社會許多官員嚮往的就是具有儒者之風行事風格的儒官，踐行儒家思想觀念，將仁義禮智信貫徹到實處。王夫之說：“因義而立，謂之名義；有節而不可逾，謂之名節；君之求於士者，節義而已。”然而，也不乏崇尚虛名、追求浮華的人，古人也講：“好名為士之大戒”。
漢宣帝執政的時候，發現許多地方官經常說大話、空話、假話，與實際情況嚴重不符，為博得虛名而醜態百出。漢宣帝申飭這些人說：“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如果漢宣帝對臣僚的名不副實不予以糾正而任其發展，必然會導致國家衰微。唐玄宗後期政治黑暗，其中一項重要指標就是喜好阿諛之語，忠奸不分，最終釀成安史之亂。如果皇帝重名輕實，大臣們亦會受到皇帝言行影響，勢必會造成朝廷黑暗、政治腐敗、國家衰微。
康熙時期的名臣湯斌，就是一個典型的老實人、老實官。這種老實體現在很多方面。在京考取進士後，他能夠自甘清苦，潛心留意古今治國之道，以益時政，冷靜對待功名。當時他向康熙進言，每每後朝修史，都會將前朝忠勇義士當成榜樣記入史冊，清朝修明史，也要正確對待明朝義士。他的建議雖然遭到朝臣攻訐，但得到康熙讚賞，因為這種行為是老實人為國著想的值得鼓勵的行為。湯斌隨後赴地方當官，不久辭官休假，回家為父守喪，守喪期滿後，聽聞名士孫奇逢在夏峰講學，“負笈往從”，不斷夯實自己的學問基礎。湯斌內心只是希望自己多學點知識，以後能夠為國家更好地效力，這種踏實穩健的作風，使得他的仕途之路走得更為順暢。康熙十七年，下詔開博學鴻儒科，湯斌應試，考得一等，授翰林院侍講，得到康熙的信任和重用。不久之後，康熙派湯斌去江蘇，移風易俗，改善當地頹廢的社會風氣。到了江蘇後，湯斌發現江蘇由於遭受水災，農民耕種負擔很重，據此向康熙進言，希望康熙能夠減免江蘇賦稅，以輕百姓之重，沒有實事求是的作風，是不會向皇帝提出這個建議的，康熙批准了他的建議，江蘇的發展很快就呈現出繁榮的局面。因政績卓越，湯斌被提拔到京城做官，他不依附權貴，在當時朋黨苗頭已出的局面下，實數一股清流。在朝為官，湯斌不阿從權貴明珠一黨，秉公做事，遭到明珠一黨的攻擊。然而，康熙始終信任重用他，直到湯斌去世。
清朝道光年間的名臣陶澍，在道光年間歷任陝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撫、江蘇巡撫，官至兩江總督，死後諡號“文毅”，晉贈太子太保。他在地方任職期間，之所以政績卓越，在於任用了一批富有實幹精神的官員，這些富有實幹精神的官員立足崗位、認真履職、兢兢業業，很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務。難能可貴的是陶澍還推舉了這些實心幹事的幹吏。其中賞識、推薦蘇元璐就是典型例子。當陶澍在安徽任職的時候，發現安徽宿州知州蘇元璐在匪患嚴重的管轄片區內，能夠認真做事，敢於面對“難治”之局面，通過三年的努力，“匪棍多經就獲，兇暴之徒均知斂跡，命案漸少”，這就為宿州安定的政治環境奠定了基礎。蘇元璐治理匪患取得了顯著成效，在此基礎上，又著手改善民生，並且把重點放在勸課農桑方面，“勸民開浚溝渠，俾資蓄洩”，使得許多人受益，“行旅農田，均稱便益”。陶澍在道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向皇帝陳奏，希望道光帝能夠提拔蘇元璐。陶澍在推薦蘇元璐的摺子中說：“臣查宿州知州蘇元璐辦事實心，勤求治理，輿情相安，實屬地方得力之員。”不久之後，道光擢升了蘇元璐：“洵為地方得力之員，著加恩賞加同知銜，仍留宿州之任，以示獎勵。”
這些統治者之所以對幹實事的儒臣信任有加，原因在於他們身上有一種當老實人的氣派和決心，有了這個氣派和決心，國家治理和吏治整頓就會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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