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學者胡宏說：“治天下之亂者，必以知人為本。”如何從芸芸眾生中識人用人，成為治國理政之關鍵要素。古人在識人過程中，能夠認識到“夫才能參差，大小不同”的個體差異和長短之勢，這就為科學用人奠定了紮實基礎，在具體用人過程中發揚其優勢，規避其短處，揚長避短，讓人才發揮重要作用。
《管子》中說：“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這段話旨在強調要有識人之明，對所用之人揚長避短，最終必能做成事情。
雍正任用李衛
雍正為了整治康熙晚年以來風氣日下、弊政日生、吏治日壞的社會環境，裁汰冗員，提倡勇於任事、敢於擔當的官員，試圖矯正不良官風。非科舉出身的李衛通過捐資入仕，卻得到雍正的賞識和重用，原因在於李衛幹事雷厲風行、行而有效，這一特徵切中了雍正整頓和改革吏治的初衷。李衛擔任雲南鹽驛道時，積極治理百弊叢生的鹽務，嚴格管理、嚴肅法紀，整頓鹽務取得顯著成效，由於政績卓越，一直做到直隸總督。在直隸總督任期內，“衛尤長於治盜”，制定方案、周密部署、嚴追盜賊，“必盡得乃止”“以是所部乃無盜”。李衛為雍正實行實政作出巨大貢獻，亦成為一代名臣。君臣際遇且宏圖大展的成效來源於雍正對李衛的賞識，“知衛才”，這裡的“知”是對李衛工作能力優長的瞭解與洞悉。
然而，李衛並非完人，他也有自己的弱點和缺失。他對上級官員粗率無禮，對屬下又比較刻薄。雍正知其長處而發揚光大，明其短處而進行批評教誨，使得其短處受到節制甚至得以改正。雍正“察衛尚氣，屢教誡之”。當雍正得知李衛在雲南做官，李衛令人制作“欽用”牌子掛在儀仗隊中示眾，過於張揚，雍正對其進行教誨：“爾其謹慎，毋忽！”“汝宜勤修涵養，勉為全人，方不負知遇。”李衛在雍正的教誨下，短處得以節制或改正，成為當時頗負盛名的封疆大吏。
管仲力薦五子
但凡能夠青史留名的名臣，總是能夠恰到好處地發揮自己的長處，鑑別出別人的優勢之處，並使之來做工作以彌補自己的短處，最終促成整體事業的成功。齊桓公在鮑叔牙進言“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之後重用管仲。在管仲的幫助下，成就了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偉大成就。成就霸業的基礎是建立在國內和平、百姓安居樂業、綜合國力提升之上，在這個基礎上，抽出更多時間與其他諸侯國進行政治、外交、軍事博弈，最後完成霸業。管仲的高明之處在於能夠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優長和短板，並且做到揚長避短。
管仲的短板在於不能如專業人才那樣施展專業技能，於是他向齊桓公推薦了五個人：“對各種朝班禮儀，我不如隰朋熟悉，請他來做大行吧；開荒種地，充分發揮地利，我不如甯戚在行，請讓他來做司田吧；戰場之上，能讓兵車不亂，士兵不跑，讓三軍將士視死如歸，我不如王子城父，請任命他為大司馬吧；判案公正，不濫殺無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賓胥無，請讓他來做大理吧；敢於直諫，不畏權貴，不怕殺頭，我不如東郭牙，請他來做大諫吧。”這種客觀分析建立在管仲對五子專職才華在自己之上的判斷上，他們正好可以補己之短。管仲的長處在於能夠準確分析國內外形勢，整體上制定決策，然後發揮其他人才的專長去推行決策，取得集體優勢，並最終取得成功。
齊桓公正是看到了管仲總攬全局的相才，委以重任，發揮其長，成就一番偉業。而之後齊桓公也恰恰由於違背了他先前用人所長的原則，對於沒有足夠能力擔任宰相一職的人員進行任命，結果齊國出現禍事。齊桓公在管仲病重期間去探望並請教管仲“群臣誰可相者”這個問題，並且提出了自己擬選名單共有三人分別是易牙、開方、豎刁。深諳識人用人之道的管仲皆予以否定：“不可”，因為易牙“殺子以適，非人情”；開方“背親以適君，非人情”；豎刁“自宮以適君，非人情”。不具備宰相之能的易牙、開方、豎刁在管仲死後，被齊桓公重用，結果“三子專權”。做事不符合人情的三個人擔任要職，在重要崗位上一定會做出不符合人情事理的事情，這樣的教訓是深重的。
韓滉善用人之“短”
任長避短非常重要。如果讓韓信去當謀士，讓董仲舒去打仗，讓陸賈去辦案，恐怕誰也不會創立各自的功勳，所以“任長之道，不可不察”。能將人才的優長髮揚光大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能夠將人才的短處轉化為長處，更值得借鑑。唐朝有一個大臣叫韓滉，有一天接待了一個別人推薦來求官的年輕人。在接待他的時候，這個年輕人表現出脾氣古怪、不懂世故，然而卻剛正不阿的特徵。如果是別的官員考察這個年輕人，恐怕是不會錄用的，因為這樣性格和行為特徵的人會經不起復雜多變的仕途磨練。可是，韓滉善於把這個官員的所謂“短處”轉化為長處，從他的不通人情世故，看到他的鐵面無私，於是韓滉派他去倉庫當負責人。待他上任後，偷庫盜庫現象極少發生，該年輕人非常稱職地完成了工作任務。在這裡我們不得不佩服韓滉精通識人用人中的長短之道，更難能可貴的是將“短”轉為“長”，發揚人才的長處。
閱讀更多 北京組工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