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礼物之人不在，芮小单之死
芮小丹的电话意味着什么，丁元英心里如明镜一般。
在芮小丹执行任务的一个月里，这是她第一次给他打电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丁元英从来没有感到时间像现在这样如此漫长，他的精神紧张到了窒息，他的心像是悬在深渊的边崖。他在做着各种假想，也许正在追捕……也许正在周旋……也许正在审讯……他是一个证到“一切有为法，应作如是观”的人，他是一个从来不会去做祈祷、只判断事物和接受结果的人，而今天，他做不到“如是观”了，他祈祷，不住地祈祷……
不管感情驱使他做多少种幸运的假想，而理性却清楚地告诉他：小丹不幸了。因为两个小时过去了，在这种特殊时刻，如果芮小丹已经脱险，她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报平安。
果然，晚上将近８点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来人正是两名身着警服的人，这使他心存的最后一念幻想粉碎了。来者自我介绍，两位是古城刑警队的王福田和赵国强，既是来调查芮小丹的电话，也是来通知芮小丹的情况。
丁元英请他们坐下，直接问：“小丹还活着吗？”
王福田和赵国强都是经验丰富的刑警，并没有马上回答丁元英的问题。赵国强从公文包里拿出一盒印泥、笔和一叠稿纸放在茶几上，客气地说：“丁先生，小丹的情况我们随后再谈。据我们了解，小丹在今天下午的５点３０分给你打过一个电话，通话时间是３６秒。我们需要做个笔录，详细了解这个电话的具体内容，请你给回忆一下当时你们的原话。”
丁元英尽可能地把芮小丹的原话复述了一遍，说：“小丹的原话就是这样，即便有出入也是个别词句，意思不会有出入。”
赵国强一字不漏地做着笔录。
王福田问：“然后呢？你说了什么？”
丁元英回答：“我什么也没说，停了几秒小丹挂断了。”
王福田不解地问：“你怎么可能什么都没说呢？至少会有个提醒、有个嘱咐吧？”
丁元英说：“小丹有６年警龄，不用嘱咐。”
王福田的情绪有了一点变化，说：“用不用是一回事，嘱咐不嘱咐是另一回事。”
丁元英沉默了，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王福田不满地看了丁元英一眼，思索了片刻，问：“你确定小丹就说了那些吗？就没有再说别的话了吗？你再仔细回忆一下。”
丁元英说：“确定，小丹就说了那些。”
王福田又思索了片刻，问：“你认为小丹告诉你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或者是她希望你能说点什么？按纪律她是不该把案情告诉亲属的，可是她告诉你了。”
芮小丹的这个电话在常人的判断里只能有两种解释：１．诀别。这是一个合格刑警的自然做法。２．芮小丹处于职业本能与求生本能的矛盾中，她在这种矛盾的心理驱使下给他打了电话，期望他能给她一个影响她心理倾向的意见。
丁元英心里非常清楚，王福田和赵国强作为芮小丹的同事当然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可以通过他的证词排除第二种解释，突出芮小丹作为刑警临危不惧的正面形象。
丁元英更清楚，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会带出一个他对芮小丹的感情问题。如果是第一种解释，人们会质问：以他与芮小丹的感情，既然他知道是诀别为什么不阻止？他怎么可以无动于衷？如果是第二种解释，人们会哀叹：当芮小丹期望他说一句话决定选择的时候，而他却给了她一个高尚而残酷的沉默。虽然有两种解释，但是这个问题无论怎么判断，都会推导出他对芮小丹面临生命危险却漠然视之的结论。
如果按第二种解释推导，那么他对芮小丹的死也应负有一定责任。
然而，芮小丹作为合格刑警还需要证明吗？“证明”即是对她的不尊重。他对芮小丹的感情还需要别人的理解吗？“需要理解”即是对这种感情的亵渎。
丁元英答道：“我只讲事实，不认为。”
王福田与赵国强相互对视了一眼，意思是：只能这样了。于是赵国强将询问笔录递给丁元英，说：“你看一下，如果没有出入就请写个日期签个名，按几个手印。”
丁元英看了看记录的内容，拿起笔在问话记录下面签上日期和自己的名字，然后用手指蘸了蘸印泥按了几个手印。
赵国强收好询问笔录，说：“丁先生，你是小丹的男朋友，我们是小丹的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虽然我们没接触过，但是刑警队的人都知道你，也知道小丹对你的感情。现在我代表古城刑警队通知你，小丹已经不在了，是自杀。”
王福田说：“情况是这样……”他把通报过来的情况复述了一遍，然后说：“如果你知道小丹其他亲友的电话，也请你代为转告。那……我们就告辞了。”
赵国强走到门口，转过身说：“丁先生，我没想到你会这样对待小丹，作为小丹的战友我对你感到失望，也为小丹那么在乎你感到不值。”
两名古城刑警队的人走了。
丁元英用纸巾擦了擦手指上的印泥，想着要不要给欧阳雪打电话，因为８月５日法院开庭，欧阳雪和肖亚文都在北京做开庭前的最后准备，这个时候告诉她们这个消息显然会对她们的状态有影响。思忖再三，他还是拿起了电话。这两个人都是芮小丹最好的朋友，这么大的事如果不告诉她们，这种心理责任负担不起。
电话里，他刚说了几句就从欧阳雪的声音里听到她哭了。
打完这个电话，他打开电脑上网查询秦谷县的地理位置，查询交通路线，查询古城机场的航班方向和时间。距离秦谷最近的机场是宁夏自治区的银川河东机场，古城没有直通银川的航班，只能从西安中转。古城到西安的最早的航班是明天上午９点３０分，西安到银川的航班有１２点５０分一班，正好赶上。从银川到秦谷不到３００公里，坐汽车４个多小时，也就是明天傍晚可以赶到秦谷。
确定了去秦谷的路线和时间，他开始做出行的准备。有什么可准备的呢？无非是带点路费而已。他去卧室的写字台抽屉取钱的时候，看见了和钱放在一起的那枚刻着“法”字的椭圆形玉佩。他拿在手上，看了看上面的“法”字，看了看背面的日期，而写字台上镜框里的芮小丹也正站在山峰朝他凝望，那被山风吹散的长发，那忧郁而期待的眼神……
丁元英伸过手去，轻轻抚摸着芮小丹的脸庞和长发，心里喃喃自语道：“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来去自如。丫头，不简单哪。”
不简单
他像平常一样打开音响，芮小丹最爱听的那支《天国的女儿》旋律充满了整个空间，在音乐声中，他在客厅里缓缓地踱步，踱了一会儿又坐到沙发上，开始慢条斯理地整理工夫茶具。他将茶杯、闻香杯、公道杯、盖碗一一用茶巾仔细地擦拭，那种专注神情似乎是在做着一件极精细的工作。
然而，无论他怎么对抗、舒缓、掩饰，都无济于心头的疼，那是一种心如刀绞、无可忍受、无可遏抑的——疼。他以为他是明白人，他以为他可以从容、达观，但是当他静静地泡好一杯茶静静地喝到嘴里的时候，这杯茶却被喉咙的一团东西堵住了，也就是在他试图咽下这杯茶的一瞬间，一股生理无法控制的东西突然从胸腔喷出，他本能地紧闭上嘴，快步走到卫生间的洗手池，吐出的是一口鲜红鲜红的血。
过去他一直认为伤心吐血是文学的夸张描写，而这一刻让他体会了，那不是文人的夸张描写，那是没到那个伤心处。也就在这一刻，他的理性、他的坚强……崩溃了！
他突然浑身无力，眼前金星乱舞，似有千万根针刺入心脏。那种像岩浆一样爆发出来的绞痛撕心裂肺，胸腔哽咽得让人想哭都哭不出来。他打开水龙头冲掉血迹，擦擦嘴，到客厅关掉音响和电热壶，关掉所有的灯，无力地伏在床上。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床头的电话响了，他在黑暗中摸索着拿起电话。
电话是王福田打来的，他客气地说：“丁先生，很抱歉，这种时候还打扰你。小丹的父亲刚给局里打过电话，说是有几句话让转达给你，言辞有些过激。”
丁元英说：“没关系，请讲。”
王福田说：“芮先生的意思是，他们家不欢迎你，不希望在秦谷见到你，就是拒绝你参加小丹的后事。丁先生，我们只能尊重家属的要求，请你不要去秦谷，避免大家在秦谷发生不愉快。希望你理解小丹父亲的心情，也希望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丁元英问：“是因为小丹的那个电话吗？”
王福田说：“是的，芮先生不能接受你对小丹的态度。”
丁元英说：“行，我不去。”
放下电话，打开台灯，他伸手拿来写字台上芮小丹的照片，躺在床上凝神地看。
这张照片是和那枚玉佩同一天拿来的，他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天，先是与欧阳雪谈股东出资，然后是小丹在公园广场跳街舞，后来在小丹家里听音乐。就是在那天晚上，在公园广场，他曾告诉她：只要你一分钟是警察，你这一分钟就必须要履行警察的天职，你就没有避险的权利；但是，国家机器不缺一个迟早要被淘汰的女刑警，而社会应该多一个有非常作为的人才，这不是通俗的英雄主义和通俗的平等意识可以理解的价值。
而眼前的一切竟不幸被他言中了。
也是在那天晚上，她依偎在他怀里陶醉地说：到时候我就躺在你的怀里听音乐，听你给我讲天国、讲地狱，我就在你怀里悄悄死去了，我的坟墓上开满了细碎的勿忘我，在微雨的清晨，你穿过蜿蜒的小路而来，手里拿着一枝花在我的坟前默默伫立……不行，你还得给我撒海里，你望着无际的大海，落下了两滴狼狗的眼泪……
而今……而今……他甚至都不可能知道她的墓地在哪儿。她留给他的是永生的魂和永恒的美，是关于“作为价值”与“人生价值”更深刻、更本质的思考。
１９９８年８月５日下午２点，中国音响界第一例反不正当竞争诉讼案在北京正式开庭审理，法院第四审判庭国徽高悬，审判长高坐法台正中，审判员分坐两边。原告深圳乐圣音响有限公司由法人代表赵青总经理、诉讼代理阎希成、蒋汉臣律师三人出庭，被告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由董事长欧阳雪和总经理肖亚文两人出庭。
此案由于媒体的前期炒作以及商业伦理、音响价格走势、伯爵公司高价收购、败诉既跳楼等诸多热点，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法庭旁听区座无虚席，有来自１６家新闻媒体派出的记者，有音响业内人士，有社会问题研究机构的人士，也有音响发烧友。庭审情况，北京星际有线电视台法律频道向北京地区进行现场直播。
此时，在距离法庭１２公里之外的北京梅林宫饭店，还有一个人正独自坐在豪华套房的客厅里通过有线电视关注着庭审进展，这个人就是此案的核心人物——林雨峰。
他坐在宽大、舒适的沙发里，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一瓶冰镇的可口可乐、一包香烟和一只玻璃烟灰缸，电视里庭审的声音夹杂着房间里中央空调微弱的响声。他静静地看着电视里庭审的场面，旁听区的座无虚席和诸多新闻媒体的参与让他感到宽慰，他对诉讼结果已经不放在心上了，他所期待的是真相大白，是通过庭审把幕后的丁元英推到媒体评论的前台。法庭里惟一让他感到不舒服的是坐在被告席上的仅仅是两个２０多岁的女子，格律诗公司连个律师都没请，这其中既有人数、性别、年龄、专业的不对称，又有强弩之末与四两拨千斤的不对称，这使乐圣公司的阵容既成了两个女子的陪衬，又受到了丁元英的轻视。
电视里，法庭调查阶段正在进行——
原告代理人蒋汉臣律师正在发言：“被告以违反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相关规定为手段获得产品低于正常的生产成本，以伪造商品产地的方式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从产品的生产阶段就已经存在不正当竞争，那么延续到市场的也必然是不正当竞争。被告以低于成本价销售以乐圣旗舰套件为主要组件的格律诗音箱，势必会使不明真相的消费者误以为乐圣公司的产品暴利，以至产生反感和排斥，致使乐圣将不再是最受发烧友信赖的品牌。被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造成乐圣公司生产销售系统全面陷入瘫痪，严重损害了乐圣公司的经济利益和品牌形象，必须依法承担侵害责任。”
接着，蒋律师向法庭出示证据：
蒋律师出示的证据里除了音箱生产厂家、音箱制造行业专家、音响行业协会、技术检测部门分别出具的２３份成本评价意见书和一份由乐圣公司计算的格律诗音箱最低成本综合评估报告，更重要的证据是原本由被告提出的证据，一份是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６日的《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一份是１９９７年３月７日的《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宗旨的决议》，还有一张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音响机架生产过程录像光盘。
蒋律师经过审判长的准许，当庭播放了农民生产过程录像，然后发言道：“为了说明事实真相，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一位表面上似乎与本案无关的重要人物，那就是格律诗公司和王庙村生产基地的总策划人丁元英。我们钦佩丁先生与格律诗公司扶贫的善举，但是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种生产方式没有土地、厂房的投资，没有安全保护、环境污染和各种社会保险的成本，没有休假，没有福利，没有老人和孩子的概念……这种所谓的扶贫就是让我们的农民兄弟不惜牺牲家园和健康而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廉价出卖劳动力，以换取格律诗公司得以实施不正当竞争的本钱，无异于奴隶式的剥削、榨取，这种成本对于法制与文明的工业化生产根本没有可比性。”
法庭现场是两台摄像机同时拍摄，镜头不断地转换、变化。林雨峰一边专注地看着蒋律师发言，一边更加专注地观察记者和旁听群众的表情反应。蒋律师的发言情绪激愤、措辞严厉，列举了有关法律依据，阐明了原告主张。当蒋律师提到“总策划人丁元英”的时候，记者和旁听群众都程度不同地呈现出诧异和探究的表情。
根据法庭调查顺序，下面将由被告方格律诗公司的当事人阐述观点。
肖亚文毕竟是警官大学刑侦系毕业而又有一些社会阅历的女人，心理素质稳定。她拿起早已准备好的应诉提纲镇定地发言道：“审判长，各位法官，刚才原告代理律师已经向法庭陈述了事件经过，我就不再重复了。在此，我向法庭陈述如下几点意见：一、凡是商业竞争都具有排他性，因此我对本公司合法竞争的排他性不做辩解。二、原告诉称我方伪造商品产地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如果从王庙村订购箱体就算商品产地，那么乐圣旗舰套件占格律诗音箱６３％的成本，其音箱产地就可以标识深圳吗？没有法律根据。三、王庙村个体工商户与格律诗公司是否存在隶属关系不是由哪个人口头认定，是要以事实为根据，事实上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独立法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市场经济的商务互动关系。”接着，肖亚文向法庭出示了如下证据：
北京格律诗公司音箱喇叭、箱体、接线柱、标牌、包装箱等音箱组件进货发票
北京格律诗音箱成本明细表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６日的《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
１９９７年３月７日的《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宗旨的决议》
古城王庙村与北京格律诗公司音箱箱体的订购合同
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音响机架生产过程录像
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经营执照、个体工商户证词
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成本核算表、生产成本原始记录
…………
原告和被告双方经过法庭陈述和出示证据之后，法庭调查的焦点很快明晰了。诉讼双方都清楚，事实不一定胜于雄辩，事实得益于雄辩。法院追求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相一致，但是追求与实际之间本身就存在距离，法院通过证据最终认定的是法律真实。
审判长说：“原告之所以诉称被告伪造商品产地及王庙村个体工商户与格律诗公司是隶属关系，其证据作用是为了证明被告在产品生产阶段就已经存在不正当竞争。现在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王庙村个体工商户与格律诗公司是否存在隶属关系？二、王庙村个体工商户的生产方式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请双方就这两个焦点问题提出证据和辩论意见。”
肖亚文说：“审判长，我请求法庭准许我方的证人出庭作证。”
审判长说：“准许。”
于是，王庙村个体工商户四个证人进入法庭证人席，这四个人分别是：记录１９９６年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的王庙村小学教师赵丽静、王庙村基督教教会包装场王曼、王庙村板材加工场李铁军、王庙村漆面加工场吴志明。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或许由于紧张，或许是法庭的空调在这么多人的屋子里已经不足以达到制冷降温的效果，他们的脸上都浸出了细小的汗珠。
电视台趁法庭对证人进行身份确认和证人义务、法律责任提示的例行程序空档，不失时机地插播一段商业广告。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取代了王庙村６个证人的画面，广告一个接着一个，好像没完没了似的。林雨峰也趁电视插播广告之际喝了一口饮料，点上一支烟，身体靠到沙发上稍事放松。
广告之后画面切换到法庭，来自古城王庙村的四个证人逐一当庭作证——
第一个作证的是王庙村小学教师赵丽静，她说：“我是教师，对村里的生产情况不是太了解，我只证明１９９６年那份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的记录是我亲手写的，当时他们在会上说什么我就记什么，后来每个开会的人都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名字。”
蒋律师问：“为什么要做这个会议记录？”
赵丽静回答：“我不知道，可能丁哥的意思是留个凭证，证明大家当时都同意了他提的那个干法，避免以后有人埋怨，事后埋怨这种事在农村不稀罕。”
第二个作证的是王庙村板材加工场李铁军，他说：“欧阳找俺几个来北京当证人，让俺告诉法院俺和格律诗公司是啥关系，俺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咋说。你要说没关系吧，那公司借给俺钱买设备，买生产材料；你要说有关系吧，俺就没有跟公司搭过边儿，公司只跟包装户签合同，包装户才跟俺签合同，俺只和打磨户签合同。俺从包装户接订单和订金，自己买板子下料，再卖给打磨户，打磨户把腻子打磨好了就卖给漆面加工户，漆面加工户抛光好了就卖给包装户，就是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卖下去，全都是现金交易。”
李铁军的证言像一段绕口令，让许多人听着都忍不住笑了。
第三个作证的是王庙村基督教教会包装场王曼，这是一个２０多岁的姑娘，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她先在胸前划了一下十字，这才说：“我向主起誓，我说的都是实话。王庙村的包装户就是基督教会，要说公司跟包装户有啥关系，除了公司借给包装户收购产品的资金之外，就是和公司签订合同的关系，教会基本上都是妇女，挣个包装费。”
蒋律师问：“什么产品？产品和包装上有没有你们的生产标识？价格是谁定的？”
王曼回答：“最开始没啥价格，干完以后一核算就有价格了，时间一长价格就越来越清楚了。产品不一定，有机柜板子，有音箱的空箱子，合同订啥俺就做啥。商标没有，咱这又不是成型的东西，都是按合同做的半成品零件。其实说白了，就是公司帮助王庙村的农民建了一个生产体系，公司要想把钱收回来，就必须得给农户订单。农户也知道这个道理，你把价格抬上去了，公司的产品卖不出去，农户也挣不到钱。”
蒋律师冷不丁问道：“公司给你们开多少工资？”
王曼被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问得愣了一下，纳闷地回答：“没人给开工资，农户挣的都是利润的钱，干不好的有时候还赔钱。”
肖亚文立刻向审判长说：“抗议！原告律师是在诱导证人。”
审判长说：“抗议有效，请原告代理律师注意。”
蒋律师马上歉意地说：“我收回刚才的问题。”
第四个作证的是王庙村漆面加工场吴志明，他说：“他们几个把该说的都说了，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了，再说也还是那些，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凭良心说俺王庙村的农民都不想让公司输官司，再咋说人家公司也是扶贫，公司垮了俺就没订单，俺还欠着一屁股债可咋办哪，俺也不想坑了公司，人总得有点良心吧？”
蒋律师问：“公司不管你们，谁来控制成本、质量？谁来监督劳动效率？”
吴志明说：“监督啥，那不是给人打工，那是自己的生意，你想偷懒、想浪费随便，一道一道工序都是连本带利的现金交易，出了问题你卖不出去就算窝手里了，一赔就是连本带利的赔，关别人啥事？谁也不会去做这冤大头。”
蒋律师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那种生产方式违反了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是违法行为。你们很苦，包括你们的孩子和老人，你们有权要求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权要求合理的劳动报酬，你们不是谁的奴隶。”
吴志明一听就来气了，说：“你这人咋说话呢，农民种地算不算生产？农村哪家的孩子不到地里干活儿？我咋从来没见有人管过，那就不是使用童工了？都别说那好听的，俺村是贫困县里的贫困村，能有个活儿干就不错了。城里咋啦？到城里就能跟城里人一样了？还不是照样干最脏最苦的活儿，到头来连工钱都不给，还不如俺现在这样呢。俺就信丁哥说的那句话，别把自己太当人了，吃人家吃不了的苦，受人家受不了的罪，做人家做不到的成本和质量。除了这，再说啥都是假的。”
蒋律师问：“你们是只接受格律诗公司的订单还是其它订单都接受？如果乐圣公司或其它公司也向你们订购箱体，你们能接受吗？”
吴志明说：“那俺巴不得呢！只要是俺能做的，俺都接，越多越好。丁哥从一开始就跟俺说这个道理，俺也是为了将来能多接活儿这才拼命的，要不然图啥？”
蒋律师早在开庭前就已经把格律诗公司的证据研究得精透，此时明知向证人问不出什么结果，但是还得这样问，不能放过一丝一毫的机会。
证人作证之后退席，庭审继续进行。
审判长问：“诉讼双方除了现有的证据，还有没有新的举证？”
蒋律师说：“我有问题需要向原告当事人欧阳雪提问。”
审判长说：“准许。”
蒋律师说：“我在向欧阳小姐提问之前先向法庭读两段１９９６年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先把一个基本事实确定下来。”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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