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海》收錄的近代中國政治人物中：湖南籍44人，居全國之首；次為廣東，38人；再次浙江，22人。現代中國政治人物中：湖南63人，仍居第一；次為廣東，44人；再次四川，40人。無怪乎民國時有言：“中國若為德意志，湖南即是普魯士”。

我是專注歷史文化的狄飛驚，歡迎關注我！

狄飛驚

近現代湖南為什麼人才輩出？ 湖南地處內陸，在漫長的古代，沒有發生過多少舉世注目的重大事情，亦缺乏引領潮流的人物。雖然出現過理學開山周敦頤，思想大師王船山，但總的說來，人才之少廖若晨星。 到了近代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嶽麓書院大門上有副對聯“唯楚有材，於斯為盛”，應該說很好的形容出了湖南地區數千年來人才輩出的盛況.據南京大學歷史系編寫的《中國曆代名人辭典》統計，鴉片戰爭以前的整個古代共收3005人，湖南籍僅23人，佔0.77%；鴉片戰爭以後的近代名人750人，湖南85人，佔11.33%,以至於曾經出現過“湘人不倒，華夏不傾”的講法。。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教授說，“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 近代湖南人才輩出，先後出現五個重要的人才群體。 一是鴉片戰爭前後經世派人才群體，代表人物是嘉道年間的名臣陶澍、賀長齡及唐鑑、李星沅、勞崇光等，著名學者和思想家魏源、湯鵬等，主要代表人物陶、賀、魏。 二是19世紀50-60年代，即鹹同年間的湘軍集團，主要代表人物為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燾、劉長佑、江忠源等。三是19世紀末，即甲午——戊戌年間的維新志士群體，主要代表人物是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皮錫瑞等。四是20世紀前十餘年間，即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志士群體，主要有黃興、宋教仁、陳天華、蔡鍔、禹之謨、劉揆一、劉道一、譚人鳳、姚洪業、楊毓麟、蔣翊武、焦達峰、陳作新等。五是五四運動以後，新民主主義革命家群體，主要代表為毛澤東、劉少奇、蔡和森、彭德懷、李富春、賀龍、任弼時、胡耀邦等。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算起，在出席中共一大的13人中，湖南籍有4人（毛澤東、何督衡、李達、周佛海）。在他們所代表的全國53名早期黨員中，湖南籍的有20餘名。胡耀邦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6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列舉了46位傑出人物，湖南籍有16人。佔34.8%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在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領導人中，湖南籍有10人。佔19.2%在1955年9月授予的10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中，湖南人有3位（彭德懷、賀龍、羅榮桓）；在人民解放軍的10位大將中，湖南人有6位（粟裕、黃克誠、陳賡、譚政、肖勁光、許光達）；在57名上將中，湖南人有19位（王震、鄧華、甘泗淇、朱良才、蘇振華、李濤、李志民、李聚奎、楊勇、楊得志、肖克、宋任窮、宋時輪、陳明仁、鍾期光、唐亮、陶峙嶽、彭紹輝、傅秋濤）；在100多名中將中，湖南人有45位。湖南還湧現了一大批黨和國家的

高級領導人，除最高領袖毛澤東 外，有擔任過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和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有任弼時、李富春、陶鑄；擔任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有李立三、林伯渠、李維漢、謝覺哉、蔡暢、朱鎔基、彭佩雲、江華、滕代遠、袁任遠等；文化名人有：楊昌濟、徐特立、蕭三、田漢、丁玲、周立波、周揚、齊白石、呂振羽、翦伯贊、章士釗、周谷城、曾昭倫、周光召； 這些人才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產生，發揮過巨大的歷史作用，對中國歷史進程產生過巨大影響。正因為如此，近代湖南才為舉世所注目。以上只是中國共產黨方面的著名人士，在臺灣的還有很多著名的湖南人，像國民黨主席、臺北市長馬英九；親民黨主席、首任臺灣民選省長宋楚瑜都是湖南人。 湖南之所以人才輩出，主要原因有： 一、 湖南人的基本素質與特殊性格是人才蔚起的基礎，一個人能否成才，取決於他有沒有基本的素質和頑強的性格。一個地區的人才狀況，恐怕也取決於此。因為這是人才成長的基礎。在漫長的古代，湖南開發緩慢，長期被人稱為“瘴癘卑溼”之地，生活在這裡的土著居民大都是苗徭等“蠻族”。文物遠遜於中原和東南地區，以至“湖南人物，罕見史傳”。唐大中年間長沙劉蛻考中進士，號稱“破天荒”。至宋代，文化發達的江西陸續向湖南移民，湖南的經濟和文教事業開始有了較大進展。長沙嶽麓書院、衡州石鼓書院建立，與江西白鹿洞、河南嵩山並稱為“天下四大書院”。經元末明初的戰亂，湖南人口銳減，幾乎十室九空，經濟頓形衰敗。明洪武年間開始，鄰省即大量向湖南移民，借移民之力，經濟得以恢復，明代湖南人才亦開始有迅速發展的趨勢，但與臨近的江西相比，仍相形見絀。那時江西籍的名人佔全國同期的7.8%，湖南僅佔0.2%。明末清初，闖獻造反，清軍入關，三藩戰亂，湖南各州縣迭遭蹂躪，又陷入曠野無人的境地。據有人研究，明清鼎革之際，湖南喪失了大約三分之二的人口。因此，清初順治、康熙至乾隆年間，屢頒“召民開墾”的諭旨。於是大量移民進入湖南。據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教授的《湖南人由來考》，到清乾隆嘉慶年間，湖南全省外來移民占人口總數的九成以上。寶慶府、邵陽縣、武岡州、湘陰縣、靖州等七個州縣人口中移民佔98.4%。移民主要來自閩、粵、贛、鄂、四川，而以江西為多。事實上，考察近代湘籍歷史名人的祖籍，有許多都來自江西。象著名思想家魏源及同族、清末出任兩江總督的魏光燾的先世即是從江西吉安遷到湖南邵陽的。上述

情況表明，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兩度移民，特別是明末清初的 大移民，使湖南居民的族緣與血緣得到了更新，從而導致人口素質的提高。大凡離鄉背井遷往他方的移民，大都據有開拓意識和自力更生、勤奮創業的精神，相對而言，那些秉性懦弱、得過且過、遊惰懶散、無所作為的人，往往不願離開熟悉的本土去追求新的生活。一般來說，就生理、心理因素而言，移民是優越於土著的。由於移民的辛勤勞作，到康熙時，湖南水稻生產已有了較大發展，贏得“湖廣熟，天下足”的美譽，從而為湖南經濟的恢復、人口的增加和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另一方面，外來移民與土著居民中的苗、瑤、侗及土家族長期相處，既有彼此爭鬥，亦有相互聯姻。據譚其驤對寶慶一府和靖州、湘陰七州縣中土著九族的考證，發現有四族系蠻族後裔。所以譚其驤認為，“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竊以為蠻族血統活力之加入，實有以致之。”也有人說：“漢人與苗人通婚，成了一個混血的民族，所以才有特殊的個性。”近代維新志士、民國“第一流人才內閣”總理熊希齡即為湘西鳳凰人，人稱“熊鳳凰”，祖籍江西豐城，母親吳氏系苗族。這即是例證之一。 綜上所述，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兩次大移民，使湖南全省人口素質實現了更新，帶來了移民所有的開拓精神與進取意識，加上與少數民族聯姻，吸收了苗瑤等族強悍、刻苦的習性，從而逐漸形成了有別於他省的特殊的民風：樸實勤奮，勁直勇悍，尚氣好勝，霸蠻任性。受這種民風薰陶的學子士人，也逐漸形成特殊的士氣文風：質樸淳實，不尚浮靡，勇於任事，銳意進取，多帶血性卻又負氣好勝。 湖南所特有的民風士習，被人稱為“吃得了苦，而耐得了煩、霸得了蠻”的“騾子脾氣”。既有馬的剛烈，又有驢的耐性。有了這種性格，種田不怕苦累，汗水換來收穫，讀書不怕艱辛，硯田筆耕，終有所成。 二、湖南建省與南北分鬧為湖南士子的脫穎而出提供了機制。 有成長的基本素質，有成長的堅強性格，還必須有使有才之人脫穎而出的機制。在清代，學子士人要想成才，要想獲得社會的認可，要想進入仕途以大顯身手，一般來說必須通過科舉考試，必須取得功名。科舉制度自隋唐開始到清代已推行了千餘年，雖然有不少弊端，明清的“八股取仕”在後人看來純粹是禁錮和摧殘人才的敝政，並且已於清末加以廢除，但歷史地看，科舉比之於“鄉舉裡選”和導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九品中正制疑是一種進步，下層士人可

以通過考試的公開競爭獲取仕進的機會。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謂“十年寒窗 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知”，就是生動地反映。古代不少有作為的政治家，如唐代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宋代范仲淹、包拯、文天祥，明清時的海瑞、于謙、陶澍、林則徐等等，都是通過科舉即所謂的正途出身而登上政治午臺的。 在清代雍正以前，湖南還是湖廣省的一部分，省會在武昌，考舉人的考場即“闈場”設在武昌，湖南的秀才由於路途遙遠，交通不便，費用浩繁，特別是要越過八百里洞庭湖，風狂浪險。陳鵬年寫道：“洞庭之水，自夏至秋，蓋巨浸汪洋，綿亙數百里，狂風惡浪發作不常，當大比之年，貧寒士子，或十數人，或數人斂費僦舟，衝濤而往，一舟覆溺，則所損者多人，一番淪波，則各郡縣引以為戒。於是湖南士子畏怯不前，有終身未見場屋者。動曰湖南人少，是因洞庭之險而少。 楊昌濟曾經也說過：“以前科舉時代，南北合闈，湖南士子，憚泛重湖，赴試者少，獲雋亦難。有一年僅有一人中試，當時巡撫特加寵異，贈以‘一鄂橫秋’之匾。風氣閉塞，人才寥寥，可想而知。”他還談到自己的外祖父向肇昆，就是因為陪伴兩個弟弟去武昌赴考，途中過洞庭時遇大風浪驚嚇得心臟病發作而死的。 南北合闈的結果使湖廣省中舉的名額多被湖北人佔去，湖南中舉的人極少。各縣的教諭一職例由舉人擔任，因此也大都由湖北人出任。雍正元年（1723）設湖南布政使司，湖南正式建省，第二年沒湖南巡撫，駐長沙，同年南北分鬧，湖南首次單獨舉行鄉試，中試名額49名，副榜9名，僅比湖北各少1名。武舉25名，與湖北同，從此成為定製。建省與分圍既免除了風浪之險，又減輕了士子的經濟負擔，名額的劃分又增加了湖南士子中試的機會，從而激發了湖南士子進取心和求得功名的積極性，促進了“人才之奮起”，正如楊昌濟所說的那樣：“湖南與湖北分圍以後，文運大昌。”“湘省士風，雲興雷奮，鹹同以還，人才輩出，為各省所難能，古來所未有，此分圍之效也。” 三、湖湘文化經世致用學風的影響。 近代湖南幾個人才群體都體現出強烈的“經世致用”精神，這種精神是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質，可以說，正是湖湘文化經世致用的精神特質孕育了一輩又一輩近代湖南名人。經世致用從人生態度來說，是一種入世精神，這種精神的人格化表現即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生命態度，勇於承擔天下家國的重任，盡力解脫天下蒼生的苦難，而不以一己私利為進退。經世致用從人生價值取向來說，是追求內

聖外王，修齊治平，退而獨善其身，進而兼善天下。經世致用從學術風格來說，是聯繫社會實際研究有關國計民生的實際知識 ，注重學問的現實操作性和實用性，注重知識者的生命價值與黎民百姓生活的聯繫。一句話，就是樹立治國平天下的志向，研究有關國計民生、日用人倫的實際學問，學以致用。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更是湖湘文化的一大傳統。 湖湘學派始終以“康濟時艱”“傳道濟民”為治學宗旨，湖湘學者多能“留心經濟之學”，且努力付之實踐。明清之際的王夫之直接接受併發揚了湖湘文化經世致用的傳統。嘉道年間賀長齡、魏源提倡經世致用，按照“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的原則，將清初以來有關治體、錢糧、河工、鹽課、農田、倉儲、邊防、刑政等奏議文牘分類編輯，名曰《皇朝經世文編》，凡120卷，300多萬字，於道光六年（1826年）出版，其所倡導的經世致用學風影響了19世紀的中國思想界，對湖南士風影響尤其重大：“三湘學子，誦習成風，士皆有用世之志”。受經世致用學風薰陶，左宗棠自幼立下經世之志，自撰對聯雲：“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書萬卷，神交古人”。他鄉試落第之後，潛心研究輿地、兵政、農學、水利等關於民生國計的學問，從而奠定了他日後帶兵打仗、收復新疆和倡辦洋務的學術基礎。 曾國藩早年也以匡時救世為己任，將理學與經世結合起來，將經濟與義理、詞章、考據相提並論，認為治學要四者並重。他自己就十分重視“經濟之學”，“究心方輿之學，左圖右書，鉤校不卷，于山川險要，河漕、水利諸大政，詳求折中”，他注重實用之學，志向卻很高遠。他在青年時代就提出：“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至於“一身之屈伸，一家的飢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譭譽，君子固不能憂及此也。”他還以“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的聯語以激勵自己。 正是經世致用學風使湖南一批一批的仁人志士，樹立經世之志，致力經世之學，養成經世之才，併成就經世之業。四、重教向學之風極盛，促使湖南教育事業迅速發展，為湖南學士的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清中葉之後，嶽麓書院在羅典、歐陽厚均等山長主持下成為湖南人才興起的大本營，陶澍、魏源、曾國藩、郭嵩燾、左宗棠、劉蓉、胡林翼、唐才常、陳天華、楊昌濟等都曾就讀於嶽麓書院。戊戌維新運動中，湖南成立時務學堂，成立一大批學會組織，成為培養人才和研討學問之所。林圭、蔡鍔、秦力山、範源濂、楊樹達等一批湘籍名人都是時務學堂的學生。20世紀初，湖南大力興辦新 式學堂，並漸漸形成了一師、長郡、雅禮、周南、廣益、楚怡、明德等一批名校，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羅學瓚、劉少奇、李維漢、李立三、夏明翰、任弼時等都是從這些名校中走出來，走上革命道路的。 重教向學之風還促使湖南在清末民初的留學熱潮中走在全國的前列1902年湖南撫院首次官費派遣學生12人赴日留學，此後，官私費並舉，到1904年湖南留日學生達373人，佔全國留日總數的11%。五四運動後赴法勤工儉學運動興起，首批留法89人，湖南學生43人，到1920年底，赴法湖南學生364人，佔全國赴法學生1576人的22%，僅次於四川，佔第二位。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蔡和森、李立三、向警予、李維漢、李富春、蔡暢等都是從這批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中脫穎而出的。 人才離開不教育，人才強國，科教興國，教育為本，這也是歷史給我們的啟示。 五、近代的社會環境與歷史條件為湖南改天換地的軍政人才提供了現實舞臺。 湖南近代人才集中在軍政方面，企業家甚少，根本的原因在於近代社會充滿內憂外患，急需有一個根本性的大變革，大規模的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接連不斷，湖南軍事政治人才的崛起剛好順應了“亂世出英雄”的時代需要。換句話說，近代中國是一個苦難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要變革這個社會現實，需要大批改天換地的英雄人物，有志向、有能力從事政治、軍事活動的人們就有了廣闊的活動舞臺，就有了脫穎而出的機遇，正所謂時勢造英雄。人的成才需要環境，需要機遇。陶澍、賀長齡、魏源在嘉道年間倡導經世致用，從思想學術上影響了大批湖南士子。但正是太平天國運動為湘軍人物的崛起創造了機遇。湘軍的成功改變了湖南人的職業觀念，“人頗牧而家孫武”，許多青年士子樂於投筆從戎，功立業。湘軍時代延續了三十餘年，甲午一戰劃上了句子。同時又成為湖南志士維新求變的契機。20世紀初年，清政府實行新政、獎勵留學，湖南青年走出國門，隨著反清革命運動興起，湖南志士又可以在這個醒風血雨之中叱吒風雲，成就反清革命和創建民國的歷史功勳。民國建立之後，政局依然動盪，二次革命，護國戰爭，護法運動，軍閥混戰，國民革命，土地戰爭，抗日烽火，解放戰爭這一連串的鬥爭，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人才群的湧現創造了機遇。這批人物經歷了比他們的同鄉先賢更加長期、更加艱苦的磨礪，並創造了比他們的先輩更加輝煌的業績，為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六、人才團、人才鏈的集聚效應也是近代湖南人才輩出的一個重要原因。 人才需要發現和愛 護，需要培養和扶持。正因為如此，人們看好千里馬，更看重伯樂。而發現和培養人才往往是從已成為人才的人從自己已熟悉的人中開始的，這樣互相幫帶，互相提攜就形成一種人才鏈，逐步擴展，逐步增大，就會形成一個人才團。在這方面曾國藩最為典型。他愛才、識才、舉才、用才，使天下英才聚集於他的髦下。經他向朝廷舉薦而得到重用的人才遍於五湖四海，幾於不可勝數。他特別重視從同鄉中選拔人才，認為“同縣之人，易於合心”，也注意從學生和親屬中選拔人才，此所謂“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據蕭一山《清代通史》所載，湖南中興人物凡87人，36人來自曾國藩的家鄉——湘鄉，佔41.4%。 據有人研究，現代湖南軍政人才的大量湧現也表現出三個有規律的群體現象。一是一個地方出現許多著名人才，形成了長沙、湘潭、湘鄉、寧鄉四個人才籍貫核心區域，這幾個核心區域英才薈萃，豪傑如雲，產生了毛澤東、劉少奇等領袖人物。瀏陽湧現大批革命家，平江出了大批軍事將領，醴陵的著名人物在百人以上。解放軍的中將以上人員共254人，平江、瀏陽各佔14人。一場大的革命運動往往會造就眾多的革命人物，其中最優秀的人才被推到歷史潮流的前列而成為革命領袖。 二是一個家族或家庭培育出眾多的著名人物，毛澤東一家革命烈士就有六個，蔡和森與向警予，李富春與蔡暢夫婦雙雙都是革命家。在這種情況下，核心人才的主導職能突出，人才的群體功能協調，群體優勢得以充分發揮。 三是湖南涌現出高質量的革命領袖群體，高能為核，人才團聚。毛澤東作為現代革命領袖，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和權威性，並以此為核心形成了革命集團，集團成員能夠各盡其才，取長補短，並造就了宏大的革命人才群。這與革命領袖的精神和人格的強大凝聚力是分不開的，革命領袖對於人才群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湖南在近現代歷史上為“日月換新天”貢獻出了一批又一批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還有一批社會科學家，文學藝術家及科學技術人才，這是湖南的光榮。 但是湖南人才結構所存在的不對稱狀況也值得加以反思。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需要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也十分需要企業家，特別是大企業家。湖南人會種地、會當兵、會讀書、會出書，也要會經商、會辦企業，在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偉大事業中建功立業。 湖南人有基本的素質，有頑強的性格，有輝煌的歷史，有光榮的傳統，完全可以預期，在科教興國，以法治國和爭取祖國統一的偉大實踐中，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社會主義現 代化的偉大征程中，能夠實現新的輝煌，作出無愧於湖湘先輩的新的偉大歷史貢獻。

冬星

中國這麼大，每個省都有自己的文化內核，比如四川的川軍精神，浙商，徽文化等等，而湖南的湘軍文化也是異軍突出，在近代湧現出了一大批的人才。

那這些人才是怎麼來的呢？為什麼以前不明顯，到了近代突然多起來了呢？

湖南省以前是跟湖北省連在一起的。

直到清朝的時候，兩個才分家。兩個原本在一塊的省分開後，卻有不同的氣質，湖北的特點是聰明，做事情考慮周到，而湖南有點相反，叫霸蠻，有點悶頭猛幹的事情。

這是因為湖北流行的是碼頭文化，武漢的長江碼頭是中國重要的物資集散地，人員交流多了，接觸的東西多，當然就顯得聰明一些。

而湖南的霸蠻則是遺傳自原有的楚國。楚國貶稱荊蠻，就有蠻的味道在裡面，楚國是最早不服周王室的一批諸侯，號稱不服周，自己稱王。湖北因為靠近中原，跟中原人學得多了，湖南因為偏南，更為偏僻，就把老楚國的精神給繼承了下來。

但湖南也並不是自己關起門來，因為南方的開發，湖南也成為了士族南遷之地，嶽麓書院就是中國四大書院之一。

經過數百年的積累，到了近代，也是時勢造英雄，太平天國大亂，湖南出了一個神級人物曾國藩。

他帶著湘軍打敗了太平天國。其中，湘軍子弟滿天下，不少也是發了財的。這一發財，回去當然對本省就有帶動，要知道太平天國的鉅額寶藏是沒找到的，是不是被湘人拿回去分了呢？

對湖南影響最大的就是曾國藩，他可以說是湖南歷史第一人。當然，湖南還有中國第一人，那是更大範圍了。

反正，湖南從這一刻算是異軍突起，讀書的人多，當兵的人多，而且省的自豪感也來了，叫若到中國亡國，除非湖南人死絕。

這種省自豪感是全國獨一份的，清末時候大家就知道。宋教仁，黃興，蔡鍔這三個湖南人的地位是相當高的。後面的湖南名人大家更熟了，就不用多說了。

現在湖南人還是敢闖的，湖南衛視就搞得不錯嘛。

腦洞歷史觀

湖南人大都系江西移民，和湖北同根同源，湘鄂贛三省語言文化風土人情飲食習慣都比較接近，湖南地形屬丘陵地帶，境內江湖河溝縱橫交錯，雨水充足，土地肥沃，出名的魚米之鄉，歷代中的湖南人多為家族式群居村落，每個大的姓氏都有自己的祠堂學堂，有些村還有武把式武教頭等習武習慣，古時的北方人出行大都騎馬或馬車，歷史上的湖南交通依賴四通八達的水系運輸，有城的地方有河，有塘的地方有村，皇上委派領導下來都是坐船抵達，湖南境內物質流動大都通過湘資沅澧進長江經漢口抵達全國，湖南的人口大多集中在湘江流域，方言十里不同音，每個縣一個語調，湘江一線語言彼此基本可以聽懂，湘西部落語言複雜些，不過歷史上湘西人口較少，屬於湖湘文化一個支派吧，外界看多了湘西剿匪記判定湖南歷史土匪多是一個誤區，湖南人性格外向脾氣暴躁，霸蠻但不野蠻。

言歸正傳，說到湖南人為什麼近代史出人才，覺得基於幾個方面，移民文化造就了湖南人的獨特風格，像世界移民國家的澳大利亞人美國人加拿大人以色列人大都民風彪悍但又頭腦發達，移民對人類文明有著相互融合補充形成獨具一格新風貌，再說湖南人重視教育那是出了名的，嶽麓書院石鼓書院都是保存完好的千年古蹟，湖南的家族文化一直傳承著尊師重教優良傳統，孩子要想出息就要多讀書，這種信條已經根植人心，歷史上湖南人對子弟不好好讀書懲罰是嚴厲的，老師可以用竹片打手板，學生成績不好家長會用扁擔鞭打，可以說湖南的讀書人一半是打出來的，一半是天資聰慧或受環境感染，湖南人的家族家風都有激勵後人出人頭地，對家境貧寒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家族都會給予資助，湖南風俗中女人要三從四德，男人要頂天立地，男人出身的第一選擇是讀書，再就是學手藝，劣等生幹苦力，由於湖南歷史上水路發達，接觸外部世界機會多，一般人都有見多識廣，膽大心細，遇事會有獨立思考果斷處置能力，多讀書多接觸多歷練多冒險培植了獨特的湖湘文化，在這種文化底蘊背景下湖南走出來的人才濟濟層出不窮，影響了中國近代史的走向。為中華文明做出了卓越貢獻！

手機用戶3531688747H

湖南為什麼出人才，我個人覺得，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湖南人不怕吃苦。湖南人有股子蠻勁。做什麼事都認認真真，不達目標絕不罷休。前面困難再大，也要咬牙堅持。正是因為這種勁頭在，湖南人敢闖，就闖出了一條活路，闖出了湖南人的名氣。

二是湖南人重視教育。湖南人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歷來就十分重視。千年學府是湖南重視教育的重要標誌。無論是在邊遠的山區，還是在繁華的城市，家家戶戶都以學為榮。學識是人生最重要的砝碼。重視教育，讓一代一代湖南人受益匪淺。

三是湖南人敢於創新。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湖南邵陽人魏源。邵陽湖南中部的一個城市，很是封閉，過去交通很不方便。但就是這樣一個地方，競爭出了一個了看世界的第一人。可以說，湖南人絕不思想僵化，他們既大膽，又善於創新。正是這種精神，才讓湖南人才不斷湧現。

以上觀點，供參考。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點樂生活

唯楚有才，於斯為盛！

意思就是湖南這塊土地，孕育的人才很多，從歷史角度來看湖南，500年前，湖南還是南蠻之地，但是晚清開始，湖南人崛起，從曾國藩到左宗棠，湘軍屢建奇功，再到抗日戰爭時期，長沙保衛戰，衡陽保衛戰，日軍攻打武漢，只用了三天，日軍攻打長沙用了一個星期，日軍攻衡陽，整整47天，最後使用毒氣彈，空投燃燒彈，才攻下，難道是衡陽人“不識時務”？正因為衡陽軍民的“霸蠻”，才為大後方爭取了寶貴的時間，衡陽是全國唯一一座抗日戰爭文化紀念名城！

吃得苦 ，霸得蠻， 耐得煩！經世致用，敢為人先！

湖南，近代最偉大的人物，屬毛主席，解放新中國，許多人研究毛主席一生，脫離不了一個詞，就是知行合一，毛主席不僅是軍事家，還是文學家，思想家，同時“接地氣”，經世致用，敢為人先！東西合璧，博古通今！湖南雖是南方，到骨子裡留著彪悍的血液！

深圳觀察

湖南為什麼出人才？說遠了從屈原的春秋時期就有了苗頭，古時中國的政治中心還在中原地帶，當時兩廣地區算是南蠻的偏遠流放之地，而湖南是聯繫兩廣的紐帶，因此許多文人墨客都是先流放到湖南，如果繼續得不到朝庭重視，他們還將繼續被流放到兩廣地區。

屈原流放到湖南汨羅投江自盡，湖南人們為紀念這位偉大的詩人而有了端午吃粽子傳說；杜甫曾流放到衡陽，至今衡陽城湘江邊還建有杜湘亭；柳宗元流放到永州留下了著名的《捕蛇者說》，之後更被流放到廣西柳州；朱熹先後在長沙的《嶽麓書院》和衡陽的《石鼓書院》講學，成就了中國古代“四大書院”湖南獨佔其二的奇觀；范仲淹在岳陽寫下了千古名著《岳陽樓記》；還有賈誼等等，這些文人的到來給湖南帶來重文的風氣，為後期湖南人才井噴打下了伏筆。

古代湖南還是也出過大名人的，比如四大發明之一的蔡倫就出自衡陽的耒陽，宋代理學家周敦巸也是湖南人。
以上是本館收藏的上世記八十年代衡陽西湖公園的芙蓉閣景點門票，周敦頤就是在這裡寫下了舉世聞名的《愛蓮說》。

到了清朝，湖湘文化更是大放異彩，衡陽的王船山（王夫子）開啟了“經世致用”之思想，被譽為與西方黑格爾齊名的大思想家；邵陽的魏源著的《海國圖志》，被譽為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到了天平天國，曾國藩的湘軍讓湖南人從能文與能武相結合，於是左宗棠、胡林翼等一大批經世致用的能人開始大量井噴，之後在戊戍變法、辛亥革命再到共和國創建當中，都能看到湖南人在衝鋒陷陣。說湖南人造就了近代史這句話一點都不為過。
有人說湖湘文化起始於湘南的衡陽南嶽第一峰地區，以王夫子思想為代表；興起於湘中的南嶽後山地區，以曾國藩、左宗棠的湘軍為代表；輝煌於湘中北的南嶽支脈韶山及嶽麓山地區，以毛主席的紅色革命為代表。

湘平古珍郵館

一

湖南為什麼出人才，要從太平天國起義說起。

話說，廣東人洪秀全聯合廣西的客家人組建了一個政教合一的組織太平軍，後來又叫太平天國。本來造反就造反吧，湖南的漢人也不反對，但這個邪教竟然反對在中國流行千年的儒家思想，孔孟之道要統統打倒，相關的書籍要焚燒，廟宇要毀掉。

這就讓湖南的漢族知識分子非常惱火，本來他們也不是一定要支持清政府的那些滿人。但為了幾千年的漢文化和 儒家思想，他們發誓要和這個邪教拼了。

於是以曾國藩為首的湖南漢族知識分子，開始組建湘軍，堅決和太平天國血戰到底。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

太平天國的軍隊都是創業股東，每戰都很拼命，湘軍的士兵卻是打工的，並不是很努力。為了激勵將士，曾國藩默許湘軍士兵攻下一座城可以搶劫三日。這時湘軍將士成了業務員，平時的軍餉是工資，打下一座城，搶來的財產和女人就是提成，並且是高額提成。經過數年奮戰，太平天國被湘軍消滅了。太平天國搶來的財富，最後全送給了湘軍。

這些出身湘鄉的湘軍發了大財，走出大山，也見了世面。他們已不在傳統意義上的農民或財主了，他們知道知識的重要，並且知道外國的文化和武器更厲害。他們願意把自己的子弟送到外邊來讀書，甚至到日本去讀書。

二

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湘軍鎮壓了太平天國，避免了清朝的滅亡。而他們送到外邊讀書的子弟，因為學習了先進的政治和文化理念，反而成了清朝的掘墓人。

也正是這些在外邊讀書，長了見識的湘鄉子弟，最後成了湖南的名人。也正是這些人讓湖南從之前的默默無聞變成天下聞名的人才大省，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篇章。

湖南大學校內，嶽麓書院門口的“惟楚有材料，於斯為盛”，就是湖南向外輸出人才的霸氣側漏的表現。

從清朝晚期開始，湖南人正式走上了歷史上舞臺，從曾國藩、胡林翼和左宗棠開始，到黃興、宋教仁，最後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們，代表著大湖南已正式成為中國歷史的主角。

全世界都一樣，一個地區，只要出現了幾個偉大人物，就會引領這個地區，在幾十年甚至 上百年出現一大批人才。他們前赴後繼，共同推動了時代的發展。湖南人也是如此，他們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三

第一號人物，曾國藩。他以漢族知識分子為核心，借鑑王陽明的建軍思想，頑強地鎮壓了太平天國，成為近代歷史上的偉人，半個聖人。

第二號人物，胡林翼。他以自己高超的情商和政治駕馭能力，為曾國藩掃除了外圍障礙，提供了軍需保障，並且推薦了不少湖南人才。

第三號人物，左宗棠。他以一舉人身份成為湖南省政府的幕僚，卻名聲比湖南巡撫還要大。最終成為清政府政治核心成員，參加洋務運動，制止新疆分裂，收復邊境失地。

第四號人物，楊度。他被人稱為曠世逸才，先是支持中國走立憲道路，後來成為國民黨員，最後卻信奉共產主義思想。

第五號人物，黃興。黃興曾被推舉為同盟會領袖，但他為了同盟會不分裂，堅決擁護孫中山，為中國民主共和作出了巨大貢獻，最後在為中國革命操勞中去世。

第六號人物，蔡鍔。他曾在日本學習軍事，雖然袁世凱拼命拉攏和威逼他，他還是堅定的站在民主共和這條路上，堅決反對帝制，卻不幸英年早逝。

第七號人物，宋教仁。他是當時中國最懂民主憲政的人，在孫中山之後成為國民黨的領袖，領導國民黨取得了民國政府第一屆政府的組閣權，卻不幸遇刺身亡。

關鍵字: 湘菜 湖南 十大元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