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億導演林超賢:《野獸刑警》到《紅海行動》呈現的就是「狠」

春節檔,《紅海行動》36億的票房達到內地影史第二的成績,讓一向低調的導演林超賢一度被推至風口浪尖。

作為他近年來的代表作,由《湄公河行動》和《紅海行動》構成的“行動系列”,不僅讓業內看到主旋律影片商業化潛力,也讓觀眾對這名一直隱藏在幕後的導演有了更多的認識。

這樣的成績遠超林超賢的預料。在開拍時,林超賢有很大壓力。

《紅海行動》是他首次執導投資超過5億元的大片,也是首次進軍春節檔。

“我們是一部現代戰爭片,跟《戰狼2》很不同,他是一個個人英雄。不過對觀眾來說,都是相似的類型,而且它的最後那麼厲害,會讓我往負面的想,會把觀眾對這種電影的能量消耗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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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海行動》中“蛟龍號突擊隊”燃爆全場

“挑戰未知”,一直是林超賢導演生涯中最值得亮眼的特色。《湄公河行動》用商業片動作類型的雙雄模式講了一段抓捕犯人的故事,《紅海行動》用軍事片講述了我國海軍陸戰隊如何在非洲解救人質,而接下來的新片《緊急救援》,則將鏡頭對準海上救援團隊,將與大自然展開抗衡。

近年來,林超賢在商業片領域獲得了越來越大的肯定,從《激戰》、《破風》,到《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他執導的影片近幾年在內地的票房從1億上漲到36億,獲得了階梯式的走高。他能夠自信地說出,“作為一名在行業做了幾十年,必須懂怎麼判斷哪個電影是好的,就像廚師要把客人點的東西做得正宗”。但他從始至終,都覺得自己“沒有安全感”。

這與他剛剛出道時的經歷緊密相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林超賢因為機緣巧合,加入新藝城,從最基礎的崗位做起。直到1989年擔任製片助理時被《小男人週記》的導演陳嘉上發現,覺得他是一個做事認真並且一定能完成的人,他才獲得擔任副導演跟隨陳嘉上學習拍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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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男人週記》

沒有經過任何學院派的教育,林超賢完全是憑藉自己的熱情進入的電影行業,而動作片正是他的摯愛。

在完成《小男人週記》後,林超賢主動跟陳嘉上表示希望跟隨他學習電影。在上世紀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有許多導演都是從基層做起,通過在拍攝現場積累經驗,最終成為一名合格的電影導演。在跟隨陳嘉上學習及擔任副導演時,林超賢便常常會想,“如果我發生這件事,會怎樣去想這個情節,(怎麼)做一個我自己的電影風格出來”。

這樣的琢磨,完全來源於他對動作片的熱愛。在剛剛入行時,林超賢並沒有這麼強烈的熱情。他所在的公司,有不少項目都是愛情片和文藝片,比如他擔任過“非常文藝”的《不脫襪的人》的副導演,該片由張曼玉主演並獲得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在那時,就是在崗位上做好要做的事,熱情沒有那麼強烈”。

《逃學威龍》讓他第一次在副導演的崗位上找到了對動作片的熱情。“那時候終於有一點點動作,開始有感覺了”。他對動作片的熱愛,在擔任《飛虎雄心》的副導演時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在南方人物週刊的採訪中,該片的導演陳嘉上表示,在拍攝該片時,“(我)負責創意統籌,坐在導演椅上掌控全局,具體的活,都由林超賢操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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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學威龍》

《逃學威龍》雖然是無厘頭喜劇,但片中的一些動作戲份也非常專業。

《飛虎雄心》幾乎是林超賢首次如此深度地參與純粹的動作片的製作。在當時,他與陳嘉上足以成為彼此互補的組合,“我師父是一個編劇型的導演,劇本是非常好的。我本人是一個衝鋒陷陣的人。”

《飛虎雄心》中,有不少場景甚至是利用偷拍在街頭完成的。偷拍,是當時香港電影“盡皆癲狂”的表現之一。在拍攝的街邊架好信號燈將一小片區域進行隔離後,主角當街進行砍人、槍戰等表演,路人被掩藏在身邊的群演所帶動,以為真的發生事件,就會真的驚慌逃跑,而藏在暗處的攝像機便將這一切拍攝下來,“那時候拍動作場面還在香港街上偷拍,現場會特別亢奮特別刺激”。

正是在那之後,林超賢找到了自己深愛至今的動作語言。

再後來,不管是《證人》、《線人》,還是《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林超賢將他那能夠帶動觀眾情緒的一場場精彩的動作畫面,都歸納為一個字,“狠”。

“我經常想,怎麼可以想得更狠。所以大家為什麼覺得跟我做很辛苦,因為我所有要表達呈現的東西,都要狠。”

36億導演林超賢:《野獸刑警》到《紅海行動》呈現的就是“狠”

就算是“騎腳踏車”的《破風》中,這股狠勁兒依然洶湧

這跟林超賢的導演生涯的成長關係密切。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所有香港的電影人,不管臺前幕後,都有一股狠勁兒。

依靠熱情,林超賢將這種“狠”保持至今。

要熟練掌握這一套方法論並不容易。在《飛虎雄心》之後,陳嘉上決定退居監製的位置,幫助林超賢製作他的第一部導演作品《G4特工》。文戲和動作場面如何劃分比例?角色如何渲染性格?首執導筒的林超賢並不清楚。“現在想來,《G4》特工當時抓的不好,敗在了兩個字‘貪心’,什麼都想要。我又想拍動作、又想拍劇情、又想拍愛情,想呈現多方面的想法和能力,結果就亂七八糟。如果今天我再拍一遍,有太多的東西應該都拿掉。”

36億導演林超賢:《野獸刑警》到《紅海行動》呈現的就是“狠”

《G4特工》並沒有取得想象中的成功

這部作品的失敗換來經驗,帶給林超賢人生中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香港金像獎最佳導演的獎項。這部作品,正是他與陳嘉上聯合指導的動作片《野獸刑警》。

在林超賢眼中,1998年上映的《野獸刑警》也是一場冒險。這部影片不僅要挽回《G4特工》帶來的口碑滑鐵盧,還要嘗試許多他的個人風格化的發揮,“比如最後一場戲兩個人對打,是非常風格化的處理,是第一次在電影裡運用,我自己非常喜歡”。在那場打鬥中,黃秋生飾演的爛鬼東化身惡魔警察,和譚耀文飾演的圖釘華在巷子裡追逐打鬥。林超賢沒有用漂亮的套招動作,在手持鏡頭加上偶爾出現的掉幀畫面的呈現中,兩人的惡鬥被逼至絕境,到最後只能用本能胡亂地進行搏鬥,無數缺口的刀和居民樓的各種生活物件都成為武器。打鬥即將結束時,小弟最後一刀砍進圖釘華的脖頸,諷刺了圖釘華此前對兄弟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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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獸刑警》中林超賢明確了自己的創作方向

金像獎最佳導演、最佳影片的桂冠,在當時並沒有讓林超賢的職業生涯更上一步臺階。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好萊塢大片在臺灣、東南亞等地對香港電影市場的一步步蠶食,港片被進一步的壓縮,利潤越來越低,電影的開拍數量也大幅下降。當市場失去活力,拿不到更多投資,電影人的生存處境開始走上下坡路。

就連“師公”徐克、“師父”陳嘉上在那時都很難製作拍攝合適題材的影片,更何況只是新人導演的林超賢?不安全感,或許從那時開始就成為縈繞在他的心頭。

投資減少帶來的最直接後果,就是導演們就算有片能拍,也極難獲得拍攝動作片所需要的較高的投資。能夠在這樣的一個相對消極的環境中,嘗試自己感興趣的其他領域,找到自己創作中更多的可能性也不錯。梁家輝、黃秋生、吳君如等人主演的《江湖告急》,這樣一部黑色幽默的400萬成本的電影,正是林超賢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進行的一次成功的嘗試。

“《江湖告急》是我個人喜歡的。片子一開始不是這樣的風格,後來我把風格轉變過來。我很喜歡黑色幽默”。該片獲得了當年金像獎包括最佳電影、最佳男主角在內的4項提名。

然而,因為種種原因,林超賢在後來的作品中都沒有機會再去展現自己黑色幽默的潛力,直到今天,他還依然希望有機會能夠嘗試,“我都想找一名導演來幫我拍的,我來當監製。可惜一直沒有碰到比較有默契的”。

36億導演林超賢:《野獸刑警》到《紅海行動》呈現的就是“狠”

即便放在今天,《江湖告急》中的黑色幽默同樣令人捧腹

在大環境逐步變差的情況下,進行黑色幽默的嘗試已經十分難得。更多的時候,林超賢並不能對題材過於“挑剔”,愛情片、喜劇片都不得不嘗試一下,否則會陷入無片可拍的境地。聯合執導《戀情告急》,只是因為和編劇、導演陳慶嘉是同一個公司的好朋友,“他們很懂愛情片,我就是合作加學習,只是把故事拍出來而已”。

在這段時間裡,林超賢還不得不接拍一些在當下看來十分不滿意的作品。

2003年上映的《千機變》由TWINS組合、鄭伊健、陳冠希、黃秋生等人主演,講述的是殭屍獵人與殭屍世家對立的故事。2004年上映的《衝鋒陷陣》同樣擁有陳奕迅、郭富城、許紹雄這樣的明星陣容,是林超賢並不擅長的搞笑風格。

“《千機變》沒有主題,完完全全是一個商業片。像別的商業片,我知道我的主題在哪裡、想給大傢什麼信息,但這部沒有。有太多的人來干預,基本沒有空間讓我放自己的東西進去。《衝鋒陷陣》當時我是想拍動作片,但差不多還有一週開機的時候,投資方突然改了方向,改成喜劇,一下子打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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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多的當紅明星也救不了沒有靈魂的《千機變》

出品方和創作者之間如何進行平衡?這個問題至今也難以解決。在聊到這兩部影片受到干預時,林超賢將主要的問題還歸結在自己的身上,認為自己不夠堅持。能否堅持自己的想法,也成為他後來跟出品方、投資方合作時最為看重的一個點。

“就像《激戰》,一開始不是跟博納合作,是跟另一家公司。剛談了一半就來問題了,他說用什麼演員啊,他覺得故事要怎麼樣啊。有意見是沒問題的,也是可以談的,但是一直這樣下去就不是意見,是控制你所有的東西,從最小的地方開始。這樣不行,會產生很大的問題。比如那個電影出來了,不好的話是誰的責任呢?他們肯定說我只是給你意見,都是你決定的。所以就不能合作了。”

林超賢至今仍然定居在香港,常常往來於北京和香港之間。“於老闆(博納影業總裁於冬)叫我來內地開工作室,我開來幹嘛?其他香港導演在內地開工作室,因為他們已經住在北京。我都在香港,一個月來一次北京,所以做不了”。

於冬跟林超賢建立長期合作的關係,並不是靠著資本綁定之類的新辦法,雙方的合作建立在信任上,“他從來不會在題材和風格大家認可之後,每天打一個電話跟你說今天有什麼想法,或者突然安排一個演員。他完完全全交給導演,這個跟香港的製作團隊比較契合”。

不開工作室的另一個理由是“不愛社交”。相對那些能夠在不同場合無障礙社交的導演,林超賢對這樣的活動並不擅長,“因為我的這種習慣,從一開始北上就沒接觸很多投資方,一般都讓監製Candy(梁鳳英)去聊,摸清對方到底是什麼人。我們都比較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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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dy、林超賢和於冬

作為導演,林超賢並沒有“大包大攬”的習慣,通常將創作和執導之外的工作,都交給值得信任的夥伴進行。除了對Candy的信任,他還“完全信任發行團隊和宣發團隊。我有意見會提,但完全不會干預,就像現在內地宣傳團隊最瞭解預告片,如果用那種方法剪肯定是有理由的,都可以跟我商量和解釋。我是工作人員出身的,我很理解。”

這也跟林超賢的性格有關,他對自己的個性與能力有著明確的定位,“對名和利的貪心我也會,我也是人,但是我不懂。你要懂怎麼貪,才能成功地貪到。我分不了心,又想電影又想故事,哪有時間去操心那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能力,我把自己僅有的能力釋放出來。”

對外的時候,Candy就像是林超賢和投資方之間的把關人,能夠保證讓林超賢接觸到正確的項目和正確的人。“我跟她的看法都是比較安穩,真的不會看那些眼前的錢。現在很多人都可以拿錢拍電影,但他們懂不懂做電影不一定”。

籌備製作的時候,Candy則像林超賢的主管。尤其是在預算、行政上的問題,林超賢對他都是十二分的信任,只要她覺得有問題,林超賢一定會考慮。

而在創作中,Candy則像林超賢的一面鏡子。當他們對一件事的看法有分歧時,“我有我的看法,肯定會詳細講給她聽,但其實我們兩個人的內心都是很高的,講了一遍讓我再來就會吵起來,耐心不是很好”。

在林超賢心中,Candy是他最親近的一個人,“所以跟她什麼都可以說,有時候我也跟她吵架,我們吵得也吵得挺大的,在辦公室關門,吵得外面都知道。但是她有時候說的是有理由的,她說完後我也會想,為什麼我要這樣子做。因為她說我不應該這個樣子,我就想為什麼非要這樣子。經過吵架後,我更加把我想要的東西的理由再強調,會想得更清楚。有時候她說的我想一遍,也覺得有道理”。

Candy跟林超賢是足以稱為相互成就的一對搭檔。兩人相識時,還分別沒當上副導演和製片人,直到陳嘉上導演準備找一名新的製片人來繼續發展他的電影時,林超賢推薦了Candy加入公司,她才跟林超賢正式開始工作上的合作,共同打造了《野獸刑警》、《飛虎》等影片。

雖然在當下,對林超賢來說,Candy的存在就是他獲得安全感的重要方式,但兩人在早期的合作並沒有一帆風順。金融風暴不僅讓林超賢不得不去拍攝一些自己並不喜歡的題材,在後期還讓他和Candy無片可拍,在《天旋地戀》之後不久,為了生存,“大家就散開了”。

36億導演林超賢:《野獸刑警》到《紅海行動》呈現的就是“狠”

與《戀情告急》相似,《天旋地戀》也是一部林超賢並不擅長,只是簡單拍出來而已的愛情片。

離開陳嘉上的公司,Candy的製片工作並不太順利,尤其是在擔任《碟中諜3》的中國部分製片時。據林超賢說,“她有點不開心,然後就找了家跟電影有關的公司做職員。但她的性格並不是坐辦公室的,正好當時我也開始準備重新開始弄電影,就找了她”。

當時,林超賢也已經停止拍戲,在學校教了兩年的書。在喝下6瓶白酒的8小時徹夜長談後,兩人不僅彌補了此前多年間幾乎沒有聯繫的空白,也立下了重新開始的決心。

不過兩人的重新開始並不順利。2009年上映的《神槍手》,是他們“複合”後製作的首部作品,由寰亞投資。這部影片的製作早於2008年上映的《證人》,卻因為主演之一陳冠希突然出現負面新聞“豔照門”這樣的不可控因素,大大延後上映時間。

但《神槍手》可以看做林超賢找回自己做導演自信的一部影片。通過自己對影片從創作層面的完全把控,林超賢完全掌握了獨屬於自己的講故事的方式。

林超賢與Candy的“重新開始”,不只是繼續拍攝林超賢所擅長的動作片,還在於接受香港之外的投資,與其他香港導演一樣,“北上”尋求機會。

《證人》是林超賢“北上”的起點,跟2010年上映的《線人》相似,都是講述人物的影片,將人性的矛盾渲染到極致。“從人物啟動的故事,主要是講他們兩個怎麼樣,演到他們出現矛盾,產生僵持,再怎麼去帶”。

36億導演林超賢:《野獸刑警》到《紅海行動》呈現的就是“狠”

在《證人》中林超賢為張家輝和謝霆鋒說戲

尤其是兩部影片的主角都由張家輝飾演,隱約中彷彿埋藏了一個暗線,將角色的命運串聯在一起。“張家輝拍我的前幾部電影,主人公都是非常悲慘的、陰暗的,我覺得我跟他們一起,在一個陰暗的世界裡成長”。

《魔警》是這個陰暗世界的極致。2014年上映的該片,其實早於《激戰》、《破風》拍攝完成,因為後期做的比較晚,拖了好幾年才上映。它的上映,也意味著林超賢“陰暗三部曲”的一種結束。“要不然我繼續寫下去,只會越來越陰暗”。

在這個時候,《激戰》和《破風》,成為將他從陰暗當中解救出來的兩部關鍵作品。

在林超賢之前,並沒有什麼將競技類體育作為故事核心的華語影片取得過很好的票房成績,就連《激戰》開拍前,林超賢都沒有敢告訴影片最後確定的出品人於冬,這其實是一部劇情片,而不是動作片,“他說拳擊好啊,問我拍要花多少錢,我說是這樣後,他說這麼便宜啊。基本對於內地來說,這種題材的預算,不算什麼”。

憑藉《激戰》,林超賢將張家輝從陰暗的交流中拉回到陽光之下,“他經歷過這麼多痛苦,後面應該得到光明”。

36億導演林超賢:《野獸刑警》到《紅海行動》呈現的就是“狠”

《激戰》拍攝中的林超賢、彭于晏和Candy

這樣的打造,跟林超賢與張家輝之間的友誼也不無關係。張家輝獲得金馬獎最佳男主角、金像獎最佳男主角、金爵獎最佳男演員的影片,都是有林超賢執導。

在後期,彭于晏也成為林超賢的“心頭肉”。“跟彭于晏合作《激戰》開始了大家的友誼,從那次之後我都有這樣的心態,也為他每一部去想”。在最新的《緊急救援》中,彭于晏再度擔任男主角。

林超賢的這種幫朋友的心理,跟其他的創作者截然相反。“一般找演員,都是他的名氣能幫我的電影,用的是他個人的本錢。我不是,我是想讓他們的本錢更多。就像拍《紅海行動》,大部分都是新人,我也有這個心態,想他們每個人特點是什麼,把那種感覺再多拍出來一點,肯定會有看頭。”

在後來的《破風》和《湄公河行動》中,主演彭于晏展示出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徵。這兩部影片的跨度之大,也代表了林超賢對不同題材的掌控性。《破風》或許是林超賢的所有動作片中,唯一一部主角沒有直接肉體接觸進行激烈對抗的一部,“如果我給英皇的楊老闆(楊受成)說第一部體育片就是騎腳踏車,他也不會相信。也是因為《激戰》在香港票房非常好,他對這種比較陽光的題材也喜歡,所以他們才都完全支持。雖然《破風》的票房成績沒有那麼好,但他們都很認同,看到了裡面熱血、亢奮的感覺”。

至於《湄公河行動》,這部在2016年國慶檔逆襲成為該檔期票房冠軍的影片,讓林超賢在內地獲得了遠超於以往的關注度和知名度。在此前,內地觀眾還沒有見到哪位導演能夠將當代主旋律影片拍攝得如此商業。

這也是林超賢首次真真正正拍攝國內題材的影片,在此之前他對在內地拍攝警匪片有很多顧慮,“如果拍香港的警匪片,因為很多限制很難拍到那種質感,所以一直沒有想,擔心卡在中間,香港又不香港,內地又不內地,那就麻煩了”。

在林超賢眼中,《湄公河行動》最應該被標明的特徵,不是故事所帶有的主旋律性,而是講述故事時所採用的符合商業類型片的邏輯和方法。“《湄公河行動》和《紅海行動》的思想方向,跟之前的《證人》、《線人》都不一樣,因為前兩者是非常商業的類型片,要把控節奏感、風格,是必須要很堅定的,不能任性突然想寫一些其他的什麼,會破壞的。特別是《紅海行動》,我想清楚了這是一個戰爭片,戰爭就是團隊,也參考了《黑鷹墜落》,覺得它如果砍掉人物戲會更純粹,我就直接去那個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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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紅海行動》拍攝現場,林超賢本人常常直接給演員做動作示範

平衡劇本和製作,成為林超賢在完成這兩部影片時首先需要完成的工作。“比如我在想這場動作戲的時候,我當然知道限制條件是什麼、預算內整個團隊能不能做到,但是一般編劇創作上基本不考慮的,他有可能會想的很誇張,做出來就會不到位”。

成本有限,或許是目前國內動作片製作和好萊塢之間最大的區別,“好萊塢只要想到這樣做,他們就能怎麼做。我們中國電影、香港電影,經常是導演和編劇一起去聊,導演把這是什麼樣的電影跟編劇說清楚,經常會說這些不要、別想太多這種。我們比較現實”。起到的作用,就是如果讓好萊塢來製作同樣一部《紅海行動》,成本可能翻一番還不止。

《紅海行動》中,基本上超過90%以上的時間都是動作場面,如果沒有辦法在這些動作場面中做出節奏和變化,觀眾很容易觀影疲勞。這種動作片中的感覺,甚至無法用劇本去完整地體現,“我經常說拍《紅海行動》沒有完整劇本的,但我有分場,是第一場怎麼樣、第二場怎麼樣。寫也寫不出,A坦克追B坦克,然後怎麼跑,需要場景給我感覺才會有畫面,再考慮加風沙進去。可以說整個團隊裡,包括Candy,都不知道電影出來的感覺是這樣的。只有我一個人比較知道在那個時候情緒是怎麼樣的,那個演員給觀眾的力度在什麼地方,不夠是不是要加。”

然而,不管是《湄公河行動》還是《紅海行動》,都是由多國工作人員組成的團隊進行拍攝,林超賢要在這樣多文化混雜的團隊中將自己擅長的“狠”擴散影響到每一個人並不容易,“如果其他人不在這個狀態裡,你做出來大家覺得你是瘋子”。

在這個時候,Candy再次成為林超賢最為得力的夥伴,也是將這股“狠”勁兒傳遞給所有人的最佳人選。“她跟我是同一個年代的,會支持我去做,不停地催那些外國團隊做事。她還會想辦法滿足我的表達的同時,怎麼去做好所有安全的保證”。

另一方面,林超賢的身先士卒的精神,對劇組來說也是巨大的鼓舞,“就像我去摩洛哥看景,都是山,每去一個地方就要爬上山頂才能看到所有的場景。我永遠第一個下車、第一個衝上山頂,一整天都是這樣,也有一點點激勵了他們。因為我對製作非常清楚,所以能說的你就不可能跟我說做不到”。

36億導演林超賢:《野獸刑警》到《紅海行動》呈現的就是“狠”

《湄公河行動》成本有限,拍攝場地也很辛苦,林超賢經常會在現場身先士卒幫助道具組或其他組安排

就算《紅海行動》這部戰爭片讓林超賢導演生涯走上更高峰,但他依然希望在新片《緊急救援》中突破自己。從主觀上看,“不管拍任何規模的電影,都需要把我有感覺的東西放進去,但可能放完一次所有的感覺都掏光了,不可能再做同一類型的,必須有空讓我去重新填滿、上彈,等填滿了我就很想打了,沒填滿時我有空去想別的,把自己拉去另一個領域。這是我的創作習慣”。

客觀來說,“現在很多人在拍同一類型。當初拍《證人》時警匪片也不多,我拍完後很多人就在拍。我為什麼要一直拍同一個類型呢?會出現像以前古裝片氾濫的情況。我覺得你們做這個類型,我就必須要找另一個類型”。

林超賢接下《緊急救援》,是被海上救援人員的一些真實片段所打動,“我看過他們很多資料,這些人更是無名英雄。你說軍人,因為國力強大,軍人的形象和武器也隨之提升,讓所有人都看到他們。但這些救援隊的人更無名,他們就生活在你的旁邊,那種精神更能體現出來,所以這部新片,人的感覺會拍多一點,表現人性的矛盾”。

不過因為預計特效難度很高,雖然接觸這個項目是在《湄公河行動》之前,但直到完成《紅海行動》,林超賢才覺得時機差不多成熟了。“要做到海上的效果很難弄,而且美國電影裡做了很多,如果用很大力氣弄完之後,大家好像也都在其他電影裡看過了。現在我想了兩個版本,完全不同,其中一個版本是完全沒想象到的樣子”。

再加上國內的後期團隊沒有這樣的經驗,林超賢只能選擇和外國團隊合作。而那個“完全沒想象到的樣子”的版本,或許將會往後放一點,先把另一個版本的前期做出來,“可能有機會變成兩部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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