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侄上墳》一劇在京劇傳統劇目裡比較特殊，劇中既無歷史掌故，歷史名人，也不是編自舊本小說、評話彈詞，更非來自雜劇崑曲等。而且劇中年代不詳，沒有任何來源可尋。因為劇中主人公的一句唱詞“三月三日正清明”以及清明上墳的情節，便一直被當作清明的節令戲來演出。
這出戏的主要劇情是：時值荒年，陳伯愚開倉放糧，張公道家口眾多，帶六子領賑，陳伯愚問話中得知張公道雖只有三十五歲，卻已生有六子，且其妻又將臨盆雙胞胎，陳伯愚遂給張公道十口糧米。而當張公道問及陳伯愚膝下有几子時，正問到了陳伯愚痛處。原來，陳伯愚年過半百，雖素有善舉，卻無子嗣。早年陳伯愚兄死，托子陳大官於陳伯愚，陳伯愚夫婦視同己出，不料陳大官長大後，誤交匪人，堅欲分家，陳伯愚不得已乃分家財一半予之。陳大官迷戀聲色，揮霍淨盡，流為乞丐。得知陳伯愚於荒年放賑，也往領賑。陳伯愚見而大憤，責打致其昏厥，陳伯愚妻及僕人私贈銀兩使陳大官離去。陳大官悔愧，至墳園哭祭父母；陳伯愚夫婦也來掃墓，見紙灰查問，方知陳大官尚不忘親，乃重加教訓，攜之回家。陳大官改過攻讀，卒得中狀元。故本劇又名《狀元譜》，但是京劇一般多不演中狀元一場。
本劇情節可能是虛構，但其反映的社會現象和問題卻是真實存在的，它所觸及和關注的是中國傳統社會普遍存在的重大問題——子嗣問題，《中國京劇編年史》也據此把該劇列為了“屬於反映社會情況類的”戲目。尋求子嗣的目的是為了讓家庭的物質和精神財富能夠延續和傳承，也就是傳宗接代和嗣續香菸。這不僅是困擾著民間千萬個家庭的一個常見問題，甚至於皇家也會有同感。從戲中可以看到：雖然陳伯愚是位“富而好禮”的老者，處世為人問心無愧，但其內心卻因乏嗣無後而自卑悽楚，以致於在多子而貧的張公道面前都抬不起頭來。而且，在戲的結局設計上，還給出瞭解決無子嗣問題的某種途徑，即過繼有血統關係的親屬和家庭成員，作為繼承人。
說到這兒，你可能就不難理解：本劇劇情發展並不跌宕起伏，也無膾炙人口的故事，只是於平淡、單調中緊緊抓住了主流思想下的焦點問題，便能夠成為一出京劇的傳統名劇。眾所周知，清朝統治者，尤其是一些漢文化程度不高者，往往通過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來學習統治手段、獲取政治經驗，據說清太祖努爾哈赤的“文韜武略”就是來自小說《三國演義》的。有相關記載，這出戏從咸豐年間到清朝滅亡前夕的宣統三年，頻繁在宮中上演。而清代最末兩任皇帝——光緒和宣統，都是通過這一方式才承繼大統的。雖然現在沒有證據表明慈禧皇太后是因為看了這出戏得到啟發，才解決了清室絕嗣問題的。但是作為超級戲迷的慈禧，不會不受到這出戏的影響。
餘叔巖便裝照
這出戏屬於老生和小生的“對兒戲”，這在京劇中比較少見，劇中飾演陳伯愚之妻的老旦（所謂安人）也佔了不少戲份兒。陳伯愚在劇中由注重做唸的衰派老生應工，陳大官則屬於小生行裡的窮生類型，這類角色多為落魄書生，演員既要表現其窮困潦倒、身處逆境，又要演出其不諳世事的酸腐之氣，是可憐可氣又可笑的一類人。早年譚鑫培、汪桂芬、孫菊仙均擅演此劇中的陳伯愚。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演員的個人境況如果與所演的劇中人物相契合，對角色的塑造和刻畫會更加生動、鮮明。這一點就體現在了此後演出此劇的餘叔巖身上。餘叔巖是被譽為京劇老生“前三鼎甲”的余三勝的嫡孫，又全面繼承了譚鑫培的衣缽，這出戏自然也是他的看家戲、代表劇目。餘叔巖的個人情況是：雖育有三女，但膝下並無一子，這多少與劇中人陳伯愚有相似之處，所以他在演出此劇時自然會聯繫到自身，進而在表現陳伯愚悲傷絕望的心情時也就十分貼切契合，人物的情感更加完整突出，實際上這正是與餘氏因自己無子嗣而感傷的情緒產生了共鳴。他對《打侄上墳》整齣戲的總體藝術是十分講究的，十八張半唱片中收錄有此劇的兩個唱段，代表了餘叔巖爐火純青時的藝術修養。
較餘叔巖稍晚的京劇著名鬚生馬連良、周信芳、李少春等演出此劇也都有精彩之處，傍演陳大官的分別是三位京劇小生響噹噹的領軍人物姜妙香、俞振飛和葉盛蘭，並均有全劇的完整錄音及音配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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