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花旗艦隊敲開了日本的國門，隨後日本看到了英法給中國帶來了更沉重的的災難，在風雨飄搖中日本不得不考慮自己未來的出路。一種強烈的危機感在日本國內不斷蔓延。連強大的中國都無法抵抗西方的進攻，日本又該何去何從呢？戊辰戰爭勝利後，明治天皇成為了日本國內的實際統治者，這時擺在日本的面前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回覆到古代，走王政復古道路；而另一條則是由天皇領導日本實行新政，從攘夷轉向開國，汲取世界上的先進文化，建設一個獨立、自強、能抵抗外敵的新國家，走王政維新的道路。在審視中國的災難後，為避免走向同樣的道路，日本走向了王政維新的道路，在國內進行一系列改革，全面向西方學學習，這一過程被人們稱明治維新。
這次改革使日本國內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改革的推進日本的國力也變得逐漸強盛起來，國力強盛後的日本對中國的態度悄然間發生了改變，對日本來人說，中國已由一個先進、聖人輩出的國度變為了落後、受人欺凌的形象。日本學者山鹿素行根據其自身經歷描述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前日本以中國為師的情況：“我等以前喜讀中國書籍，日夜不輟，而近年則無新書運進。十年以來自中國之書籍，大都讀遍。故不覺間以中國諸事為好，本國系小國，以為萬事均不及中國，且聖人亦只能出自中國。此種情況不僅限於我等，古今學者亦復如此，羨慕並學習中國。
在“華學”時代，日本對於中國學問是一種十分崇拜的，但到了七十年代李鴻章在與森有禮談到中西學問時，森有禮對中西學問做了簡單的評價，認為“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只有三分可取，其餘七分仍系舊樣，已無用了”。日本曾經以中為師，但在明治維新後認為中國學問已經遠遠落後了。
不僅在學問上，在其他方面日本對中國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這種該改變，在日本的華商深有體會，黃慶澄在東遊日本的過程中問及日本華商日本人對華人態度如何時，華商回答道：“三十年前，華人旅居者備承優待，其遇我國文人學士尤致敬盡禮，今則此風稍替矣”。日本人對華人已不如過去那麼尊敬了。在國內部分人在與日本人交往的過程也察覺到了這個情況，在福建人們與日本的駐閩官員及商人交往過程中發現：“近歲以來，日本官商有輕視華人之意”。
曾經，日本對中國比較尊崇的，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時，日本則把中國與西方地位等同起來，這時期一份日本宣言曾“告誡國民說,要像尊重中國人那樣尊重西方人”。在此之後，日本對中國開始輕視、嘲笑中國，“本邦人（日本）見清國人與見歐美人大異也，視之牛豬，加以輕蔑”。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曾根俊虎曾到中國考察，並寫成了《北中國紀行》一書，在他的筆下中國是一個髒亂、落後的國度，他曾途徑天津，認為“此方人能詐偽，巧偷盜，其中本土人情極為狡詐，不知義理為何物”，中國在日本人眼中已不是那個先進的國度，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前後改變相差甚大，在日本人眼中，中國已不再是那個強盛的帝國，他們看到了中國種種衰敗的現象，認為“夫用兵略地，清國也”，把中國看為其不斷強大的踏腳石，開始侵犯中國，1874年5月，日本以琉球時間為藉口，派遣日軍侵佔臺灣，發動了侵臺戰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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