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在不亦樂乎工作室（黃宇 攝）
“拍電影是為了放下”
三聯生活週刊：這次為什麼選了張北海的《俠隱》這部小說來拍？十年前拍完《太陽照常升起》，你對下一步想拍什麼電影有一個自然而然的想法嗎？還是就是在那個時候遇到了這部小說？
姜文：十年前史航把這部小說介紹給我的時候，我就想拍。張北海寫得特別有滋味，吃啊，喝啊，吃喝玩樂。但是故事上，如果要做成一個電影的話，需要重新結構。不想弄得糙，就先放下了，先拍《讓子彈飛》和《一步之遙》吧，回過頭再來拍。我就是什麼合適拍什麼。人在解釋一件事情的時候，很多時候是“馬後炮”，已經發生了，倒推覺得可能是那樣的原因，跟實際發生的情況其實不是一回事。實際發生的情況是：有人介紹這本小說給我，我覺得不錯，但又不知道怎麼拍，先放下了。
三聯生活週刊： 所以不是因為拍完了一部電影有什麼疑問，這個小說又正好回應了某個疑問，從而來拍的。
姜文：（上一部電影）拍完了就完了，沒有什麼疑問。我好像是通過拍電影來治療自己，陶冶自己，修煉自己。像《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對少年，對“文革”，一直有心裡要表達的東西，吃飯的時候也挺願意跟人說。後來我覺得直接說也沒意思，別人接了話給你說出另外一個話，你覺得別人老是在篡改你的意思，完全無主題，無連接。但別人為什麼要跟你一個主題？吃飯就是胡聊嘛。我經常覺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和傷害，怎麼我說東，他扯西去了。這個時候就只能自己做一個完整東西，大家看看，跟這群人聊一聊。我做完了之後也就放鬆了，再也不想聊這個了。等他們誰再聊“文革”話題，我就聽著了，該聊的我已經聊完了。拍電影對我來說，往往是可以放下東西的手段。
三聯生活週刊：剛才做後期的時候，你對火焰燃燒起來聲音的節奏很在意。修改這樣一個節奏，會對你整個電影的進程產生什麼影響嗎？
姜文：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拔掉一根頭髮可能沒什麼，但如果頭髮拔多了，你就變成葛優了，就不是你自己了。所以這一個鏡頭其實無所謂，錯能錯到哪裡去；但是如果你用態度對待每一個鏡頭，那走大地方就是對的。剪輯呢，一秒鐘24格，在你眼睛裡才能形成一個視覺暫留的現象，如果對這1/24秒不重視，人的感受會產生很多的變化。給舉個例子：人在每1/24格里的照片，肉眼是看不出來的，嘩嘩譁就過去了；但加了可樂的那張，更多人看了就去買可樂了，加了爆米花那張，更多人去買爆米花了，它對你的潛意識是有影響的。我覺得1/24秒非常重要，而且配上的聲音，也是根據畫面的節奏感出來的，那種聲音和節奏加在一起，對你的內心感受影響很大。兩個聲響和一個聲響之間有很大的差別嗎？有，很大。
三聯生活週刊：剛才說到的“態度”，是指什麼？
姜文：像“霧霾”這樣的話題，我並不願去談論。我欣賞的態度，像理查德·福克斯（Richard Fox，著名攝影師），為了開展他的業務，他就在北京住。他很自律，每天健身什麼的，他知道北京空氣沒有他家好，但他想把事情做下來，要做事，他得待在北京，就不想霧霾這事兒。有時我也想，你要做成日本人這麼好的地圖，恐怕也得搭點精力甚至代價進去。現代人太娛樂化，太娘娘腔了，娛樂電視的文化影響太大，都要催一下淚，表達一下無關痛癢的態度，無聊。有些事情就要實實在在，軍人就要腿斷，甚至就要犧牲，為什麼軍人還要引人流淚？太無聊了。
我父親當過多年的兵，又打過解放戰爭，又打過抗日戰爭，他們部隊後來還援助越南。像我爸那樣的真正軍人，從來不主動給我講戰爭的故事。他沒給我說過戰爭中的殘暴兇險，而是講每平方米要落七發炮彈；沒吃的，拿手槍打野雞。我說，給你槍你打野雞去。他說，不然我吃什麼，總得吃啊。他會跟我說他們有個戰士信風水，躲來躲去的，拉屎也要挑風水好的地方，結果剛一拉屎，“嘭”，一枚炮彈過來，把他屁股削掉了。我爸說，你看你早不拉屎，這跑半天，被瞄上了。我覺得這種故事就特別有意思。
其實以前不止中國窮，窮的時候很多國家都窮。“二戰”以後，全世界才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前全世界各個國家都在餓死人，海明威在巴黎也有捱餓的時候。他在書裡寫歐洲的樓梯，以前沒有電梯，都是旋轉樓梯，上去的底下，每層都有個廁所，廁所都是蹲坑，蹲坑都拿水泥做成一個鞋的印兒。巴黎是歐洲最城市化的地方，人都會蹲，澳洲人怎麼就不會蹲了？為什麼沒這麼幾年，中國的整個氛圍都變得小資了？為什麼突然變得“娛樂至死”？我覺得這很可恥。小時候我母親總是教育我，好吃懶做是最可恥的。她每次發現我好吃懶做，就狠狠地揍我一頓。雖然我媽揍我不對，但在我心中烙下了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個人要勤奮，要做事。現在社會對不勞而獲、少勞多獲的崇拜，我覺得是不理智的。
在《讓子彈飛》中飾演角色的陳坤（左）、姜文（中）和姜武（右）
三聯生活週刊：你曾在採訪中說，你將來打算寫三本自傳。這可能是說著玩兒的。但還是想問問，為什麼是“三本”？有沒有可能是“四本”？
姜文：我要有足夠胡編亂造的能力，我就寫六本。你要寫超過一本，才能有對手。你寫一個“紅”的自傳，人家會覺得就是這樣；再寫一個“綠”的自傳，人家會說，怎麼不一樣呢，原本石頭在那兒，怎麼這石頭跑這兒來了，他可能覺得是你技術問題。再寫第三本，寫個“黃”的，就完全胡扯，造成徹底混亂。因為我覺得誰的自傳都不可信，他們只不過拼命告訴你，可信在哪兒，不可信在哪兒。反正自傳越多越好，就是寫不了那麼多。這跟我讀書有關係。經常在不同的書裡讀到同一件事兒，加強了印象，不同書裡反覆認為是一個方向，我會更加容易相信。有些時候，兩本書對這一件事的認識不同，我就會覺得這事兒原來這麼蠢啊；所以這對認識事物是有好處的。我不願意人們去相信一本書的說法，一個潮流的說法；應該看看對立面怎麼說，後面的人怎麼說，爺是怎麼說，會覺得比較有意思。
“在能做到與做不到之間”
三聯生活週刊：剛才提到母親對你的教育。前段時間在一個採訪中，你提到一個細節，拿到中戲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母親讓你去把衣服洗了。你回憶起這個細節，留下的是何種感受？
姜文：那個時候我17歲，肯定願意……那個時候她總說我身上的缺點，突然給她看一個我可能的優點，她仍然沒有順著我的願望去表達，諸如“我很高興”“兒子你很棒”，她沒這麼說。後來我理解到了，她還是希望我做得更好吧。當時對我來說，是挺失望的。理解一個人是很難的，慢慢做唄。唯一的遺憾是，她不能陪著我去理解她。到一定的時候她就走了，到我理解她的時候，我可能也老了。就是這樣。作為母親的兒子這個角色，等我快要死的時候再來評價吧。我覺得我還可以做得更好，還做得（讓自己）不滿意。
三聯生活週刊：你說到這兒的時候，我產生了一個聯想，也許不是很恰當。《芙蓉鎮》裡黎滿庚的老婆，她說過一句臺詞，大意是日子總是要過的，什麼運動都會過去。你怎麼看這個人物？
姜文：說句心裡話，我不太記得這個人物，可能當時我太小了，對我來說，不是很理解戲裡要拍的這些東西。我就聽謝晉的，他讓我怎麼演，我就怎麼演。說心裡話，我所理解的沒有我表現出來的理解那麼多。你說的那句臺詞，我不記得了。原來謝晉也跟我說一句臺詞，“要像牲口一樣活下去”，我不理解，這詞兒有什麼好的。他說你說吧，很好。我還是不能理解，像牲口一樣活下去有什麼好啊。當然他認為我應該這麼說，我就按照他的意思這麼說了，但我不認為像牲口一樣活下去就一定是好的。
三聯生活週刊：你曾在一些場合提到，一直不知道如何處理與女性的關係。你覺得處理與電影裡角色的關係，是不是反而更容易一些？
姜文：電影裡的人是假的，電影裡的人不會打擊我。電影裡的角色，你怎麼寫，他就是什麼樣。
三聯生活週刊：電影也有它的真實性。比如，你會把自己代入電影的角色嗎？
姜文：誰如果說自己特別會處理和異性的關係，要麼是特別智慧，要麼是特別愚蠢的。我也見過一兩個確實會處理這方面關係的人，比如王朔。王朔起碼是我的兩倍聰明。他真的能做好，而不是故意處理好關係，確實是讓男人女人都喜歡他的人，同時他也在表達自己。我覺得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很難做到。我表達自己的時候，往往容易讓人家覺得不舒服。把家庭的事弄得很美妙，需要很高的智慧，我覺得我沒有這麼高的智慧。
三聯生活週刊：你在2011年拍了一個小短片，父子《看球記》。照片上顯示的進球一瞬間，雖然只是在照片上，但它可能存在於真實的一瞬間之前。包括那個托起父子的升降機，像是現實生活的某種象徵或再現。這與你在生活中對父子關係的理解有關嗎？
姜文：我不敢說我有多少理解，正在理解中吧，不是那麼容易的。我確實體會到每個人都是不同的世界，人和人千差萬別，太不一樣了，理解起來挺需要點精力的。拍片子有兩種目的，一種是你能做到的，你拍了；一種是你做不到的，拍了。電影往往在這兩者之間，或者說更偏向於後者，所以才更接近於一種夢吧。複製生活可能沒有那麼大意思，我也沒那麼迷戀我自己的生活。我沒陪我兒子看過球，因為我不是球迷，我怎麼陪他看呢。你知道有一個說法，馬龍·白蘭度在生活裡從來沒有做過一個好父親，但他在電影《教父》裡卻是天下最好的父親。他也可能是用這種方式，來讓自己得到某種補償吧。誰都想做父親做到他那樣，我覺得我還沒有做那麼好。
三聯生活週刊：《陽光燦爛的日子》是一部關於青春的成長篇。政治運動正在進行的時候，對這些青春期的少年來說，反而父權消失了。是什麼樣的興趣讓你拍這麼一部有關青春的影片？
姜文：王朔的小說給我最大的推動力，看了那部小說我就想拍。即使是在外國，父權缺失的事也經常發生，我讀到比爾·蓋茨、比爾·克林頓、史蒂夫·喬布斯身上，也發生著這樣的事情，不知道爸爸去哪兒了。這不一定跟“文革”有關係，這是人的生活。
三聯生活週刊：你在拍《天地英雄》時，何偉（Peter Hessler）曾經對你做過一個採訪。後來他在文章裡寫道，你反映出了中國男人身上“普遍存在的恐懼和不安全感”。你同意這種歸納嗎？或者說，你認為是否存在“中國男人”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
姜文：他如果這麼說，那就是存在的，但美國男人身上也存在這些特質。為什麼有宗教？也是因為恐懼和不安全感，需要得到某種安慰或解釋，把上帝就找出來了。埃隆·馬斯克天天在忙什麼呢？他也有不安全感，老想把人從地球上搬走。去火星，去外太空，你覺得是美妙帶來的，還是不安全感帶來的？大量事實告訴我們，科技發展對現代人類所帶來的恐懼感，遠遠超過馬大三的恐懼感，特別喪失作為作品的力量。
三聯生活週刊：你飾演過這麼多男性的角色，從帝王到普通農民。從這些角色身上，你看到了什麼共性嗎？
姜文：男性總體比較傻，成熟得比較晚，但現在男性和女性越來越接近。靠體力幹活的時候，男女界限自然大一些，現在男性沒有什麼優勢了。我的那些電影裡，其實都是女性不斷在給男人當導師的，無論是《陽光燦爛》，還是《一步之遙》，還是《邪不壓正》，你看看就知道。我對女人很尊重的，儘管不瞭解。
三聯生活週刊：你說自己“不瞭解”，是源自什麼呢？像《色·戒》這樣的小說，原本焦雄屏打算請你來導，但你說不理解其中的女人，就放棄了。這種不理解，是從何而來？
姜文：我不迷戀張愛玲。你說魯迅好，我說張愛玲好，沒啥意思。如果你說魯迅被過分吹捧，那張愛玲也被過分吹捧了。我也不想深入去弄汪偽時期的事兒，我覺得就目前這種情況和掌握的資料，弄不清楚。中國還是一個受壓迫的民族，這種受壓迫的民族有其特性，以及壓迫民族對你的慣常態度。我記得是誰說過，俄國革命是剝削民族和壓迫民族的革命，中國革命是受剝削和受壓迫民族的革命，是不同的。法國維希政府也曾放棄抵抗跟納粹妥協，汪偽也投降了日本，但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背景很不同。需要很深的下功夫去理解這件事，而不是一個文藝腔的東西。我因此不拍這個，不能什麼都用女性的視角說事兒，這是一種潛在向災難發展的動因。對於落後就要捱打，為什麼落後，必須要嚴肅思考，比如我們為什麼沒有造出現代武器來，資金和人才都去哪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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