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宇航

從胡適疑古開始，到顧頡剛由辨史而非古，再到呂思勉，歷史虛無主義逐漸成為史學成名捷徑。從否定歷史到發現歷史，不顧歷史大勢，以細節品評歷史人物，否定屈原，否定岳飛，為秦檜翻案，為李鴻章汪精衛翻案。現在，呂思勉的弟子後輩越來越多，且佔據要津，連中文出身的易中天也拜在呂思勉門下。再加上高華沈志華之流推波助瀾，袁騰飛閻崇年之流指鹿為馬，現在的歷史研究，那還有可信度?然而歷史存在，我們現在的樣子是歷史的必然。可惜許多人選擇不相信。

雨後聽松

作為學者，最為重要的精神和價值，在於獨立思考，無畏立論，不為尊諱，不為書困，不為目瞞，作出未發之覆，抉呈閫奧，以見微旨。這是學術人的職業共識。

如果一個學者的所想所說，和社會的流行意見、大眾看法毫無差別，那麼，這樣的學者及其思考，往往是多餘的，是濫竽充數的，是屍居其位的，是有負國家所託的，是虛耗納稅人寄養的。反倒是這樣的學者，在學識公信力和學術道德上該受到質疑。

政治學學者劉瑜那本《觀念的水位》總結的挺好：研究型學者的使命，就在於開拓人類知識和認識的邊界，帶領讀者在知識、觀念上抵達一個他們從未去過的地方；甚至是“以前在人們眼中不是問題的問題”，經過他們的疏導，“開始變成問題了”，唯有如此，在爭議的背後，整個社會“觀念的水位”得以躍升。

所以，當姚大力教授——這位在當世邊疆史地研究上宜屬成就最卓著數人之列的史學者，提出一些看法而與大眾流行的見解有偏差，完全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

不難看出，姚教授所以“觸犯眾怒”，核心原因在於他的專業意見挑戰到了大眾的“常識底線”。

事件起因於，在本是一個小圈子的討論中，姚先生談到了“大一統”背後的血腥、殘酷與代價。他特別提及漢代徵匈奴的故事。姚指出，漢代征討匈奴，不間斷的戰爭中記述中，我們的歷史書只津津而道於“赫赫武功”和“民族自豪感”，而忽略了其中的非人道與慘烈現實。

所以姚大力接著引申說，如果要全面地認識歷史，不能只看到一個“大國崛起”的威風，而忽視背後的問題，並期望今人能以史為鑑，在遭遇到類似處境時，儘量減少流血衝突。可以預見，在民族主義成為“社會最大共識”的今天，這種不合時宜的“專家迂腐之論”必然會引得大眾怒不可歇，也理所當然的要受到大眾抨擊。

其實，要沿波討源，這個論調並不自姚大力始。在民國的史學研究中也是有過類似討論。比如姚大力的“太老師”、位列“民國史學四大咖”的呂思勉老先生，在他的《中國通史》及《呂思勉讀史札記》二書中，就曾經坦率無隱地談到類似觀點。他列舉大量史證指出，漢匈戰爭是國力的勝利，而不是戰略的勝利，並無必要；不僅如此，匈奴人口不敵漢之一大郡，過去的代國尚不怕匈奴，結果漢武帝舉全國之力都無法殲滅，所以無能。

呂論接著證說，對匈戰爭是漢帝國規模空前，傾盡全力，用民生多艱哀鴻遍野的代價來換取的，得不償失。比如戰馬死了十幾萬，戰士死亡人數也該接近十萬；只是面對士兵譁變，將領霍去病就可以當機立斷武斷斬殺了八千生命；大部分地區都存在拉壯丁的狀況，讓太多本來可以不死的一家之主暴屍於戰場；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整個漢朝被拖到了谷底，而後花費數十年才喘息過來。

所以，按呂思勉的說法，漢徵匈奴，其功過是非絕不是簡單的幾句話可以概括的。

以上學術論爭，當然不是我這次瞎摻和的重點——以我這點可憐的學識哪裡可以明辨其是非曲直。

我更為關注的，是在我們這裡，學術研究往往受到大眾撕咬的怪現狀，和學術觀點是否能自由言說的問題。因為，中國曆來就沒有獨立學術、自由表達的傳統，由學術觀點引起的爭辯每至於沸沸揚揚的人身攻擊之境，在我們這裡是“旋律悠揚的傳統”。特別是在小小鼠標讓知識和謾罵都變得無比便利的當下，此風尤烈。

同樣是上面拉出來做大旗的呂思勉，也經歷過這種夢魘般的大眾暴力。1923年，呂思勉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話本國史》問世，在這本1930年代銷量最大的中國通史著作中，呂思勉一反眾議，給了秦檜較多正面評價，卻說岳飛是“軍閥”，認為岳飛“只郾城打一個勝戰……郾城以外的戰績，就全是莫須有”。

不久，輿論譁然。南京政府迫於壓力，將其查禁，稱“武穆之精忠，與秦檜之奸邪，早為千秋定論。該書……是何居心，殊不可解”，並明令各校各店，嚴禁學生閱讀；1935年5月，呂思勉被人以“詆譭岳飛，危害民國”的罪名告上法庭，並散佈謠言，說呂思勉之所以罵岳飛，是為了討好日本人，是想當漢奸。這和眼下姚先生討論漢匈戰爭得失的學術問題，卻被那些所謂“歷史文化達人”有意誅心解讀、無限上綱、議程操縱、“泛政治化”為替日本侵華張目的高度，何其相似乃爾。

在抗戰期間頂住各種壓力堅持民族氣節的呂思勉悲憤難言，好在民國法院還通情理，並沒有在大眾紛起的攻訐中定呂罪名。事後，呂先生沉痛表示，“其實欲言民族主義，欲言反抗侵略，不當重在崇拜戰將，即欲表揚戰將，亦當詳考史事，求其真相，不當禁遏考證也”，意思說民族情感固然重要，但是學術研究實事求是的本質和獨立不倚的理想並不應該受到大眾干預。

也許，我們的“民族尊嚴”情感，是永遠高於“學術獨立”情懷的。所以，現在回頭想想，姚大力教授受的這麼一點點氣，算得了什麼呢？

只是有一點不解：當“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流”紛紛然成為我們的“學術警察”時，中國的學術該往何處去？

2018，4，9，晚，飯後閒敲

感謝閱讀。會勉力堅持每天都寫一些文史八卦、生活隨感、人物看法、影視評論等。歡迎關注本號、點贊鼓勵，若有其它看法，也歡迎大家留言批評——雖然我是不會改的。

劉愚愚

在南京大屠殺公祭之際，姚大力卻站在侵略者的立場上，主張用三個還原的觀點看歷史。說漢朝滅絕匈奴是殘酷無情的。

姚大力認為，匈奴經過長城是要哭的，因為大漠南部適合發展，到了漠北經濟就沒法發展了，相當於把人逼上絕路，言外之意，就是漢武帝為了維護漢朝的利益，不擇手段，甚至置匈奴於死地都在所不惜。

站在匈奴立場上說這樣的話，讓侵略者聽了很順耳朵，他們一定認為姚大力言之有理，非常正確！可站在被侵略的受害者角度上，認為這種言論十分荒謬！戰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何況漢武帝打的是屢屢犯我華夏的侵略者！這也是姚大力教授事件為什麼引起這麼大爭議的根本原因。

姚大力只談漢朝對匈奴的殘酷鬥爭，不談匈奴的滔天罪惡，有失公允。

匈奴在秦朝就屢屢侵犯華夏，在漢高祖劉邦統一天下後，更是得過進尺，血腥屠殺漢人不計其數，姦淫婦女，掠奪財物，無惡不作，

在你死我活的民族鬥爭中，沒有多少仁慈可講。漢朝共殺匈奴15萬，說多不多，說少不少，比起匈奴殺害擄掠的上千百萬漢人來說那又算什麼？

姚大力主張用三個還原觀點體諒匈奴在大漠北生活不容，也沒法發展，不如在大漠南部適合發展。怎麼不用三個還原觀點體諒漢朝百姓被匈奴害得家破人亡，屍橫遍野，水深火熱的苦難呢？如果大漠南部生存環境好就可侵略？是否打擊侵略者也侵犯了西方勢力所標榜的人權？

姚大力對敵人的慈悲讓人不可思議，總是站在極少數侵略者的立場上，為敵人喊冤叫屈，你怎麼就不站在無辜慘死在侵略者屠刀下的幾千萬老百姓的立場上，聲討敵人的滔天罪惡？

在前不久，姚大力認為文天祥不是民族英雄，理由是文天祥抵抗的是蒙古族，是今天56個民族大家庭的一員，按照姚大力的觀點就是自己人打自已人。是阻擋民族大融合進程。

據忽必烈自己估計蒙古人，在中國北方直接屠殺了1800萬人，而歷史學家估計殺死中國北方人口3000萬，占人口90%左右。

根據《元史》記載，僅陝南一帶雙方交戰後，宋軍陣亡士兵和被屠城的百姓就達數十萬。蒙古攻宋時，屠城二百，包括常州屠城。元滅宋，得戶九百三十萬，宋寧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 代戶數1千三百六十萬也少了30%。按每戶5人計算(金朝境內每戶平均5.4人)，南方宋境內被屠殺人數約2400萬。

在尚鋮主編《中國歷史綱要》。蒙古滅金後得戶87萬餘，口四百七十五萬餘，比金章宗太和七年(1207)年統計數戶七白六八萬餘，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餘，少了90%。按照這個統計，北方被屠殺漢族人民人數約4000萬。

也就是說，最保守的估計，中國金境和宋境內至少被屠殺了6300萬人，金帝完顏一族盡數被屠，世間從此再無完顏一姓。這還不包括蒙古帝國在西夏的種族滅絕行為中喪失的党項族人。以及滅遼後種族滅絕的契丹人。

蒙古帝國在中國境內的種族滅絕，作為世界記錄放在《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1985年版。

姚大力為什麼能用三個還原觀點體諒匈奴生活在大漠北不容易，嫌漢朝對匈奴太無情。怎麼就不能用三個還原觀點評價文天祥？

當年的蒙古軍對華夏民族的燒，殺，姦淫，擄掠，無惡不作，喪盡天良，滅絕人性，比日本鬼子還兇殘，是地地道道的外族入侵，文天祥抵抗蒙古軍當時就是抵抗外族敵人。用今天的民族融合評價以前的民族鬥爭，把歷史的時空混為一談，移花接木，難道這就是姚大力主張的還原觀點？

我認為姚大力的歷史還原觀點，是雙重標準，對侵略者還原觀點太過仁慈和模糊，對民族英雄的還原觀點太過殘忍和苛薄！

我認為衛青，霍去病，文天祥都是民族英雄！沒有衛青，霍去病等民族英雄與匈奴的殊死博鬥，就沒有漢朝的長久安寧！不把匈奴打敗，百姓永無寧日，甚至還被匈奴屠殺殆盡！沒有岳飛，文天祥等眾多民族英雄的錚錚鐵骨，就很難撐起華夏民族的脊樑，也就沒有華夏民族的浩然正氣！

本人現點，錯誤之處，請各位朋友批評指正，不勝感謝！

魯南觀點

我們說，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這就是說，不管你說得多麼清楚，別人的理解卻都有可能與你的意思不完全一致。這就要求我們說話要有嚴密的邏輯。

姚大力教授的歷史邏輯你不能說有什麼大的錯誤，但是姚大力教授可能低估了“運算失誤”原理的發生，他也是避免不了的。

思維科學裡有一個有趣的“怪”現象：我懂，我明白。但是，做出來的事情結果是錯誤的。這就是著名的“思維運算失誤”現象。

姚大力就踩了這顆雷了。

人道主義是什麼？姚大力比各位你我會講得清清楚楚的。

但是，他的人道主義這個詞兒用在漢武帝時代，是不是很可笑啊？

於是引來一大批翻雲覆雨的吐槽。我們說，人道主義是資本主義時代提出的一個空想的人文主義精神，強調的是無條件的同情心和悲憫心，要求人要做到善良、平等、正義、公平等等。

資本主義時代真的有很多這樣的資本家對人民人道過，例如傅里葉、歐文是著名的大慈善家，但是，他也是以失敗告別了他的人道主義實驗。

今天，應該是更人道主義的時代吧，那你看看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對伊拉克有人道主義嗎？今天，美國英國法國，這些地地道道的人道主義國家都能把伊拉克國家毀了，政府顛覆了，總統處死了，有人道主義嗎？有無條件的善良、同情、公平、正義嗎？

我們再看看姚大力教授的人道主義是怎麼說的：他說，通過了解漢匈殘酷的戰爭歷史，對我們今天的人可以更人道一些。

他的意思也沒錯，就是，人類不要再殘酷無情了。

但是，哥哥哎，你別叫人誤會了，我們中國人今天沒有幹過對別人殘酷無情的戰爭。恰恰相反。我們是戰爭的受害者！

姚大力教授的知識有多棒，我一點也不懷疑，但是姚大力反思一下哈，你是不是出了一次“運算失誤”的錯？我走，我跑，我不會栽跟頭，但是，恐怕栽個大跟頭的就算你。

我們又把話題轉到漢匈戰爭。漢代，全世界還是比較野蠻的時代。那時代，只有中國還有一套“仁義道德”的規矩自律。估計其他國家沒有中國這樣嚴格。

但是，漢朝與匈奴既有生產生活的互補，又有產生不足的嚴酷矛盾。再說呢，匈奴與中原國家的中國，有戰爭不是從漢武帝從開始，而是有悠久的歷史的。

漢武帝的“雄心”就在於，希望有一個永絕匈奴之患的“百年大計”。所以，他抵抗匈奴的決心和勇氣也特別大，對匈奴也特別狠，畢竟是戰爭，不殘酷那就是玩遊戲過家家了。

戰爭永遠是殘酷的，漢匈戰爭是殘酷的抗日戰爭是殘酷的，一切戰爭都是殘酷的，這沒有什麼區別。珍愛和平，維護世界新秩序，積極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也是科學的人道主義。

我真不希望看到一個空想的人道主義的說教者的面孔。

漢文帝時代漢匈矛盾就一直沒有消停，好不容易嫁出去一個公主，換來了“息兵養馬”的機會，但是，武帝時代匈奴又不斷有騷擾啊，你想想呂后時期匈奴是怎麼來信侮辱呂后的，那時的匈奴有同情可憐的漢朝嗎？漢代強起來的漢武帝能繼續忍氣吞聲嗎？

人道主義不是空想，也不能空想。日本今天都沒有給中國一個道歉。屠殺中國南京三十萬同胞的時候，日本也是明明白白知道人道主義的，而且比中國人知道的更早。

沒準，人道主義還是從日本傳到中國的西方文化。

千千千里馬

今天南京大屠殺公祭。我看到教授說漢族對匈奴殘忍，可能他有特定的研究環境和背景。

但我想說的是：歷史不忍細看，總是驚人的相似。

因為歷史的主體是人，推動歷史事件發生的不是矛盾，而是人心，

我同意姚大力主張的三個還原的史學觀。

畢竟對學習歷史是有幫助的。

這三個還原，

第一個還原是處在那個時代的人對那個時代的感受。

第二個還原，必須要還原到一個大的歷史途徑。

第三個要還原的就在史實這個層面。

姚大力教授的觀點是，匈奴經過長城是要哭的。因為大漠南部適合發展，為什麼？因為遊牧經濟需要更多交流，比如買賣，到了漠北，經濟就沒法發展，相當於把人逼上絕路。漢想消滅匈奴，是不是隻要保衛漢朝的利益，任何做法，甚至致人於死地都可以？姚大力教授不是責備漢武帝，而是想說能不能通過歷史的教訓，而使自己變得人道一點。

其實我想說戰爭從無人道可言。

結合進化來看，思想，文化，工具，人性都在改變。

只有人心是沒有變的。

在人類祖先的化石中，有一種常見現象是某個洞裡有一排人頭骨，頭骨上有個石器砸開的洞。

百思不得其解的背後，確實太殘忍。

喝腦漿不知在他們那個時代是一種什麼傳統，可能就是像吃個西瓜一樣？想吃就吃了？

還是天冷無處狩獵，自相殘殺只求生存？

危機之下，很少有人做到先保護別人，這是自私嗎，我覺得是，也不是。

皇權之下，賊兵來犯，三次而不止。

簡單想象一下，公交車上有一個人踩你腳，可能一次不在意，兩次是偶然，三次好像就心理不舒服了。

我覺得不會有人能做到，他一直踩你，你一直默不作聲。

如果你能做到，請留下你的姓名地址，我覺得大波人會奔走相告，與你成為好朋友。

為了少戰，派過間諜，也合過親。

我覺得姚大力教授的觀點在理論上是對的，應該人道一點。

但是，等到人來做的時候，又有幾個人能做到呢？

日內瓦公約是有的，不過貌似止不住民族仇恨，也制約不了野性的人心。

今日南京大屠殺公祭，就民族問題，幾人能釋懷？

文化的差異，信陽的差異，人性的差異。

遊牧民族好戰，因為資源靠天

海島出生好戰，因為資源有限

每個堂而皇之的戰爭理由都有一個藉口叫資源。

我同意教授的史學觀。

學者只是學者，研究的只是象牙塔裡的理論。

也不知下次敘利亞戰爭，教授會不會搖著人道主義大旗去平定叛亂。

梁宇航

請給專家學術自由的空間。罵教授的人，幾乎就是一個文盲，由於網絡的原因，有了話語權，大放厥詞。

姚教授的水平太高，豈是我們這些凡夫俗子能夠望其項背的。

就像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本來應該是個好事情，卻遭到了文盲們莫名其妙的圍攻。一會說莫言水平不如路遙，一會說莫言水平不如賈平凹，路遙已經作古；賈平凹本人敢說這個話嗎？你行，你怎麼不去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呢？

楊振寧多麼了不起的一個科學家，別人是把中國籍改成了美國籍 ，楊振寧把美國籍改成了中國籍，多麼愛國的一個科學家呀！卻被許多人罵得一塌糊塗。詬病楊振寧娶翁帆。翁帆本人和翁帆的家人都沒意見，你鹹吃蘿蔔淡操心，你是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

看看春秋戰國時期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國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中國人的思想就被禁錮住了。

一個國家的先進，首先是思想的先進！

美食家106

說殘酷是真的，但是殘酷的有理。如果殺一人可以保護一百個人一千個人不被殺害，則殺這一人有理。

我先說說乾隆時期對準格爾的戰爭。乾隆這個人一向喜歡吹牛說大話，自詡“十全老人”，但有一個事情，他做得對，而且對中國貢獻極大，不亞於康熙收復臺灣，甚至過之。那就是乾隆對準格爾的征服，或者說是“滅絕”。準格爾人原來是蒙古人的一支，後來控制了新疆外蒙一帶，擁有方圓500萬平方千米以上的龐大疆域。葛爾丹就是這個國家的領袖，與中國發生過戰爭，後來被康熙給滅了。後來，準格爾帝國繼續存在，一直是中國的心腹大患。準格爾信仰的某一個宗教，就是沙漠裡面來的某一個教，這個宗教極具侵略性，註定不會安分，而且準格爾與沙俄是勾結的，隨時就會化為一頭惡虎——注意，是惡虎，不是惡狼，惡虎比餓狼厲害100倍——向中國撲來。乾隆趁準格爾內亂，力排眾議，派出軍隊通過浴血奮戰，終於將準格爾征服。如果是簡單的征服，則乾隆就不算偉大，乾隆做的絕，他對準格爾予以了滅絕政策。雖然，看起來，滅絕是反人類，但是對一頭惡虎，你不滅它，遲早你會被它所害。準格爾被滅絕後，此地被命名為新疆。新疆就是古書中的西域，中國曆朝歷代都沒有有效控制過西域，乾隆之前的西域不能說是中國的真正領土，乾隆消滅了準格爾，中國才第一次將西域納入自己的版圖。所以說，縱然乾隆太愛吹牛皮，這一個事情幹得絕對漂亮。

匈奴也是一樣，後來三國之後發生了“五胡亂華”，漢人被屠殺了幾千萬，而匈奴就是“五胡”之首。

懷疑探索者

向壞的方向過分解讀一種行為，結局一定是王八蛋！

說在一開頭，以免部分朋友浪費時間。如果你只是想罵娘，沒必要看完回答。罵娘還假裝理性，那是自己騙自己。你在評論裡罵娘，有時間的話我會懟回去，如果事情忙，那請你稍等一會。

個人以為——

1. 姚教授的這番話只是學術觀點而已。
2. 學術觀點屬於見仁見智，支持或者反對都很正常。
3. 甭管支持還是反對，首先要儘量搞明白其內在邏輯。
4. 學術觀點就只是學術觀點，跟政治正確沒什麼關係。
5. 所謂“政治正確”就是金角大王的葫蘆，落誰手裡都能用，且只在噴人的時候有用。

題主說的“三個還原”，大抵是出自姚大力教授在《漢武帝的三張面孔》研討會上的發言。

在網上看了一下發言內容，其中並沒有任何涉及到“南京大屠殺”或者相關的部分，愣說這番話跟“南京大屠殺”有關聯，以至於在“南京大屠殺公祭日”說出這番話，就讓“愛國群眾”氣的跳腳罵街，恨不得殺之而後快，個人的體會就四個字——莫名其妙！

姚大力教授受到諸多非議，其中一個是“第三個還原”，相關內容摘錄如下——

第三個要還原的就在史實這個層面。我覺得現在我們被某些所謂最高原則矇蔽了，比如說大國崛起的就是一種最高的原則。某一些被我們封為是絕對重要的，可以顛覆一切其他原則的那種最高原則，矇蔽了我們的良知。所以歷史學研究要還原的就是良知，就是常識。我經常講我們研究出來的東西是不能違背良知和常識的。可能超越常識，但是它絕對不能違背常識。比如說為了國家利益，你能不能殘酷地限制某些人的利益，甚至把他們肉體消滅掉？一個歷史上所謂崛起的時代，是不是就不能批評了？這裡有一個良知的問題。

坦白說，姚大力教授作為一名體制內學者（復旦大學教授&清華大學兼職教授）能在公開場合說出這樣的話，是一種很體現知識分子勇氣的行為。

所謂“最高原則”能否能凌駕於良知之上？答案顯而易見，

被所謂的“最高原則”矇蔽良知，繼而搞出很多光怪陸離，甚至事後想想都覺得肝兒顫的狗屁倒灶，這種事情有沒有發生過，恐怕大家都心裡有數。基於都懂的原因，咱不說自己，拿國外的例子說事。

“民族復興”、“國家利益”、“國家崛起”……聽起來夠叼夠積極吧。可這些很叼很積極的“最高原則”一旦矇蔽良知，也許就會開出納粹這樣的罪惡之花。

有興趣的朋友推薦看看《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一書，你就很容易理解不受限制的“最高原則”有多可怕。

姚大力教授另一個飽受非議的點，在他舉的關於匈奴的例子，相關內容摘錄如下——

這個（將匈奴整個逐出漠南）是一個完全正義的事業嗎？匈奴後來經過長城他們是要哭的。漠南是匈奴遊牧人發展最有利的地區，為什麼？因為遊牧經濟需要跟其他經濟的交流，如果跑到了漠北，跟其他文化的交流就非常困難。我們理解這個問題嗎？漢代這樣殘酷無情地對待匈奴，要把匈奴人在整個漠北消滅掉。為了自己國家的安全可以採取這樣的做法嗎？是不是因為這是保衛漢朝的利益，所以任何做法，甚至致人於死地都是可以的？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要苛求漢武帝做什麼，而是當我們今天看待這件事情的時候，能不能因為歷史的教訓，而使自己變得人道一點。

驅逐匈奴是正義的事業嗎？個人以為，正義的因素佔主要。不管怎麼說，驅逐匈奴的起因在於匈奴擾邊。保家衛國、消除邊患，應該是一個正義的出發點。

姚教授認為“把匈奴逐出漠南”值得商榷，個人理解其內在含義大抵是這樣——

為了保障國家安全，是否可以將另一個種族全部滅絕？

從漢代的角度看，不能過分苛責漢武帝：

1. 如果放任匈奴留在漠南，他們將很有可能繼續威脅邊疆。
2. 漢武帝把匈奴趕到漠北，並非是主動實施種族滅絕，主要還是想長久保持邊疆穩定。

如果是今時今日，確實是不能這麼做，畢竟道德標準和底線與過往有了很大的不同。

月下沒有花

首先漢朝與匈奴的戰爭屬於自衛反擊戰，自漢高祖劉邦白登之圍後，對匈奴採取和親等忍讓方式，也並沒有換來和平，只是較之侵略次數少了一些，文帝景帝二朝匈奴也是時不時南下掠奪財物與百姓，漢武帝時代經過文景之治的積累，國力鼎盛當然要反擊了，戰爭只有你死我活，那有仁慈可言，而姚教授某種意義上是站在漢匈戰爭中侵略者匈奴方的角度上。

可以這樣理解，面對野心勃勃的異族侵略，強大了就是漢武帝主動反擊，打的匈奴一蹶不起，再也沒有能力南下侵略漢朝，保護了子民的安全，西晉無能，異族南下五胡十六國，北方漢人幾乎被屠近；民國時國家積貧，日本侵略，中國死傷數千萬人，漢武帝時強盛之際萬里擊匈奴，提前消滅匈奴危險，總比之後世西晉、民國無力時，異族侵略屠殺國民強吧？

南京大屠殺紀念之際，死難同胞不緬懷，卻站在當年侵略者立場思考人道，豈不是太悲天憫人太不可思議了？

個人見解，謝謝觀看，更多精彩動動小手點個關注～

宋安之

姚教授強調要“歷史地”看問題。所謂“歷史地”就是不要以特定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僵化孤立地——而應該根據歷史上特定時期特定背景以及特定的現實去實事求是地看待和評價歷史問題。

姚教授的觀點引起的爭議的地方恰恰是沒能夠根據歷史現實去對一系列歷史問題做出客觀的評價而只是孤立片面地強調漢民族對於周邊遊牧民族的野蠻和傷害。

然而歷史的背景又是怎樣的呢，封狼居胥、築京觀的事情漢民族沒少幹，但是懷柔和親才是歷代漢民族政權的基本國策。無他，因為對遊牧民族發起戰爭對於農耕立國自給自足的漢民族而言除了勞民傷財之外沒有任何好處。而相反，遊牧民族的生存環境決定了他們無法依靠固有資源實現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於是，“以爭奪生存資源為目的的對外擴張”就成了基本的選項。

因而，歷史而言，遊牧民族和漢民族之間的矛盾和衝突體現著前者有著前提上的主觀故意而後者總是被動應對的態勢，強如秦始皇也只是希望採取“拒敵於長城之外”的策略去應對遊牧民族常態性的騷擾就很能說明問題。

歷史上，挑起民族爭端的往往是姚教授眼中的弱勢遊牧民族，而且往往是佔了便宜的一方。然而既然是民族爭端，就肯定會有殘酷和野蠻，相較於五胡亂華、崖山蹈海、滿清屠城，遊牧民族路過長城哭上一把又算得了什麼？！何況，那是漢民族境內的長城而不是你的黃沙大漠、蒙古草原，你每次經過我的家門口（長城）你就哭不正好說明了你以及你的祖先總是有事沒事就喜歡跑我家門口搗亂麼？你的祖先做強盜掛了你當然有哭的權利。但姚教授或者遊牧民族的後輩們絕對沒有任何理由為遊牧民族的這些強盜祖先鳴冤叫屈吧！

再深入一點，從文化和文明的角度去看。我們可以這麼說，漢民族燦爛的文化和文明深遠地影響著周邊地區，所謂“中華文化圈”涵蓋整個東亞，漢民族對待周邊的弱勢民族更多地是希望通過這種文化的影響力去加以薰陶並實現和平共處的目的。現實一點而言，漢民族實在沒必要也沒有意願去覬覦你那點破銅爛鐵。

而相反呢，每一次遊牧民族大舉進入中原，隨之而來的就必然是中華文明（甚至人類文明）的停滯和倒退。

兩相比較，你哭祖先的那幾滴眼淚卻是以人類文明的嚴重倒退為代價的。還好意思拿出來說事？

除此以外，漢民族對於遊牧民族的強勢往往更多地只是體現著文化和文明的導入。相反，每一次遊牧民族對於中華正統的顛覆，都無不伴隨著野蠻的奴隸制度在中華大地的再次復辟，歷史地看，這些所謂的弱勢遊牧民族對於人性的摧殘又豈是在長城邊哭哭強盜祖先的眼淚就可以抹煞的？！

回答問題：人對狼既有戒備之心也會有更多的懷柔善意，而狼對人呢，恐怕除了叢林法則的本能之外不會有任何人性的憐憫了吧。當然正因為我們是人，也因而，才有了姚教授這種扭曲了的憐惜罷！

關鍵字: 史學 文化 漢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