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盤張扣扣殺人案
劉向南 | 文
下手利落，連殺三人，發生在大年三十的張扣扣殺人案震動全國，捲起輿論風暴。春節中的一連數天，公眾的關注目光都集中在陝西漢中南鄭區新集鎮三門村這樣一個原本再平凡不過的小山村。
待喧譁散去，張扣扣事件的真相仍未見水落石出。帶著諸多疑問，界面記者在漢中奔走多日，走訪多位核心當事人及見證者，儘可能完整、全面地還原這一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
1、大年三十連殺三人
2月15日，大年三十這一天，是中國人習俗中給祖先上墳祭拜的日子。時近中午，三門村周邊的山間與田地裡便已是鞭炮聲聲，村民們以此方式來表達對上輩人的孝敬與思念。
35歲的張扣扣在這一天沒有去給母親上墳。張父張福如回憶說，自張母汪秀萍在1996年死後，張扣扣很少去母親墳前，“前幾年他跟我去過一次，給他爺爺燒了紙以後，又給他母親燒，然後他就哭了，這些年就沒有再去了。”
（案發地三門村是個普通小山村。劉向南攝）
像往年一樣，雖然兒子沒有跟著一起去，張福如還是跟他的三個兄弟以及一個侄兒一起去了祖墳。張扣扣則有自己的打算——按照案發後第六天南鄭區政府新聞辦公室做出的案情通報，他戴上帽子與口罩，拿一把單刃刀，尾隨跟蹤去上墳祭祖的王校軍、王正軍兩兄弟，“伺機作案。”
王校軍47歲，是王家老大，王正軍39歲，是老三。作為鄰居的王家與張家之間曾發生過一宗在該村人盡皆知的“人命案”：1996年，王、張兩家打架，導致張扣扣的母親死亡。平時，王家兄弟並不在村裡，只有他們的父母在村中老屋居住。也是因為要過年，這兩兄弟才得以在村裡聚齊。
王家兄弟在這個大年三十去上墳，時間應該是在近中午的十一點多鐘。他們的鄰居張小萬（化名）回憶，那天他與他的弟弟正坐在自家屋裡火爐邊烤火，“十一點多，不到十二點，”他看到王家兩兄弟和他們叔伯家的人，“一大路，”提著放著紙錢、香蠟之類東西的籃子去上墳。當時張小萬還給家裡人說：“人家王家這麼早就去燒紙了啊。”
在村裡被叫做“王漢娃”的王漢軍當時也在去上墳的王家人當中。王漢娃是王校軍兩兄弟的堂兄。王校軍的父親王自新共兄弟三人，王自新是老三，王漢娃的父親王自發是老大，王自發已去世多年。
王漢娃回憶，那天他們去上墳，去了大大小小共13個人。王家祖墳就在村子邊上，因為地面小，容不下太多人，另外加上王家兄弟要把父母帶到縣城去過年，王家兩兄弟燒過紙，磕頭作揖之後，就與其他幾個人一起慢慢往回走。王漢娃則與另外兩人留在了最後，他們三個燒了紙，又在祖墳邊放了兩個炮。他們與王家兄弟“錯開”的時間也就在幾分鐘之內，也往回走時，就目睹了王家兄弟的被殺。
王漢娃給祖墳燒紙的時間是在中午十二點零幾分，張扣扣殺人的時間發生在十二點十分左右。當時王漢娃已經拐進了進村的路，他看到一個人正在用刀捅王家老三王正軍，王正軍當時已躺在地上，面朝下，那人用刀子在他背上捅。有人喊“神經病殺人了”。王漢娃說趕緊報110，就有人打了報警電話。
這時王漢娃還不知道王家老大王校軍已經被殺。王漢娃的大嫂王慶蘭在上墳回去的路上走在王家兄弟前面，她距離老大王校軍只有一二十米遠，老三王正軍又在王校軍身後一二十米遠。王慶蘭剛走到村裡水泥路邊一個商店門口，想進去跟人打個招呼，一轉頭，她看到一個人戴著“長沿沿的帽子”與黑口罩，戴著黑手套，一刀捅在了王家老大王校軍的腰上，王校軍一下子滾到了路邊的旱溝裡，那人跟著也跳進溝，王校軍仰面朝天躺著，那人“朝老大肚子上噗呲噗呲捅，捅了至少10幾刀。”
王慶蘭當時就嚇蒙了，開始吆喝：“神經病殺人了！神經病殺人了！趕緊救命！”也沒見有人出來。王慶蘭快步躲進路邊同族二叔家。她身邊還有兩個小孫子，“都嚇得哭得不行了。”王慶蘭通過窗戶朝外看，她看到殺人者從溝裡出來，“又往老三身上補刀子，之後就大搖大擺地往下走，跟正常人一樣。”
這時，王慶蘭才認出殺人者是張扣扣。後來王慶蘭從其他目擊者那裡知道，在張扣扣捅老大王校軍之前，先殺老三，抹了老三的脖子，之後才又幾步追上老大。“他殺老三時沒有什麼動靜，殺老大同樣沒什麼動靜。”
張扣扣殺人的時候，王家兄弟二叔的兒子王亞力就站在殺人現場一二十米外的馬路邊，他看得很清楚。王亞力回憶：“這個事情太突然了，都沒看到扣扣從哪裡出來的，他戴著口罩與帽子，先殺老三，後殺老大，他們兩個都沒有吭聲就死了。後來扣扣就朝我三叔王自新家跑去了，也沒人敢截他，我們都比較害怕，都愣住了。”
王家兄弟的父親王自新家就在前面幾百米距離。“等有人追過去，他已經把我三叔也殺了。”王慶蘭回憶說。
王自新年71歲。“殺這三個人，前後連10分鐘都不到。”王慶蘭驚魂未定。
張扣扣刀殺王自新時，王的老伴在屋內，她耳朵不好，聽不太清，眼睛也不好。直到王漢娃進屋去叫她，她才知道張扣扣殺了人。
張小萬回憶，在張扣扣逃離前，他曾看到張扣扣指著楊桂英說：楊桂英，你是個女的，我今天不殺你。
2、焚車
一條窄窄的鄉間水泥路從三門村中穿過，張扣扣家與王自新家在公路的同一側，一前一後相鄰而居。張扣扣家是一棟新建的白色二層小樓，王自新居住的仍是老土房，沒有院牆，院子朝向水泥路敞開著。
張小萬的家在水泥路的另一側，幾乎正對著王自新的家。張小萬的妻子看到了張扣扣刀殺王自新，一下子就被嚇哭了，說“一個瘋子殺人了”。張小萬出門看，看到一個戴著帽子的人剛從王自新家出來。這時，張小萬聽到王漢娃說“是扣扣就是扣扣”，他這才認出殺人者是張扣扣。
張小萬跟著王漢娃與另外一人去王自新家裡看，他們看到王自新躺在老屋的屋簷下，已經斷氣了。
（殺人現場血跡猶存。劉向南攝）
王漢娃只看到了張扣扣在王家老三身上補刀，他沒有看到王家老大王校軍被殺，甚至王校軍就躺在路邊溝裡他都沒有看見。王漢娃開始到處找王校軍。他趕到叔叔王自新家裡時，王自新已經被殺，這時他又看到張扣扣從自己家裡走出來，手裡拿著汽油瓶，先是砸王校軍停放在張小萬家門口的小汽車，後來又用汽油燒。
在張扣扣砸車時，王漢娃也到了車跟前，他還想老大是不是在車裡躲著呢，並沒有。
在張扣扣燒車時，王漢娃對張扣扣說：“你這是幹啥呢？大過年的，你搞這些！”
張扣扣說：“你別管，你最好不要參與！”
砸車燒車時，張扣扣把殺人的刀子別在後腰上，王漢娃很仔細地看了下。“那把刀子大概有30公分長，是不鏽鋼刀，非常鋒利。”王漢娃回憶。他急著要找到老大，就繼續找人。這時有人說溝裡還有一個人呢，王漢娃就回到張扣扣殺王家老三那兒的溝邊看，他看到王校軍仰面朝天躺在溝裡，已經死了。
燒過車後，張扣扣就跑掉了。王慶蘭回憶：“張扣扣大搖大擺地往下走，他說：‘22年前的仇終於報了！殺了三口人，今年過年可熱鬧了！’還說：‘唯一的遺憾就是沒有抓住老二。’”
張小萬的弟弟張小軍（化名）也目擊了張扣扣燒車的整個過程。他回憶，張扣扣燒完車就在馬路上吼叫，“他的一個侄女拉他，說：哥哥，你弄這個事情，最後姥姥（記者注：當地對叔伯的稱呼，這兒指張扣扣的父親）咋辦？”張小軍感覺此時的張扣扣“已經瘋狂了”。圍觀者沒人敢去阻攔張扣扣。
王漢娃找到了王家老大，給村長王曉明打電話，他說：“你在哪裡？你趕快回來，我叔叔一家三口人被一窩端了。”
年過六十的王曉明在這個小山村當了約30年的村幹部，當過村支書，後來這個村子跟周邊其他村合併，他又當村長至今。大年三十這一天，他正在山上守山。因為上墳，過往幾年山上多次發生火災，當地政府擔心今年再發生火災，“就安排每個村幹部包一片，再帶一個人，到山上防火。”
王曉明回憶，他正在山上，中午十二點三十幾分，一個人打電話給他，說：你還防火呢，還不趕緊，你村上把人殺了。這個人開車去上墳，經過王家兄弟被殺的現場，看到有個人躺在路上，就給他打了這個電話。王曉明還有點不太相信，便騎著摩托車下山。十二點四十三分，他又接到王漢娃的電話，王漢娃說張扣扣把他姥姥和王校娃都殺了。“王校娃”是王校軍的小名。
聽到這個消息，王曉明想“不會再過一個安生年了，這不得了”，他讓王漢娃趕緊報警。等他騎著摩托車回到村裡，他只看到圍觀者以及躺在血泊裡的被殺者，張扣扣已經不見了。
張扣扣殺人時，其父張福如也正在山上，他們已經燒完了紙，有人給他的侄兒打電話，讓張福如趕緊回家。張福如回憶，他走到山的半腰，已經聽到警車到村裡來了，“這時看到一個人跑得飛快來截我，我怕被殺人滅口，不跑非死不可，”他就躲進了後山，直到次日下午過19時才回家。
像三門村的很多人家一樣，張扣扣家很早年前也是居住在山上，近幾十年才搬遷到的山腳下現在居住的位置。山裡廢棄的老屋仍在。張福如就躲在山裡的那些老屋裡，一天一夜沒有吃東西。等他回到家，見到村裡有很多警察，自家大門口也被拉起了警戒帶。
當時警察也在尋找張福如。村裡及周邊貼出的追緝張扣扣的一些複印照片上，有的還同時帶有張福如的照片。張福如走進了村部，這裡也有很多警察。看到張福如進來，“他們說這個就是他。”
（案發後三門村中張貼的一張“通緝”圖像。劉向南攝）
3、“倖存者”王家老二
王家老二王富軍今年44歲，是漢中碑壩林場的工人。他在2011年離了婚，這兩年有了女朋友，女朋友的家在南鄭縣城周家坪，她平時在西安工作。大年二十九，女朋友回家，王富軍去車站接了她，當晚他沒有回他自己在大河坎鎮的家，就在女朋友家的沙發上睡了一夜。
大年三十上午，王富軍也一直在女朋友家，那天女朋友的妹妹也回來了，因為平時家裡只有父母兩個老人居住，房內很亂，女朋友就讓王富軍幫忙收拾一下。王富軍回憶，他之前跟父親王自新打過電話，說今年就不回老家上墳了，王父同意，說他大哥跟三弟都回家了，他們去上墳也是一樣。
就這樣，王富軍在大年三十沒有回老家上墳。他躲過一劫。
（紅磚左為王自新的家；紅磚右為王自新侄子的家；最右白色小樓是張扣扣的家。劉向南攝）
當天中午12:40左右，王富軍接到家住縣城的大嫂打來的電話，大嫂告訴他，她的一個在縣公安局刑警隊工作的同學告訴她，老家出事了，但是她不知道具體出了什麼事，她讓二弟趕緊回去看一下。王富軍就騎上摩托車往老家趕。
半路上，王富軍接了兩個電話。一個是老家她的一位堂嫂打來的，問他在哪，讓他趕緊回來。又一個是他的一個堂哥打來的，問他在哪，當時他已經要到新集鎮了，堂哥告訴他家裡出了大事，不讓他回來，要他找個安全的地方先待著。堂哥沒有告訴他家裡具體發生什麼事，只是說他父親可能被人砍傷了。
新集鎮上有一家中心醫院，到了此地後，王富軍打算等一等，他認為家人如果被砍傷，應該會被送到這家醫院來。等了約10分鐘，仍不見有救護車過來，王富軍心裡就生起不祥的預感。這時他又接了一個電話，是老家一個侄兒打來的，在這個電話裡，侄兒告訴家人被殺的事。王富軍聽了，“當時就站不住，蹲在醫院那裡好久。”他的堂哥又給他打電話，讓他趕緊離開，找個安全的地方待著。
彼時，張扣扣已不知去向。老家的很多人都擔心張扣扣會找到王富軍繼續復仇殺人。
王富軍回憶，他重新騎上摩托車，“暈乎乎地”回到了周家坪女朋友家裡。當天下午，警察把他從女朋友家接走，先是安排進新集鎮政府值班室，還派了警察保護他。當天夜裡凌晨，他被轉移到縣城一個秘密住處，一連很多天，他都在這個住處躲藏不出。
王富軍的母親、大嫂、跟前妻居住在碑壩鎮的他的小兒子等王家親屬，也被警察接到這個秘密住處，被保護了起來。
直至大年初二張扣扣自首歸案後，警察才取消了對他們的保護。
（關於王富軍的更多報道，另見：《獨家對話張扣扣案“倖存者”王家老二：我不會走張扣扣這條路》，本公號會在4月5號刊出。）
（白色二層小樓是張扣扣的家。劉向南攝）
4、張扣扣的母親汪秀萍
張扣扣的母親汪秀萍死於1996年發生在張家與王家之間的一樁打架事件。汪秀萍身後留下一男一女兩個孩子。那一年，張扣扣年13歲。
汪秀萍死後，特別是這個春節又發生張扣扣殺人事件，關於汪秀萍生前的一些事又被村民們再次頻繁議及。提起汪秀萍，幾乎每個村民都會想起她曾經的“愛罵人”。一位村民說：“如果村裡有10戶人家，她起碼跟8戶吵過架。”
在王漢娃的記憶裡，汪秀萍在村裡是個熱心人，村裡每有紅白喜事，她都愛去幫忙，而且幹活實在，把活都做得非常好。“但是她也有一個最大缺點，就是看不慣哪個人，只要有一點不順眼，她就會罵人。”
王漢娃還記得，在與王家發生打架時間的前一兩年，汪秀萍跟另一個鄰居發生口角，“也是兩個婦女之間的事，她就去人家家裡耍賴。”那時村裡還都是土房子，汪秀萍拿了一床被子，把稻草鋪在地上，睡在這一家的堂屋口，“睡了好長時間，吃在那裡，拉也在人家門口。”
在汪秀萍家東邊住的是張家兩個同族兄弟，王漢娃記得，“她就搭個圍牆圍起來，讓這兩個兄弟過不了，人家把房拆了，才弄了條路出去。”王漢娃說：“汪秀萍可能對外人挺好，但就是對自家弟兄堅決不讓，不讓你從這裡過。”
王慶蘭對汪秀萍的印象，也是“嘴不好”，她描述說：“如果她對你有氣跟你吵架了，也不讓我跟你說話，如果我跟你一說話，她走到你跟前，就開始罵，會朝你吐口水。她罵人，拿一個暖水瓶坐在那裡，喝著開水，可以一天到晚地罵。罵人的話還怪怪的，都是這個女的把那個男的偷了，那個男的把這個女的偷了。”
張扣扣的一個伯母也回憶說：“扣扣媽愛跟人吵架，這是事實。她也跟我吵過。”
多位村民還記得，在更早年前，同樣是因為吵架，汪秀萍把另外一個村民“罵自殺了”。這件事是發生在汪秀萍的鄰居郭繼德家。汪秀萍家與郭繼德家都在鄉間水泥路的同一側，中間隔著王自新家。
郭繼德今年63歲，他回憶，當年他的前妻與汪秀萍吵了架，汪秀萍生了一男一女，而他前妻只是生了兩個女孩，汪秀萍就說他們家沒有做好事，才生不出兒子。郭的前妻“吃不下這口氣”，就出去躲計劃生育，又懷了一個。孩子已經八個月了，她從外地回家，郭繼德說是汪秀萍報的信，郭的前妻被帶到縣醫院強行引了產。前妻想不開，乘著農忙時間，家裡人忙著收割油菜，懸樑自盡。
這件事發生在1990年。郭繼德說肯定是汪秀萍報的信：“她報信了還說了，人家都聽見了，她說：你回來了，我就去說，就報，看你能跑得掉，看你兒子能生得出來嗎。”
前妻自殺後，郭繼德沒有去找過汪秀萍一家的麻煩，郭繼德認為“她家也是窮鬼”，他去找村裡和鄉政府，他得到了一筆賠償，是損失費與安葬費，計生罰款也退給了他，“總共也就千把塊錢。”
郭繼德後來又娶了一個妻子。他的這位妻子回憶說：“汪秀萍跟我關係挺好的，她沒有跟我吵過架。”
5、1996年打架死人事件
在發生打架事件之前，張家與王家之間的關係曾經非常好。很多村民都知道，張家兄弟與王家兄弟之間曾經是“幹兄弟”。張扣扣的父親張福如共兄弟四人，張福如排行老二。張扣扣的大伯張忠儒回憶，在他小時候，因為王自新的父親身體多病，他們屬相相配，王自新的父親就認他做了乾兒子，“講迷信，說是衝一下。”
張扣扣家與王自新家關係好，很多村民描述說，“農忙的時候都是你幫我收穀子，我幫你收穀子。”後來為何失和，鮮能在村民口中得到確切答案。村裡流傳的一種說法是：王自新曾與侄兒王漢娃一起做販豬生意，也就是把生豬收購回來，殺掉後賣肉賺差價，他們一度還把張福如帶上做，後來他們對張福如不滿意，就不帶他了，這就導致汪秀萍對王自新家有意見。
（張扣扣父親張福如在自己家中。劉向南攝）
對於這種說法，張福如沒有予以確認。張扣扣在殺人歸案後律師會見時曾告訴律師：“我們和王家原來關係很好，我和他倆都互相稱對方的父親叫‘乾爹’，我印象我們兩家做過殺豬的買賣。”
王漢娃也沒有予以確認，他只是表示當年與王自新一起收過豬。而在發生打架死人的第二年，王漢娃放棄收豬，改了行，與妻子一起到了山西臨汾，做麵皮生意至今。
在汪秀萍死亡當年11月張福如請人寫的一份“訴狀”中，他是這麼描述與王自新家發生矛盾的過程的：那年張家種了五分地的西瓜，同年6月的一天，汪秀萍對張福如說隔壁的但小慶要給她家小孩買點西瓜，張福如表示“鄉里鄉親的，摘幾個送去不收錢。”次日汪秀萍摘了幾個西瓜送了去。三四天後，汪秀萍與但小慶同去西乾渠溝裡洗衣服，兩人說笑西瓜的事，王自新的妻子楊桂英手提竹籃找豬草從溝邊路過聽到了，認為“用西瓜蔑視了她”，由此楊桂英與汪秀萍發生矛盾，開始口角之爭。
據這份“訴狀”描述，1996年6月20日前後的一天，因為西瓜的事情，楊桂英與汪秀萍還發生過一次“對陣罵仗”。
（張福如請人寫的一份申訴材料。劉向南攝）
王家老二王富軍也不太清楚他們兩家究竟是怎樣發生的矛盾，在他的記憶裡，在1996年發生兩家打架事件前兩三個月，1996年五六月份，是一個週末，他正好在家裡，他聽到他媽與汪秀萍各自站在門口的路上吵，但是緣由如何他也不記得了。
發生打架的那一年，王富軍在漢中市裡讀中專，剛讀了一年，他的弟弟王正軍剛初中畢業，已經考上了高中，兩人都是放暑假在家，很快就要開學了。王富軍記得那是8月底的一天，是傍晚，當天的《新聞聯播》剛開始播放，他和弟弟在屋裡看電視，他覺得沒意思，屋裡也比較悶熱，他就出門透透氣。
王富軍正在路邊乘涼，汪秀萍從他身邊經過，王富軍描述說：“她朝我身上吐口水，這次沒有吐到我身上，我也沒說啥，覺得這就是一個瘋婆子。”王富軍仍舊站在那裡，“大概十幾分鍾，她返回時，又朝我吐口水，這次吐到了我臉上。”王富軍說那時他年輕氣盛，就罵了汪秀萍一句，還上去扇了她一耳光。
王富軍回憶說：被打後，汪秀萍開始罵，“她還往地上撿東西，沒有撿著，就邊罵邊往她家那邊走，這時，她的丈夫和女兒拿著傢伙出來了。我三弟也出來了，我媽跟著也出來了。”老三王正軍額頭上捱了汪秀萍一扁鐵，“不知道是她女兒還是她丈夫給她的。”王富軍看到王正軍額頭上流了血，“我三弟當時只有17歲，也是年輕氣盛，也急了，”王正軍從路邊柴垛裡抽了一根柴棒，順手一掄，“沒想到就砸在人家的頭部了。”
張扣扣的父親張福如回憶說，當年他家餵了一頭母豬，養了一窩小豬，他正在喂小豬吃食，“我兒子來叫我，說他媽被打死了，”他才出去看。
在汪秀萍死後張福如請人寫的一份申訴材料裡，張福如這樣敘述：1996年8月27日18時，汪秀萍領著兩個小孩到西渠洗腳，“路過加害人王正軍門口時，汪無意吐唾沫，”汪富軍以濺到其臉上為由對汪秀萍拳打腳踢，並掐住汪秀萍的脖子，致汪疼痛難忍，在此情況下，汪叫小孩拿來家中一根扁鐵打傷王富軍。這時他正在家中餵豬，孩子跑回家告急，他才出了門。
在這份申訴材料中，張福如敘述出現在打架現場的張家人是王自新、楊桂英、王富軍和王正軍。張福如要把汪秀萍往家裡拉，這時他聽到王自新說“把她往死裡打，打死了老子給抵命”，在他拉汪秀萍距自家門口六米許時，“加害人王正軍手拿一根1.5米左右的木棒，猛擊汪秀萍一棒於頭部。”
在打架過程中，不止一個村民聽到了王自新喊出的那一句話，只是不同回憶者的用詞略有差別，其中一種描述說當時王自新對他的兒子喊的是：“你打去，打死了有老子擋。”
捱了一棒的汪秀萍死於當晚。
6、驗屍與安葬：張母的後事
在1996年張、王兩家打架時，王漢娃還是一個只有26歲的年輕人，正是農閒時節，當時他在離打架現場只有約30米遠的一個人家打麻將。他的妻子李麗萍在現場，“與這兩家關係都好，她當時在拉架。”
李麗萍的名字後來被以證人的身份寫進了後來的刑事判決書裡，王漢娃回憶說，“她當年也年輕，沒經過事，讓她去作證，她都嚇哭了。”
打架當天，正在玩麻將的王漢娃聽聞動靜出來，張王兩家已經打完了。
當時任村支書的王曉明的家距離打架現場很遠，有一公里路，那天傍晚，張福如跑到他家，說王自新把他媳婦打了，說打得很嚴重，在地上睡倒了。王曉明回憶，“我說你還不趕緊拉到醫院去，張福如說他不管，誰打誰負責。”
王曉明也到了現場，當時幾個村幹部都到了，他們看到汪秀萍靠著一棵樹，坐在王自新家門口的地上。他們問了問打架原委，就安排王漢娃他們趕緊拉到去醫院去。
當時王坪鄉還沒有撤，就挨著三門村，鄉醫院距離打架現場只有一里路左右距離，王漢娃和他的一個堂弟一起把汪秀萍拉到鄉醫院，王漢娃回憶，“大夫用聽診器聽了聽，說好像是沒氣了。”他們又把汪秀萍拉了回來。
王曉明回憶，汪秀萍死了，他們暫時沒有把人已經死亡的消息擴散，只是說很嚴重，已經昏迷了，當時鄉政府有一個手搖電話，鄉政府的人打電話報了警，公安來人，把王自新以及他的參與打架的兩個兒子銬走。王曉明回憶：“當時派出所的人還說你們村上這一點幹得好，把兇手控制住了，沒讓跑。”
（做了三十年左右村幹部的現三門村村長王曉明。劉向南攝）
當晚王自新父子三人被帶到新集派出所，先是在派出所院子裡的一棵樹上銬了一夜。王富軍回憶，那時是夏天，蚊子很多，“我們被拷在樹上呆了一夜，真是太難受了。”他們在第二天才被問了口供。王富軍說這時他才知道汪秀萍死了，“嚇蒙了。”
做完口供之後，王富軍與父親在當天就回了家，打人的王正軍沒能回家。1996年12月，王正軍以犯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被南鄭縣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七年。法院認為，“鑑於被告人王正軍犯罪時尚未滿十八週歲，且能坦白認罪，其父已代為支付死者鉅額喪葬費用，加之被害人汪秀萍對引發本案在起因上有一定過錯責任，應對被告人王正軍從輕處罰。”
而三門村中對於汪秀萍後事的處理，給親歷的村民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汪秀萍死亡後，她被放在那輛板車上，板車放在王自新家門前的路邊。她死後一兩天後，法醫來驗屍，驗屍現場就在停放她屍體的路邊。村裡人都圍著看，連周邊一些村莊的人也來圍觀。一位當時在現場的村民回憶：“人山人海，就像趕場一樣人多。”
法醫驗屍的過程在圍觀者面前展露無遺。一位當時在現場的村民描述說：“法醫先把她的頭皮割開，然後用鋸‘咯吱咯吱’地鋸開，把鋸開的頭顱拍了照，然後再縫合上。”張扣扣與他同樣年幼的姐姐也在人群裡圍觀。這個場景讓一些圍觀者後怕了很多年，“晚上在村裡走路都怕。”
村幹部王曉明回憶說，驗屍之後，汪秀萍在忍水鄉王家壩孃家來的她的兄弟等人把屍體抬進王自新家的堂屋裡，按照孃家人的要求，花幾千元買了上好的棺材。王曉明回憶，把棺材抬進王家的堂屋後，汪秀萍的孃家人還不讓把屍體裝進棺材，說事情未了，不能裝，屍體就放在棺材蓋上。
王曉明等村幹部去找張家談，張福如提出要以命抵命，“他說共產黨得把老三槍斃了”，王曉明說人已經被抓去了，不會輕易把他放出來，按照農村的風俗，入土為安。張福如又提出把屍體埋在王家堂屋裡，王曉明說這不可能。王曉明他們不斷做工作，在人死大概七天後，張家與汪秀萍的孃家人才終於答應先把屍體安葬。
王曉明回憶：“那是夏天，屍體腐爛了，臭得不能聞，戴上口罩都不行。我喝一口酒，上前幫忙。後來王家的親戚拿酒瓶子往屍體上噴倒。我們又喝了酒，才把屍體裝進了棺材裡，把棺材蓋釘上，抬了出去。屍體都生蛆了。”
當時王家父子都不在，據村民說是躲了出去，是王漢娃等王家侄孫幫忙處理汪秀萍的後事。王漢娃回憶，當時的花銷都是先在鄉信用社貸的款，“用來招待孃家人的吃喝，他們來了不少人，找了一輛中巴車專門接送。棺材是買的鎮上黃木匠做的最好的棺材，3000多元，衣服買了十一件，安葬以後吃酒席，也是大辦的，擺了好幾十桌，招待那些幫忙的人。”
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王漢娃回憶說，“都是孃家人說了算，任由孃家人擺佈，如果人家覺得怠慢了，罵我們，都不敢開腔。”
王漢娃的妻子李麗萍回憶說，她當時也幫忙燒水做飯，用來招待汪秀萍的孃家人。
7、庭審：汪秀萍孃家大哥的回憶
在南鄭縣忍水鄉的汪家壩村，汪秀萍共有三個兄弟。在汪秀萍死亡那一年，大哥已經因病去世多年。二哥汪長髮不識字，老三汪井發讀過初中，在庭審王正軍故意傷害（致人死亡）一案時，由汪井發出任原告張福如的代理人。汪井發已在2003年病逝。
汪長髮今年76歲了，他因淋巴病剛在西安住了一年的醫院，2月24日下午坐在他家院子裡的冬日陽光下回憶往事，身體仍然顯得很虛弱。他回憶妹妹汪秀萍剛出事後，“我們去的時候，還有人說：老汪，你不要去拼命！我說拼命幹啥啊，兩軍作戰必有傷亡，我們畢竟人少，他們人多。我老伴也勸我，要顧活的，不要再惹出什麼事。”
（汪長髮在自己家中。劉向南攝）
南鄭縣法院於1996年12月對汪秀萍死亡一案做出的刑事附帶民事判決顯示，王家支付的汪秀萍的喪葬費共8139.3元。汪長髮回憶，當時是村裡出頭先拿錢安葬的，後來王家再還給村上，“這8000多是安葬費，買棺材，買菸買酒，這個錢他們是用了的。但是，我可以說，我們沒有花一分錢。”
案件在縣法院開庭那天，汪長髮參加了庭審。張扣扣與姐姐張麗波和他一起坐在旁聽座位上。他的三弟王井發作為代理人和作為原告人的張福如都坐在臺上。汪長髮記得，當時在某個鄉政府工作的王家老大王校軍也參加了聽審。他已不記得王正軍的樣子了，只是記得“一個人戴著手銬子，警察站在那裡，我看到進去後就把手銬子給取了。”
南鄭縣律師事務所的兩名律師為被告王正軍出庭辯護。張福如沒有請律師，汪長髮說，一方面，這是因為當時認為自己人被打死了，道理畢竟在自己一邊，另一方面，家裡也窮，“也是對政府信以為真。”
汪長髮回憶，當時他們的想法是：“這個事情，都有一定差錯，人已經死了，能起作用的，是要彌補一點損失，因為娃娃小。”作為代理人，王井發在法庭上提出賠償經濟損失10萬元。但是，判決下來，除已花掉的那8000多元安葬費用外，王家被判決再償付1500元經濟損失。
無論是張福如，還是汪長髮等幾個孃家人，都認為這個判決“不公道”。汪長髮回憶，庭審的時候，他很想發言，但是審判長劉永生不準。
汪長髮回憶：“我想發言，是想說你們太不公平。”汪長髮認為的“不公平”，一方面是他聽說人是王家老二打死的，老三是“冒名頂替”，另一方面，幾個出庭的證人，“都是偏向王家，”“李麗萍是王自新的親侄兒媳婦，一個叫郭自忠的老漢，我們聽說人家請他吃吃喝喝。”汪長髮認為張福如“太實在了，沒有用，連找個人作證的本事都沒有。”
張家與汪家的人還認為，“這個事情是王家老大想辦法化解了。”
判決之後，汪長髮記得，1500元錢是審判長劉永生交給原告的，“劉永生從包包裡掏出錢來，張福如和我都簽了字。”
對於這個判決結果，張福如說他實在想不通，汪長髮對他說：你上邊沒人，下面也沒人，現在這個社會，大小幹部都是有一層關係的，“你不服有個啥法嘛！”後來張福如有沒有再上訴，汪長髮就不知道了。
2018年3月29日，央視《法治在線》欄目對此案進行了報道。採訪中，張扣扣的父親和姐姐認定當年打死人的是王家老二，後來因老三不滿18歲，被交上去頂罪了。
對此，王富軍稱，現在張家說1996年人是他打死的，“純粹是胡扯。張家用心太險惡。”
2018年3月30日，張福如對妻子汪秀萍被打致死一案正式向南鄭區法院提交申訴狀及相應材料，界面新聞獲得的材料顯示，1996年12月16日的宣判筆錄曾載明：
法官：張福如，你上訴否？
張福如：我不服，要上訴哩！
一晃20多年過去。在過去這些年裡，外甥張扣扣一家與汪家壩舅舅這邊“不再走動”。提起這件事，汪長髮很傷心，不禁流下淚來。
汪長髮的兒子回憶說：“我姑姑死後兩三年，扣扣和他姐還來過幾次，之後就再也沒來了。”前七八年，他在街上遇到過張扣扣，“我讓他過來耍，他也沒有來。”張扣扣的這位表哥分析，“他媽死得太慘，他應該是覺得舅舅這邊當時沒人給他們出頭。”
這個大年三十下午三點多鐘，幾個警察到了汪長髮家，他們主要是想知道不知去向的張扣扣是否到了這裡。汪長髮回憶，警察最初說出的是張扣扣的另一個名字“張曉波”，他都不知道叫這個名字的是誰，後來警察告訴他張扣扣殺了王家三人的事，這讓汪長髮感到很震驚。
8、仇恨的種子
張扣扣今年35歲。在三門村同齡人中，他有幾個鮮明的“自我特徵”：當過兵；沒有結婚；不抽菸，不喝酒，不打牌，平時喜歡自己呆在家裡，不怎麼出門。
發生殺人事件之後，村裡人才知道這個一貫與人為善的“好娃”原來這麼多年心裡一直都埋藏著一粒仇恨的種子。
2月23日律師殷清利在南鄭看守所會見已經歸案的張扣扣時，張扣扣多次強調了他“終生難忘”的三個畫面：
第一個是1996年發生打架的那一天，他與姐姐一起跟著母親去渠裡洗腳，張母先回家，他與姐姐回得稍晚一些，等他們走近家門口，他看到母親躺在地上，王家老二與老三正用膝蓋頂在他媽的胸口上。
第二個畫面，是張母被打後，扶她往回走，扶了她就倒下，這樣倒了兩回，張父就弄來一些稻草讓張母躺下，他去抱母親，並一直喊他媽，張母呈想說話又不清醒的狀態，他看到母親嘴裡噴出血來，他還能聽到母親喉嚨裡有血流動的聲音。
再一個畫面就是法醫驗屍，張扣扣回憶說，那天在路邊，他母親的衣服被法醫扒光，法醫對他母親“開頭頂”，“從這個太陽穴到那個太陽穴，把皮翻開，用鋸把頭蓋鋸開，拍照後又縫合上。”張扣扣看到母親在入棺時臉都變形了，他都認不出是她了。
只有在同村關係非常好的“小夥伴”中間，在過往這些年，張扣扣才表露過復仇之意。
同村的張慶紅（化名）在讀小學與初中時與張扣扣都是同班同學，他回憶，讀書時，張扣扣性格開朗，“經常笑嘻嘻的，也愛跟人開玩笑，”這期間沒有聽他說過要報仇的事。後來他們都到外地打工了，回家見面時，張扣扣偶爾對他說過要報仇之類的話，他還以為張扣扣是在開玩笑。
“我對他說：都啥年代了，你要好好工作，好好掙錢，以後成家立業。”張慶紅回憶，“扣扣當時就是感到有一口氣咽不下，表示他過不好，也讓對方過不好。”
（張扣扣就讀過的村中小學。劉向南攝）
初中畢業後不久，2001年，張扣扣通過徵兵入伍，去新疆當了兵。在三門村一帶幾個村子裡，同去的共有四個年輕人，其中一個是村長王曉明的兒子王成（化名）。王成比張扣扣小一歲。王成回憶，由於不在一個生產隊，入伍前他與張扣扣幾乎不認識，到了新疆後，他們在同一個團，但在不同的連隊，他屬於步兵，張扣扣在迫擊炮連隊。
在部隊裡，王成與張扣扣也沒有什麼來往。他們是武警部隊，訓練強度很大，“每天早上起來先在團操場跑一個三公里，下午又是一個五公里，以營為單位組織訓練，各訓練各的。”
王成回憶，新兵訓練完，要把他們送進老兵連，團裡在大禮堂開了一個大會，就在這個幾千人在場的大會上，團領導點到了張扣扣的名字。原來，入伍後，班長問新兵為何要來當兵，張扣扣說他是要鍛鍊身體，要給他媽媽報仇。張扣扣的這個想法就被逐級反映上去，一直反映到團裡，團領導讓指導員、連長、班長給他做思想工作。
這件事也傳回了三門村，村中很多同齡人都知曉，張扣扣的小學同學、玩伴、鄰居張小萬回憶，張扣扣曾親口告訴過他這件事。
回憶起來，無論是張父張福如，還是張姐張麗波，都不記得在過去這些年張扣扣曾對他們提起過要為母報仇的事。張扣扣平時與父親、姐姐都不怎麼談心思，打工回到家裡，他總是坐在自己房間裡看電視，不怎麼外出。
張福如是個木匠，農閒時候，他也從不閒著，到處去為人做小工，“工資一天五六十元，有時八十元，”他想給兒子翻蓋新房，盼望著能儘快娶個兒媳婦回家。
經過張福如的辛勞努力，張家推到舊土房，在2007年蓋了一層的新磚房，2013年又加蓋了二層。張福如說修這個房子，他出錢11萬，張扣扣出了2萬。
現在在三門村，張家的這棟二層白色小樓算是最好的那種農民房子了。張扣扣的房間在樓下，睡房與客廳都收拾得很整潔。從客廳的樓梯上到二層，二層是三室一廳，空蕩蕩的，還沒有裝置什麼傢俱，其中一個房間放著一張床，那是這個春節姐姐與外甥女在張家住了幾天，張扣扣專門為她們添置的。
張扣扣母親死亡那年，縣法院的一審判決下來，張福如不服，他找人寫了“狀子”，在1996、1997那兩年頻繁奔波上訪。他還到西安找到省政府上訪。張福如回憶，他當時的訴求主要有兩個，一是要槍斃王正軍，另一則是經濟賠償25萬元。
上訪幾年都無果。“人家兒子是國家幹部，”張福如回憶說，“那時我很窮，連一雙鞋子都買不起。當時沒有照相機，如果把我的那雙鞋子照下來，你們可以看一下。”
2001年，張扣扣已經當兵去了，張福如帶著女兒張麗波又去了省政府。他們在省政府門口“大吼大叫”。後來張福如一個在西安“當幹部”的五叔出面，不讓他這麼上訪。張福如說他看在這位五叔的面子上，就沒有再去。
這成了張福如的最後一次上訪。這麼多年來，張福如還保存著那幾年奔波上訪的一些車票。
張扣扣殺人之後，大年初六下午，村長王曉明去了一次張扣扣家。王曉明找張福如，主要是因為之前兩日很多記者採訪張家，他認為張福如在“胡亂說”。
王曉明與張福如簡單聊了幾句。王曉明說，他這才發現“張福如心裡一直沒有把那件事放下來”。
（張福如至今保存著的當年上訪時的來往車票。劉向南攝）
9、張扣扣的婚事
張扣扣於2003年與王成一起退伍回到老家。
王成回憶，在入伍之前，他從新集鎮的鐵峪中學轉學到城關一中，戶口也辦成了“農轉非”。“當兵走的時候有個政策，持居民戶口的退伍回來可以辦安置卡，也就是回來兩年後給安排工作。”退伍後，王成先在漢中市委門口乾了大半年的保安，接著到深圳寶安區福永鎮鳳凰派出所當了一年巡防員，之後回家，被安置到縣農業局下屬的能源辦上班至今。
張扣扣是農業戶口，未獲安置，他退伍後四處打工，走了一條與王成不同的路。王成回憶，2005年，他在深圳當巡防員時，有一次騎摩托車巡邏，遇上了在深圳福永鎮一個電子廠當保安的張扣扣，兩個人互相問候，聊了聊。後來他們又遇見了幾次。在王成離開深圳回老家時，張扣扣還在那裡當保安。
王成回憶，在深圳當保安時的張扣扣“很正常，很開朗，做得挺開心。”那時張扣扣還有一個女朋友跟他住在一起，女朋友是離過婚的，比他年齡大，有自己的孩子，“不知道那孩子是不是在他們身邊。”後來他們分了手，王成說“應該是扣扣爸爸不同意”。
張扣扣一直沒有結婚。他在看守所裡與律師會見時也曾說，2004年他去廣東打工後，2005年開始認識了一個江西女孩，比他大幾歲，他當保安，女朋友當普工，處了幾年，她讓他結婚，他說這輩子可能不會和女的結婚了。
他們在2007年分手。至於一直不結婚，張扣扣說，母親死後，他經常會想起母親死時的畫面，放不下，“然後還有一些世俗的因素，畢竟現在人比較現實。”
有時候打工回家，特別是等堂兄弟也回來，張扣扣偶爾會到大伯家裡坐一下，“耍一二十分鐘就走。”大伯母回憶，他們也對他說要趕緊結婚，但是每提起這件事，張扣扣都會說娶個媳婦不容易，要房要車，得幾十萬，他說“俺哪裡有那麼多錢呢”，還說“要是有那麼多錢，買個車開開算了”。
張扣扣的確沒有多少錢。張福如回憶，春節前八九天，他對張扣扣說：“你不好好掙錢，我給你修房子花了這麼多，我身上都沒錢了。”張扣扣聽了，賭氣，就去銀行取了4萬塊錢交給張福如，說：你身上沒錢了，這4萬塊錢給你，你拿去種莊稼，買種子、化肥、農藥。
殺人事件發生後，警察搜查張家，把這筆錢也搜了去。張福如說，警察還去調了張扣扣的銀行賬戶，發現他當時也只有這4萬塊錢了，“這麼多年就存了這麼多。”
不同於往年，在2017年，張扣扣在7月份就回家了，之後他沒有再出去打工。在上半年張扣扣曾出國務工，村中都傳說是去了阿根廷，但是會見過他的律師從張扣扣本人那裡知道，傳聞有誤，他去的乃是斐濟。
張福如回憶，張扣扣這次回家後，本來還想出去找工作，但是不好找，即使找到的話工資也低，張扣扣對父親說“過了年就馬上走”。為準備過年，張扣扣還去買了很多年貨。張福如怎麼也想不到會發生殺人的事。
張扣扣的姐姐張麗波嫁在周邊一個村子，有一個女兒，13歲了。她們一家在石家莊做麵皮生意，七年沒有回來了。這個春節他們回家過年，是在臘月十九回來的，臘月二十上午到的三門村孃家。張麗波和女兒在孃家住下來，一直住到臘月二十七才回婆家過年。
張麗波回憶，“這些天，扣扣就是坐在家裡烤火，看電視，看煩了就到院子裡或者馬路上去轉轉，或者在院子裡曬曬太陽。”他們之間一如既往，交流不多，“都玩手機，你看你的，我看我的。”到了吃飯時間，張扣扣就去做飯。
張扣扣非常喜歡小外甥女。上一次見到她，她還只有四五歲。張麗波回憶，那幾天弟弟對他的這個外甥女可好了，“親得跟啥似的，”無論是外甥女提出要買什麼東西，彩筆、帽子，“再貴他都給買。”回婆家過年時，小外甥女都不捨得走了。
張麗波記得，臘月二十五，張扣扣還跟姐夫一起去附近山上的盤龍洞玩了一天。她怎麼也沒想到大年三十會發生殺人的事。張麗波說弟弟肯定也是想過好日子的，也想結婚生子，不然他就沒必要把房子修得這麼好了。
但是，據張麗波說，這麼多年以來，沒有人給張扣扣提過親。想起這個，張麗波就感到自責，認為自己沒有盡到一個做姐姐的本分。張麗波說，今年回來，她還曾經跟婆婆講過這個事，“我說到哪裡給我弟弟找個媳婦，你看樓房蓋得這麼好。”
同村的張小萬也跟張扣扣講到結婚的事。在三門村，張小萬是與張扣扣談心最多的“小夥伴”。他在這個春節回家過年，臘月二十六中午，曾和張扣扣一起到村外田野的路上走了走，他們坐在西乾渠的小橋上聊天，關於張扣扣的婚姻問題，就聊了有半個小時。
張小萬回憶，他勸張扣扣，說他已經35歲了，馬上40歲了，眼光別太高別太挑了，哪怕人家是離過婚的，不帶小孩也行。“最後，扣扣說：球，我爸爸弄的那事，你也知道。”
張扣扣所說他父親在村裡的事，不但張小萬知道，村裡人幾乎都知道。“是他和同村的一個女的在一起，那女的有男人，孩子才比我們小一兩歲。”
就在這次聊天中，張扣扣告訴張小萬，那女人把買的化肥都堆在他們家，為這事，他還曾讓父親趕緊把那些東西扔到路邊上去。張扣扣說，有一次他回家，他去幫那女人把家裡的糧食收了，幫著把她家的油菜種了，然後讓她今後少跟他父親在一起，“他說你不要臉我還要臉。”
張小萬說，張扣扣認為這件事很丟人。“扣扣跟我們不一樣，我們家裡都弄得亂七八糟，他家收拾得乾乾淨淨，只要稍有點灰，他就抹一下。”張小萬說，“我估計他心理有潔癖。”
（張扣扣的家。劉向南攝）
10、王家三兄弟
站在張扣扣家的新房的二樓，通過窗子望出去，王自新家的土坯房以及整個院子都盡落眼底。
1996年打架死人後，王家老二王富軍第二天與父親王自新被從派出所放回了家，他很快開學，就到漢中繼續讀中專去了。王富軍回憶，頭半年，他都沒有回過家，由大哥王校軍給他寄生活費，每到週末，王自新也不讓他回家，而是讓他住在姑姑家。
1997年中專畢業後，1998年，王富軍被分配到漢中市的碑壩林場當工人。由於單位效益不好，2007年他跟單位裡很多人一樣辦了停薪留職手續，到廣東打工，直到2013年才又回到原單位工作。
在那七年中，王富軍在深圳幹過一年保安，後來到東莞一家染紗廠幹了六年普工。那七年他幾乎沒有回過家，2011年回來，還與妻子發生矛盾離了婚。過去幾年，他借錢參加了單位在大河坎鎮的集資蓋樓，2017年才有了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他有一個兒子，今年13歲了。
在過去22年中，王富軍很少回老家，每次回去，在路上遇到張扣扣或張福如，都是各走各的，互不打招呼。張福如也回憶說，在過去的20多年中，他們一家從來不會跟王自新家說話。
每次回老家，王富軍說他“總是覺得哪裡不對頭，心裡慌慌的”。王富軍回憶，有時張扣扣會站在他家樓上觀察他們，他就發現了兩次，“在院子裡一站，老是感覺到張家樓上有一雙眼睛在盯著。”每次從張家門口過，王富軍也總是很小心。他很少在老家過夜，“都是早上回去下午就走。”
（從張扣扣家二樓一個窗口望出去，王家小院盡收眼底。劉向南攝）
王家老三應該是更小心。王富軍回憶，因傷人致死獲刑七年後，王正軍先是在縣看守所短暫關押，之後轉到西安少管所。王富軍說他並不清楚弟弟具體是在何時出獄，“聽說因為表現好，他減了一年左右的刑。”
在三門村，也沒有誰能準確知道王正軍的出獄時間，他的堂哥王漢娃說，“判了七年，坐了四年，另三年監外執行。”張福如說他也不知道王正軍坐了幾年監。
出獄後的王正軍更是很少回家，他一直在西安謀生。有時回老家，也是看一下父母就馬上走，基本不在村裡過夜。王富軍說之所以如此，“確實是怕報復，畢竟人家出了一條命。”
他們兄弟也很少見面，王富軍聽王正軍說他在西安跟人合夥開了一家公司，2017年，因為女朋友在西安上班，王富軍平生第一次到西安，他去王正軍的公司坐了一下，這家公司經營一種工業用電爐，自產自銷，“聽我三弟講，他在公司裡是負責銷售的副總。”
王正軍在西安結過婚，還有一個女兒，但王富軍從來沒有見過她們，她們也從來沒有被王正軍帶回過老家。王富軍聽說近幾年三弟也離了婚。
王家老大王校軍生於1971年，打架那天，他沒有在現場。王富軍回憶，王校軍也是中專畢業，1996年打架時，他在兩河鄉政府工作，是普通幹部，不是網上傳說的鄉長，打架時，是王校軍參加工作的第三年。
後來，王校軍在南鄭縣的多個鄉鎮工作，當過副鄉長、副鎮長、鄉鎮人大主席，三年前調到旅遊局任紅寺湖管委會主任，正科級。王校軍的愛人在縣上衛生部門工作，他們有一個女兒，在海南讀大學一年級。
在三兄弟中，只有王校軍回老家多一些。
（王自新家小院裡停放著的他的一輛三輪車。劉向南攝）
11、王家兄弟的錢債
在堂兄王漢娃的印象裡，王家三兄弟的經濟狀況都不怎麼好，特別是老三。王家三兄弟都曾向王漢娃借過錢。
過去20多年，王漢娃一家在山西臨汾做涼皮生意賺了一些錢，經濟寬裕，他們搬出了原本與張、王兩家都不遠的老屋，在村裡另一頭買了一塊宅基地，花十幾萬元修了一座嶄新漂亮的農家小院。
王漢娃回憶，2000年前後，老大王校軍要在縣城買房子，曾向他借了2萬元，2017年才把這筆錢結清，他們算了一下賬，“我女兒上學什麼的，他說給我辦事了，墊資什麼的，算是還了。”
老二王富軍的林場蓋集資樓那年，王富軍也來跟王漢娃借錢，王富軍說他自己手上沒錢，王漢娃認為老二不靠譜，“不太好好幹事,”直接拒絕了。
至少十年前，老三王正軍也在王漢娃這裡借了5萬，是老大王校軍來取的，老大以自己的名字寫了字據。
因為女兒要出嫁，這個春節王漢娃回來得早，他是在臘月十六回的家。老三王正軍在臘月二十一回來。王正軍還是那麼胖，體重200多斤，挺著一個大肚子。王漢娃在臘月二十四去找了王正軍，問他要錢。
王漢娃說：老三，借錢的時候你沒到我那裡去，是你哥哥拿的錢，你哥哥都立了字據的。
王正軍說：知道，知道。
王漢娃說：你說用兩年，這一晃都十多年了，上一回我不停地給你打電話，你不接。
王正軍說：哥，我不在家，我沒有拿手機。
王漢娃說：你啥時候回來的，我都不知道。
王正軍說：回來有兩天了。
王漢娃說：你什麼時候給這個錢？
王正軍說：哥，這幾年廠裡效益也不咋滴，我開了年想辦法還錢。
王漢娃認為王正軍是在“忽悠”：“一開了年，我往外頭走，他也走，就見不到人了，打電話不接，你也拿他沒辦法。”
王漢娃告訴王富軍：“這個錢你看著辦，要是你不還，你哥哥留有字據，你哥哥三十就回來了，等他回來我再提這個事。”
當時王父王自新聽了，也說“就是，就是。”他讓三兒子想辦法還這個錢。
王漢娃說這是這麼多年以來他第一次跟王富軍提還錢的事，現在王家老大與老三突然被殺了，這讓他很為難：“你說這個錢怎麼辦？”
王正軍不只是欠王漢娃的錢。殺人事件發生後，王漢娃曾給王坪鄉信用社的主任打電話，“我說我這個兄弟出事了，他在你們信用社貸了多少錢，”主任告訴他：“兄弟，不得了，反正有七八十萬。”
這些錢都是老三通過親戚朋友幫他貸的。王漢娃說，王正軍在他父親王自新面前說他在西安開工廠，王自新也沒有見過，都是由王自新出面讓一些親戚朋友來幫忙貸款。
在過去這麼多年裡，王正軍在春節很少回家，更是幾乎沒有去上過墳。這個春節則不同於往年，王正軍在臘月二十一就回家了，這些天就一直住在老家。王漢娃判斷，這應該是老三在西安“搞爛發了”，又要父親幫他借錢來了。
同樣不同於往年，這一年張扣扣也恰長時間呆在家裡，很多村民都判斷，也許是老三長時間在家，刺激到了張扣扣，張扣扣才動了殺機。
王富軍也說，這個春節“我弟弟在老家待的時間確實有點長。”臘月二十七，老家殺豬，王正軍幫著父親殺豬，老大王校軍也回來幫忙。王富軍感覺三弟長時間在家不妥，在臘月二十八還曾打電話給他，“我說家裡豬殺了，你要不先下來，”他想讓三弟住在他在大河坎鎮的房子裡。
王正軍說他在臘月二十九來，卻一直沒有來，他要在大年三十那天坐大哥的車，和父母一起到二哥家裡過年，結果在大年三十，便發生了張扣扣殺人的事。
12、尾聲
大年三十中午，張扣扣殺人後，他走到村外，走小路繞了一圈，走到河灘上，把刀扔進鎮上河水坑裡，在新集鎮河邊草叢中睡了一晚。
張扣扣在看守所裡告訴與他會見的律師，那一晚他心裡很平靜，但沒有睡著。大年初一天剛亮，他走田間小道到大河坎江邊上，一直走到下午13點，走了很遠的路，腿都走痛了。那天他想回家看父親一眼，走到鄰居家，他隔牆聽有人說話，感覺有很多人過來，就又翻牆跑了。他走墳地、河溝，又到了新集鎮河灘上。
初一晚上那一夜，在河灘上的張扣扣感覺天太冷，到鎮上郵儲銀行的自動取款機旁待著，這裡離新集鎮派出所很近，初二一早，七點四十五分，他到派出所自首。
在張扣扣自首的當天中午，他即被帶到三門村指認殺人現場。天空正下著小雨。張扣扣戴著手銬與腳鐐，被一個警察用“鐵鏈或者鐵絲”一樣的東西牽著。武警全副武裝，都帶著衝鋒槍。
圍觀的村民非常多。一位村民描述說，“有本村的，也有鄰村的，都來圍著看。”這不由得讓一些村民想起了當年圍觀法醫檢驗張扣扣母親屍體的場景。
張扣扣的一位女鄰居說：“我看到他被帶回來，感覺很可憐。太慘了。”
（張扣扣被帶回三門村指認殺人現場）
張扣扣的同學張慶紅也在圍觀的人群中。張慶紅在西安工作，這次春節回家，大年二十九晚上，他和另外一個同學還與張扣扣見了面，他們一起有說有笑，當時提起張扣扣在2017年出國的事，張扣扣還拿出護照讓他們看，張慶紅看了，“感覺人家不容易，還出過國呢，我都沒出去過。”
大年二十九那晚的見面很短暫，因為有事，他們很快就分開了。大年三十那天，張慶紅本來還想再去找張扣扣聊聊天，“因為過完年大家就會都走了。”這時張慶紅家裡又有一些事，上午他去了縣醫院，結果張扣扣就在村中殺了人。
張扣扣在村裡指認現場用時很短，只有十幾分鍾，先是指認了王家老大、老三被殺現場，後來又被警察牽到王自新老屋門口指認。這處指認完畢，張扣扣就被帶上車，“車排成隊開走了。”
王慶紅就擠在人群中，在王自新家門口圍觀。他看到張扣扣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什麼表情，還跟圍觀者打招呼，“手一揚，說‘沒事沒事’，就跟平常打招呼一樣。”
經過張慶紅身邊時，張慶紅對張扣扣說：“你一路走好。”也在圍觀的他們的另一個同學說：“我會去看你的。”
張慶紅看到，張扣扣聽見他們的話，一下子就哭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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