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怎麼區分實用類書法和藝術類書法？
從這個問題中可以看出來，提問者是一個對於書法不太瞭解的人，之所以會這樣說，是因為他在這個問題裡體現了一種思維方式——書法分為兩種，一種是實用性書法，一種是藝術類書法。
但是這樣想的一個問題就在於，既然是分為這兩種，那麼實用性的書法到底有何作用？在古代以及現在，實用性的書法存在嗎？
我們首先來捋一下其中的邏輯鏈條——
我們都知道書法，是一門藝術。既然是藝術，那麼他必然就有脫離實用性的一面。因為我們都熟悉這樣一句話：
藝術源自於生活，但是高於生活。
而在這裡，生活可以理解為現實的、實用的真實世界，而所謂的源自於生活，其實就是從實用的、現實的生活中提取營養、思想、觀點、看法，從而抽象、昇華出不一樣的東西來。
比如我們熟悉的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和有“詩史”之稱的杜甫，其詩歌創作有很強的現實性，就拿白居易說，他創作的《觀刈麥》，描寫的場景就是農民夏季收麥子的繁忙場景。
很顯然，白居易這樣的大官他是不用下地幹活的，而他之所以能寫出這樣的膾炙人口的詩篇，就是靠的他對現實的觀察、學習和昇華，這樣經過作者主觀的思考的東西，藉助對現實的描繪而表達出來。
這樣的創作是源於現實生活的，但是這樣的創作出來的結果是實用性的詩歌藝術麼？或者說農民拿著這首詩能不能解決他的溫飽問題呢？沒有，這首詩對於現實社會一點實際的實用意義都沒有，即便是有所改變，也同樣會有其他的、成百上千的無數農民，在封建制度壓迫下生活的一貧如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首詩有巨大的社會文化意義、有它的社會藝術價值，但是農民和白居易都不能拿它來當飯吃。
可見，藝術本身其現實意義是很少的，即便是源自於社會最底層的現實的藝術，也是沒有多少實用性的。
因此，在書法上，我想跟本就不存在實用性的書法。
當我們能談到實用性的時候，是指他在社會某一方面能快速的滿足我們的需要，而我們談到書法的時候，就關涉到其中藝術性的角度了，這裡面沒有一個實用性的需要在，純粹就是藝術性的滿足。
而能否區分藝術性、實用性之間的區別，是我們是否能正確認識書法的關鍵。
我們都知道魏晉時期，是中國所有文化藝術一個重要的轉折期，因為在這個時期，中國士大夫、中國的藝術家，其思想和心態發生了一次翻天覆地的變化，那就是人的覺醒。
這聽起來沒有什麼，但是這在當時，對於以後中國藝術文化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也就是從魏晉起，中國書法逐漸開始呈現一個明顯的趨勢，那就是不斷地脫離實際需要、脫離實用性的寫字，而漸漸進入藝術的殿堂。
魏晉以前，沒有書法，只有寫字作品，只能說這些人寫的字，從藝術的角度來看，到底是不是好的？美不美？但是對於魏晉之前的人來說，他不追求美，他只是在寫字、在記錄。美不美，寫字的人不管。
但是魏晉以後，情況不同了，書法成為了人自覺追求美的藝術，書法漸漸開始脫離實用性，朝著藝術化的方向走去，這個時候才能叫做書法。
因此，實用性的書法其實是一對矛盾詞，就好像我們說貧瘠的沃土、白色的黑帽子一樣，是不存在的。
但是中國歷史和中國藝術其中最為複雜的地方就在於，沒有什麼是絕對涇渭分明的，在中國寫字，從來就不是一件純粹的、實用性的事情，因此，在中國書法史上，許多出於實用性的文章、碑刻、題跋等，都帶有書法的印記，因此，這一點可以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存在了。
例如，王羲之集字聖教序，這塊碑石，最為重要的作用，是記錄、宣揚唐三藏西天取經的事，可以說是一塊紀實性的碑文，但是唐太宗偏偏要用王羲之的書法來篆刻，這就是一種藝術性的角度了，不是實用性的目的。
對於我們後世的人來說，這塊碑石最重要的作用是它的藝術性，而實用性，卻被大大削減了。
但是從本質上來講，聖教序仍然可以算作是實用性的書法。
因此，我們可以從書法作品撰寫的目的來分析，到底這件書法作品，是實用性的書法還是藝術類書法。
如果純粹為了藝術而寫就的書法，就是藝術類書法，如果抱著實用性的初心，而造成了藝術化的效果，仍然可以算作是實用性的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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