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會址
20世紀50年代，費盡周折，在歷史的長河中，終於確認了中共“一大”會址，並恢復了當年的原貌。然而，會址只是表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什麼地方召開，會議的內核——“一大”文件——卻茫然不知所終。“一大”代表們都記得，“一大”曾通過一個綱領和一個決議——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決議。顯然，這是中國共產黨極端珍貴、重要的歷史文獻。尋找這兩篇歷史文獻，其意義絕不亞於尋找中共“一大”會址。遺憾的是，這兩篇文獻當時只有手抄稿，並沒有正式發表過。在那樣動盪的歲月，幾份手稿能夠保存下來嗎？滄海橫流，何處尋覓？
早在1937年——在中共“一大”召開後的第16個年頭——美國女作家尼姆·韋爾斯在訪問陝甘寧邊區時，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問起了“一大”文獻的下落。在尼姆·韋爾斯所著的《中國共產黨人》一書第一卷《紅塵》中，記述了董必武的回憶：原來陳獨秀要參加會議並確定為這次會議的主席。但是，那時他必須在廣東，於是張國燾代替他。關於這次會議的所有記載都丟失了。黨的這個最早的文件，我們一份也沒有了……
是的，是“都丟失了”！“一份也沒有了”！
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一大”文件杳無音訊，遍找無著……
完全出乎意料的事，發生在大洋彼岸——萬里之遙的美國紐約。1960年，坐落在紐約的美國排名第七位的哥倫比亞大學裡，一位名叫韋慕庭的美國人處於極度興奮和極度忙碌之中。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史教授，曾和華裔美國學者夏連蔭編過《關於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及在華蘇聯顧問文件，1918~1927年》一書，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頗有研究。
霍華德·林頓告訴他的消息，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哥倫比亞圖書館最近在整理資料時，從塵封已久的故紙堆裡，發現一篇1924年1月該校一名學生的碩士論文。論文是用英文打字機打印的，作者署名為“ChenKungpo”，而論文的題目令人注意——《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
在1924年1月，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怎麼會寫出這麼一篇碩士論文？“Chen-Kungpo”這名字，跟“陳公博”同音。
韋慕庭教授趕緊調閱學校的微型膠捲檔案。從《註冊登記簿》第3卷，即“1912~1926年畢業生登記簿”上，查到了“Chen-Kungpo”其人。此人共有三次註冊記錄：第一次，1923年2月28日註冊，他填寫的生日是“1891年8月28日”，“生於廣州”。第二次，1923年9月27日註冊，他填寫生日為“1891年9月29日”。第三次，1924年9月註冊，生日只寫“1892年”。真是個道地的怪人，他的生日怎麼在不斷“變化”著，每一回都不一樣？韋慕庭隨後查閱了其他資料，查到陳公博的信息為：生於1890年，廣東南海人。這表明陳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Kungpo”。
他的生日不斷“變化”，是因為他大約不會把中國陰曆換算為公曆。他的生日可能是陰曆8月28日，頭一回寫的是陰曆。第二回則換算成公曆而又少算1日——應是9月30日。第三回也許是筆誤，也許又一次算錯，寫成“1892年”。至於把出生地寫成“廣州”，是因為廣東南海的名聲太小，美國人不熟悉，乾脆寫成“廣州”。那麼，陳公博怎麼會寫起《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呢？韋慕庭在仔仔細細讀畢《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之後，認為這篇論文倘若不摻雜著虛假的話，將是一個重大發現：此文論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極為難得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早期歷史文獻——寫於中共“一大”之後的第三年。
此文的重要性還不在論文本身，而在於它的附錄。附錄全文收入了六篇文獻：
附錄一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1921年）；
附錄二 中國共產黨關於黨的目標的第一個決議案（1921年）；
附錄三 中國共產黨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
附錄四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1922年）；
附錄五 中國共產黨章程（1922年）；
附錄六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宣言（1923年）。
在這六篇附錄中，附錄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連中國共產黨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歷史文獻！
作為歷史學家，韋慕庭擱下了手頭別的工作，全力以赴來考證這篇1924年的碩士論文。他把論文交給了多年的合作者夏連蔭女士，請她對論文本身進行初步評價，他自己則集中力量考證那個陳公博。
他拜晤了紐約市立大學的唐德剛博士。幾年前，唐博士曾一次次訪問當時僑居美國的胡適博士，為胡適錄音，寫作《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熟知中國的情況，何況胡適當年也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哲學系，1915年至1917年）。胡適參加過《新青年》編輯工作，後來擔任過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北京大學校長。
唐德剛迅速地向韋慕庭提供了許多關於陳公博的背景材料。唐德剛還閱讀了那篇論文，對文中一些疑難之處作了解釋。他從納撒尼爾·B.塞耶先生那裡得到了日文的關於陳公博的材料。他從中得知，陳公博寫過一本回憶錄《寒風集》，其中談及參加中共“一大”的經過——陳公博當年也是中共“一大”代表！
韋慕庭千方百計尋覓《寒風集》。雖然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洛氏大樓頂層收藏有許多中文書籍，但是卻沒有《寒風集》。他求助於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也找不到這本書。當得知堪薩斯大學正在跟住在香港的中共“一大”代表張國燾聯繫出版回憶錄時，韋慕庭給張國燾寫了信，問他有沒有《寒風集》。張國燾跟陳公博一樣，參加過中共“一大”，是中共早期重要活動家之一。後來，張國燾成了中共的叛徒，不得不在1949年冬躲到香港棲身。他給韋慕庭寄去了《寒風集》。韋慕庭以急切的心情，趕緊打開1944年10月由上海申報社所印的《寒風集》。此書分為甲篇、乙篇兩部分。甲篇是陳公博寫的自傳性回憶文章：《少年時代的回憶》（寫於1935年），《我的生平一角》（寫於1933年），《軍中瑣記》（關於1926年北伐的，寫於1936年），《我與共產黨》（寫於1943年），《改組派史實》（寫於1944年），《補記丁未一件事》（寫於1944年）；乙篇則是陳公博的文學作品，收入《我的詩》《偏見》《瞭解》《貧賤交與富貴交》《不可為的官》《上海的市長》《海異》等篇目。
韋慕庭的目光，停留在甲篇第191頁起的《我與共產黨》一文。這篇文章可以說用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了“Chen-Kung po”即陳公博。
在這篇文章的前言中，陳公博寫道：這篇文章我本來決定要寫的，但我同時希望藏之書櫥，待身後才發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參加過共產黨，並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這是公開的事實，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國共產黨》也有這樣的記載……
陳公博既然是中共“一大”代表，那麼，他在1924年寫出《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也就合情合理了。在《我與共產黨》一文中，陳公博詳細記述了他參加中共“一大”的經過，寫及“一連四日都在李漢俊的貝勒路家內開會”。陳公博還談及，中共“一大”曾就綱領和決議案進行激烈的爭論：“應否發出，授權新任的書記決定。我回廣東之後，向仲甫先生（陳獨秀）痛陳利害，才決定不發。”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綱領和決議案是由陳公博帶到廣州去的，他當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頭。另外，陳獨秀“決定不發”，使中共“一大”文獻沒有發表，於是留存於世的唯有手稿——正因為這樣，此後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文獻。
在《我與共產黨》一文中，陳公博還寫及他自己“在1923年2月12日隨美國總統號赴美”。他說：抵紐約之後，我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大學院，那時我又由哲學而改研究經濟……我既研究經濟，應該徹頭徹尾看馬克思的著述。我一口氣在芝加哥定了馬克思全部著述，他自己著的《資本論》和其他小冊子，甚而至他和恩格斯合著的書籍都買了……
陳公博在1923年2月12日從日本橫濱赴美，而哥倫比亞大學檔案表明他在2月28日註冊，完全吻合。陳公博在美國研讀馬克思著作，而且“倏忽三年，大學算是名義上研究完畢了，碩士學位已考過”。這也與那篇碩士論文的寫作相吻合。韋慕庭越來越意識到那篇在哥倫比亞大學“沉沒”多年的碩士論文的重要性——當然，這也難怪，在1924年那樣的年月，美國的教授們誰會注意一個二十多歲的中國學生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論文呢？韋慕庭著手詳細考證論文。他的書桌上堆滿了關於中共黨史的參考書：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布蘭特、許華茨、費正清合著的《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哈佛大學出版社1952年版），陳公博的《中國歷史上的革命》（上海復旦書店1928年版），蕭旭東（蕭瑜）的《毛澤東和我都是窮人》（錫拉丘茲大學出版社1959年版），許華茨的《中國的共產主義和毛的興起》（哈佛大學出版社1951年版），沈雲龍的《中國共產黨之來源》（臺北，1959年版），湯良禮的《中國革命內幕史》（倫敦，喬治·拉特利奇—森斯有限公司1930年版）……
韋慕庭著手寫作論文。他的論文，作為陳公博的《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緒言。由於得到哥倫比亞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的贊助，1960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了《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書，收入韋慕庭的緒言和陳公博36年前的論文。韋慕庭在緒言中指出：直到現在，人們還不知道保存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大會所產生的文件；董必武認為所有的文件都已喪失。而附錄一和附錄二就是——我認為，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大會的文件……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文獻終於在大洋彼岸被發現，陳公博沉寂了36年的論文終於大白於天下。（來源|《紅色的起點：中國共產黨建黨始末》作者|葉永烈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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