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周作人任職於北京大學附屬國史編纂處，後被聘為文科教授，俞平伯時在北京大學國文系讀書，兩人人生的交集始於此。至一九六七年周作人病逝止，周、俞二人交往了近五十年。知堂是最早為二十世紀初新文化運動文學範疇提供文本支持的人物之一，其作品很早即成為白話文革命的實績；而古槐書屋主人系出名門，為“五四之子”代表人物之一，與傅斯年、羅家倫等同為新潮社創社成員。兩人很難不在同一文化場域生活、行走。而真正使他們由嚴肅陌生的師生關係走向“道友”、同人的緣分，從這本信札集來看，是在“語絲社”成立、《語絲》週刊創刊而同為主要撰稿人後開始的。以後來的經歷說，知堂抗戰後期逾越底線“留平不出”最終困於老虎橋，老境更顯悽惶；平伯老的紅學研究觀點一度遭全國性的批判，受到不公正待遇，輾轉於幹校，兩人生平中都有思想、感情和現實劫波不斷最終走向峰頂的時刻。然而多年之後，我們來看這一部通信集，看那些手書的筆劃和所談之事，才真正能感到那一代舊學人在世間時的生趣，尤其是他們在交往中互相取暖於亂世的情形，使讀者之慨嘆尤甚於賞略作為藝術品的手書本身。
1926年6月30日知堂先生給平伯老一信，內中說，“平伯兄：今日《京報》想已見到，第七板上有一篇妙文，大罵適之，而說你是適之的‘大弟子’，……”因同為“新紅學”研究的學界人物，當時世人皆以平伯老乃“胡適之的朋友”，其實平伯老與廢名、沈啟無並稱苦雨齋幾大弟子，此整部通信集收錄俞的去信一百八十一封，寫作時間跨度在四十餘年中，平伯老始終在信中堅執弟子之禮。知堂老人比俞先生大十五歲，在早婚的時代裡似可做兩代人看待，然書信可證——兩人實早已成忘年摯友。起初信中的長篇論學因為彼此的走近而變為噓寒問暖的短箋，約稿信變成同人飯局邀約函，有時雙方只為書信往來而恭錄舊體詩寄出；互為代取薪金此類事司空見慣；深厚的中國傳統家學底蘊兼通域外文化，使他們的審美趣味相投，世觀相近，又生活在同一個“語絲”圈子裡，形成了往來書信敘事的高度默契，可直呼“某人某地”，對方便心領神會。這樣的師生關係，於今絕矣。
周、俞《通信集》所收書信雖然只是兩人全部通信中在歷次劫難的倖存者，然而透露出那個時代的端倪，尤其是學者之間的交往及其在價值觀和審美上的趨同和分歧。苦雨翁手書皆揮灑率性而為，較之恭錄以往贈友人的《兒童雜事詩》等手跡少了幾分端凝，卻多了幾分生動；平伯老的筆體在幾十年中也是為之一變，寫信並不乏花招：俞先生曾將自己所作假託明人文章，然後寫信相詢，知堂老人且不說，錢玄同、顧頡剛這般疑古、考古人物也皆盡上當。加之兩人自印和受贈的花箋圖案又多，閒章款式與內文花樣百出，實在是精彩紛呈。雖然往往是短信，但也往往反映生活的真實。舊學人無他，唯有”偷閒“二字實在是放不下。信中兩人多次提及公事家事繁雜，偷閒不易云云。然”有閒“作何排解？除了寫稿，看稿，有天下第一等的樂事：農曆春節至正月十五期間北京琉璃廠附近一帶的市集，多有書攤及古玩攤。當時北平的教授學人有”正月逛廠甸“的傳統，舊書、文玩皆是舊文人平生最喜之物。每有斬獲，奔走飛鴻於同好，大可慰藉平生；而學人遇到稀有的古書資料，則又往往會催生一部嶄新的研究著作問世。這便是文化場域了。
若論《通信集》所收書信來源，周作人的書信原物主要來源於俞平伯收藏的三大卷冊《苦雨翁書札》，其中有一段故事：
二三十年代俞平伯與周作人往來書信日積月累，為避免散失，一九二九年春，俞平伯決定將老師寫給他的書信六十封裝裱成冊，當然這也是一個傳統。當時是手工裝裱，成品據說極盡考究，首尾均有薄木板夾護，俞平伯自題“春在堂藏苦雨翁書札”籤條，故紙溫暖，可謂精美的藝術品。一九二九年清明節那一天，俞平伯攜裝裱好的《苦雨翁書札》，造訪苦雨齋，請周作人題跋。面對這樣一份凝聚厚意的書札，我們可猜測知堂老人當時的心情，他當即在卷冊上題寫了跋語，嘆世且感知己之情。後來俞先生又先後兩次裝裱了知堂的來信集，知堂都作了題跋。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四日，俞平伯又攜裝裱好的全部三冊《苦雨翁書札》，應邀到苦雨齋小聚。當時在場的同人們與他一起分享了這份價值厚重的收藏帶來的愉悅，人們皆感融融暖意。嗣後，周作人計劃如法炮製，著手整理裝裱《古槐書屋尺牘》。結果被知情後的俞平伯所阻，周只好答應緩行。至此，俞平伯雖然照樣收藏周作人的來信，但卻再也不敢提裝裱之事。這些書信於是留存下來，見證了一代舊學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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