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內蒙古的遼代考古工作取得了許多重大發現，通遼奈曼旗陳國公主墓、科左後旗吐爾基山遼墓、多倫縣小王力溝遼代貴妃墓等大型遼代墓葬相繼得以科學發掘和有效保護。這些墓葬的隨葬品數量眾多，製作精良，承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信息與科學價值。在這些隨葬品中，乳釘紋帶把玻璃瓶（圖一）、長頸玻璃瓶（圖二）、乳釘紋盤（圖三）、高足玻璃杯（圖四）、帶把長流玻璃瓶（圖五）等幾件完整的遼代玻璃器尤為珍貴，均為內蒙古博物院基本陳列的展品。
埃及人和美索布達米亞人在公元前3400年~公元前2500年發明了玻璃，用以製作首飾，並揉捏成小玻璃瓶。到了公元前1000年，古埃及人就掌握了玻璃吹制的工藝，能吹製出多種形狀的玻璃產品。
考古資料表明，新疆拜城地區克孜爾古墓的玻璃是我國境內出土最早的玻璃，年代為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500年，相當於西周至春秋時期。這些玻璃主要是一些單色玻璃珠，在生產過程中借鑑了西亞的玻璃製造技術，採用當地的礦物，如滑石、輝石、蛇紋石以及草木灰等原料製備而成。其化學成分與西亞的古玻璃十分接近，均為鈉鉀鈣硅酸鹽，但玻璃中含有較多的氣泡，技術水平相比之下比較差，這也正說明當時從西方主要帶來的是玻璃製造技術，而不是玻璃製品。
長江流域在戰國時期出現了鉛鋇硅酸鹽玻璃和鉀硅酸鹽玻璃，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此類玻璃產地。絲綢之路的開闢，使得西方玻璃製品和玻璃製作技術傳入我國。由於中國古代日用器皿慣用瓷器，中國的古代玻璃製造技術始終稱不上發達，在生活中不很常見，主要以舶來品為大宗。兩宋時的大食諸國、清代早中期的西歐傳教士都曾將玻璃製作技術傳入我國，對我國的玻璃製造產生了一定影響。由於國外技術的傳入及工匠的努力，我國人民最終掌握並發展出了一套成熟的玻璃生產技術，並於明清時期登峰造極。
陳國公主墓中出土的長頸刻花玻璃瓶，平底、折肩、瓶頸、腹與底以刻花的手法裝飾幾何花紋，為伊斯蘭玻璃中常見的樣式。經化學檢測，屬於鈉鈣玻璃，與一般伊斯蘭玻璃的成分相似。遼宋墓葬與寺塔地宮都曾發現過伊斯蘭玻璃器，其中也有數量不算太少的玻璃瓶。有學者推測，此種式樣的玻璃瓶，應為薔薇水瓶，其產地屬大食，由大食輸入中國。
眾多的伊斯蘭玻璃器傳入遼王朝，無疑是這一時期東西方貿易和交流的一種真實反映。遼與西域各國的往來由來已久。在耶律阿保機建國初期，和州回鶻即從西域遠道來貢。《遼史屬國表》記載，天贊初年，波斯、大食等國都先後朝貢於遼。遼代中期西域遣使來朝的次數增多，經濟文化的交流日益繁盛。往來於契丹的各國使者和商販很多，遼上京還設有回鶻營，專供回鶻商人居住。在高昌附近還建立了榷場，允許商販“任便往來買賣”，反映出契丹與西方諸國頻繁的經濟文化往來。
在遼代，精美的西方玻璃器成為契丹貴族之所愛，被視作豪華奢侈品，其價值遠在黃金之上，上層社會人士鬥富，往往用玻璃器皿來顯示其高貴闊綽，這也是玻璃器數量稀少且多出於大貴族墓葬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楊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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